边连宝（1700-1773），字肇畛，号随园，直隶任丘人（今河北省任丘市），著名诗人，著《随园诗集》四十一卷，《随园文集》四卷，《杜律启蒙》十二卷、《病余长语》十二卷等。由于他的诗文集在生前仅有《随园诗草》八卷传世，其余大多为稿本，流传不广，以至后世对他的关注不多。近年来，随着《杜律启蒙》（韩成武等，2005）、《边随园集》（刘崇德等，2007）、《病余长语》（马合意，2013）的陆续整理出版，边连宝的名字逐渐为人知。
边连宝出身于任丘望族，祖父以上多达者，其父边汝元，有《渔山诗草》二卷，其兄中宝，乾隆三年举人，有《竹岩诗草》二卷。边连宝诗名早著，与戈涛被称为“瀛洲二子”[1]P59，与戈涛、李才蕡被称为“燕南三子”[2]P482，与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戈涛、纪昀被称为“河间七子”[3]P4440，是清中期畿辅诗坛的杰出代表。其中与戈涛切劘最久，戈涛（1717-1768），字芥舟，号蘧园，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以编修改官监察御史，有《坳堂诗集》十卷、《坳堂文集》十卷。戈涛出身畿辅世家，早负诗名，《红豆树馆诗话》云：“乾隆中，畿辅诗人盛于河间，一郡而必以芥舟先生为巨擘。” [4]P480边连宝长戈涛十七岁，于戈涛为丈人行（边姑母为戈叔祖母），二人为至交。边连宝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诸生后，一直蹭蹬科场，自康熙五十九年至乾隆十二年（1747）先后经历十二次乡试，乾隆元年尝受直隶总督李绂、学正钱陈群举荐，应博学鸿词，未中，乃于四十八岁时决然舍去举业。家贫，以授书为生，往来于任丘、献县、高阳、雄县、新安（即今安新县）、静海间凡五十年。
乾隆十八年（1753）至二十四年（1759），在他五十四岁至六十岁时，边连宝馆于雄县西楼村李斯迈家，前后六年，宾主相得。这段时间是边连宝一生较为平静的时期，也是他的文学理论日渐成熟的时期。此时边连宝诗有“近因老病不自作，先贤遗集勤摹编”之句，而所谓“先贤遗集”即杜诗、苏诗，故有“花溪玉局作厮役”[5]之语，花溪、玉局分别指杜甫（尝居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与苏轼（尝任玉局观提举）。在这几年中，边连宝完成了《杜律启蒙》与《苏诗评选》这两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边连宝与戈涛是北方诗坛反对“神韵说”的主力[6]，如果说边连宝之前是以自己的创作来抗衡“神韵说”，在雄县这六年则主要是从理论上对“神韵说”进行批判。乾隆二十二年冬，丁忧中的戈涛访边连宝于雄县村馆，为边连宝作《雄邑东村和边随园》云：“苦执花溪役，甘为玉局佣。有文仍虎豹，吾道自蛇龙。素履何由易，明时岂不逢？吾邱台畔宅，风雪老长松。”[7]P20给边连宝极大的鼓励。同时，戈涛为之作《边征君传》《随园诗序》《杜律启蒙序》，系统总结其文学理念，且边连宝《苏诗评选》的底本为戈涛所赠《施注苏诗》，二人批注同声相应。
雄县坐馆结束后，边连宝作《病余长语》十二卷，将半生读书杂记、文学批评囊括其中，多有对杜诗、苏诗的评价以及对“神韵说”的批判，与《杜律启蒙》《苏诗评选》一脉相承，对比三者，可见边连宝文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杜律启蒙》
边连宝尊崇杜甫受乃父边汝元的影响[8]P412[1]，以至于朋友说他“尊杜甚至”[9]。对杜律的重视，反映了边连宝对诗歌创作的态度。边连宝认为杜诗最大的特点一是诗律谨严，表达浑成。二是情感真挚，字字落实。学诗从杜入手，不至于误入歧途，“李仙杜圣，圣可学，仙不可学。学圣纵未必即圣，却一级一级都是正路；学仙不成，则流为黄白采补之术，如李赤之学太白是也。” [1]P101在《杜律启蒙》凡例中，边连宝认为以往注本多少都存在一些不足，如《千家注杜》“杂而舛”，赵注“浅而略”、顾注“琐而凿”、浦注“好为异说”、仇注“所取太博”“短于抉择”。[10]P1但《杜律启蒙》的目标并不是为杜诗增加一个注本，而是以杜诗为基础，阐释自己对诗的理解及对当下诗歌创作风气的意见。作为一个标举性情的文学家，边连宝与字字爬梳的注释家的侧重点存在显著的不同。《杜律启蒙》所做的工作分为两类：一是要把杜诗中蕴含的思想、意蕴一一抽绎出来，落到实处，因为杜诗“字里行间都折叠着许多事情、许多道理”，“当于舒展其折叠处一一着眼”[10]P2，以免轻率结论，妄下雌黄。二是将杜诗中的开合、伏应、穿插、线索等一一爬梳，批隙导窾，让人看到杜诗的“一气浑成之妙”。[10]P2以免停留在一字一句的模仿上。因此，《杜律启蒙》灌注了边连宝的良苦用心，“倘目以讲章俗体，则作者之心戚矣。” [10]P2-3
实际上《杜律启蒙》的真实目的，边连宝在《凡例》中说得很明白，《凡例》有云：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不取。至谓“不堕理障，不落言诠”，盖惩于宋人之迂腐，欲鉴噎而废食也，其为风雅之祸尤烈。夫老杜之所以独有千古，远绍《三百》者，正以其精于理耳。于理既精，故言皆可求其所据。所谓如山东父老说农事，言言着实者。……乃俗人耳食，动谓诗以不可解为妙，不知妙诗无不可解，渠不自解耳。若溺于沧浪之说，而务为刘安鸡犬归存无定之言，其不陷于野狐窠臼者几稀矣。[10]P2
可见边连宝处处讲杜诗的内涵、意蕴，是针对严沧浪“以禅喻诗”理论的，“不堕理障，不落言诠”的弊端在于导致人人以“诗以不可解为妙”，且作无所归存之语以为高，舍正路而不由，最终陷入“野狐禅”一格。边连宝认为无论是严沧浪“不落言筌，不堕理障”还是“诗之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种种观点均源于董仲舒的“诗无达诂”，他认为“诂而不达，非诂也；诗而不可以达诂，非诗也。” [1]P333这是边连宝的根本观念，即一字一句要落到实处。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过分强调复古，导致其创造性不足，似则优孟衣冠，不似则画虎类狗，且复古走向末流，造成文坛上剽窃和剿袭作风。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源于严沧浪以禅喻诗，以“言有尽而意无穷”“味在酸咸之外”为特点，针对七子的复古剿袭之习提出了新的理念，成为百年来的主导思想。边连宝批评严沧浪，实际上是对王士禛“神韵说”的釜底抽薪。边连宝认为神韵派的诗一味追求清丽的风格，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寄托，最终导致形式主义。因此，边连宝认为要真切的理解杜诗的“言言着实”，如《凡例》云：
杜诗中不无拙句、俚句、晦句、粗质句、堆累填凑句，然自不害其为大家。若如近世诗人，字字甘滑，言言工美，了无真意行乎其间，则亦诗中之乡愿而已，何大家之有？故遇此等句，必明加指摘，不敢模棱附会，自误误人，而兼以误杜。[10]P3
边连宝认为，杜诗中也有很多拙句、俚句、晦句、粗质句、堆累填凑等，但由于情感真实，依然称得上大家，近世诗人尽管语言文字上无可指摘，但毫无感情可言，这才是诗的最大弊端。所谓“近世诗人”，实际上指的是王士禛，《病余长语》卷十一以王诗举例云：
阮亭《雪后怀家兄西樵》：“竹林上斜照，陋巷无车辙。千里暮相思，独对空庭雪。”其意境之萧疏、风怀之淡远，不待言矣。但人人可怀，不必其为西樵也；人人可怀西樵，不必其为阮亭也。以兄弟至亲，远在千里之外，欲以一言问讯，应作贴皮靠骨之语，乃复为此不着墙壁、不关痛痒者耶！昔人以不切者为陈言，然则此亦陈言而已矣。又《真州怀西樵》：“依然山郭与江楼，长夏萧条只似秋。十里香生芰荷水，乱蝉声送木兰舟。 试寻战垒连京口，无数云山指石头。曾与坡公吟赏地，对床风雨恋真州。”此诗通首健旺，前伏后应，律法亦极浑成，但除却“坡公”字，人人皆可借用；至“对床风雨”，虽兄弟事，而朋友亦可通融也。[1]P376-377
边连宝认为，王诗文字华丽，无可指摘，但其弊端在于不切实际，思念兄弟的诗可用于思念任何人，也可以被任何人用于思念他人。其中没有“贴皮靠骨之语”，都是“不着墙壁、不关痛痒”的符号性的话语。而他自己作诗，一定要落到实处，“余生平诗笔，凡得意之作，其当日缔造经营之艰苦，在于何地何时，作何情状，迄今思之，一一如在目前也。”[1]P375这是边连宝反对王士禛最主要的原因。
边连宝认为，杜诗中偶有王士禛所谓的“神韵”句，但为数不多。如《杜律启蒙》七言卷之三《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之三，边注引黄生云：“‘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言其不信己衰；‘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言其善会人意。严沧浪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边连宝云：“余谓两结自佳，然专学此种，便恐坠入恶路。故沧浪以禅论诗，余深不取。”[10]P468边连宝认为，王士禛所谓的“神韵”就是专学此等语句，尽管在此处没有挑明，但在给戈涛作的《坳堂诗集序》中，他以此为例批判“神韵说”云：
自严沧浪以禅喻诗，创为“不落言诠，不堕理障”“如空中相，如镜中花”之说，其为风雅之祸者甚烈。而近世之劫持文柄者，复宗其说而改其面目，谓诗当以神韵为主，于是天下学者靡然趋风，社稷而尸祝之。下者循吻希声，高者摹神追象，务为无所归存、不着痛痒之言以相高，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为神韵也，于是乎诗道至此而大敝。夫诗以性情为主，所谓老生常谈，正不可易者。不主性情而主神韵，得无影之掠而风之扑乎！杜甫氏千秋宗仰，求其所设神韵者，不过曰“浣花溪里花含笑，肯信吾兼吏隐名”而已，再则曰“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而已，外此无有也。善乎周珽氏之评杜也曰：“绝脂粉以坚其骨，贱风神以实其髓。”神韵家不磕自碎矣。[2] [1]P209
边连宝认为“神韵说”乃是对严羽以禅喻诗改头换面的产物，天下翕然而从，以此相尚，导致“无所归存、不着痛痒”，成了诗道的弊端。诗应该以性情为主，无性情的神韵如同捕风捉影，无所依托。边连宝看到了“神韵说”过分追求华丽的外表而放弃真实的情感表达，这种形式主义与前后七子的优孟衣冠本质上并无不同。《病余长语》卷三云：
《墨客挥犀》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公《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渊明《归去来引》，沛然如肝肺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未尝以文章名世，而词意超迈如此，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此段说得甚好，周珽之评杜也曰：“绝脂粉以坚其骨，贱风神以实其髓。”与此正互相发，神韵家被此等话说磕碎。乃《香祖笔记》亦复引之，盖韪其言而不能用也。” [1]P103
这段话与《坳堂诗集序》如出一辙，可见边连宝的主要文学主张是真实地抒发性情。尽管王士禛也提到类似的主张，但并未在实践中执行。边连宝认为王士禛不但写诗没有真性情，在对诗的理解方面也存在不足。如《杜律启蒙》七言卷二《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惟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
边连宝云：“历历数去，惟君家酒杯最宽，而又不厌百过，此真可以索饮矣。此戏意也，想路之于公，必极其倾倒，故戏之如此。不然，公常恐失身于杯酒，岂尽人之欢者哉！而旧评以‘寒乞’目之，何也？” [10]P429 “以‘寒乞’目之”指的是《杜诗详注》引朱瀚曰：“六类寒乞语，七似庸鄙，八无晶第，皆非少陵本色。”边连宝认为杜诗中此等语句是玩笑之语，不能看作事实如此。这就是杜诗“字里行间都折叠着许多事情、许多道理”之处，应当细心体会。《病馀长语》卷九云：
陶《乞食》篇结句云：“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东坡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雪崖云：“主人无嗟来之声，陶公有冥报之感，仁风厚道，两见其美。”余谓以一饭之德，欲贻冥报，说得如许凄楚可怜，此正是他玩世不恭处，东坡、雪崖未免都为所瞒。杜少陵云：“朝扣富儿门，夕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亦玩世不恭之意，与此正同。[1]P320
边连宝认为这些类似哭穷的“寒乞”相，乃是诗人玩世不恭的体现，不能坐实理解。苏轼、庞垲因此误解陶渊明诗词，王士禛对此类诗的理解语他们相同，《病馀长语》卷九云：
“去岁买琴不与价，今年沽酒未还钱。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向见芥舟书此诗，疑为唐句，阅《池北偶谈》，乃知为近人作。然阮亭讥其为破落户子弟，可谓不知言矣。[1]P44
这首诗是唐代李播的《见志》，边连宝认为此诗与上述杜诗一样，属于“玩世不恭”的表达，并非事实：王士禛《池北偶谈》坐实以为“破落户子弟”，因此边连宝认为他对诗的理解不深入。边连宝以诸生终身，四处颠沛，但他生性正直、幽默，在穷愁之中不忘自嘲，这是他能成为杜甫知音的原因。以自身的经历去理解同样穷愁的杜甫，确实比那些“坐清宴之堂，发从容之论”“了无感慨，绝少激昂”[1]P29只好以“神韵”作为藏身之所的士大夫要真实深刻得多。戈涛为《杜律启蒙》作序云：
自有律，律与古分；自有杜律，律与古合。律与古分者，声耳，貌耳。遗其貌，略其声，寓比托兴于四十、五十六言之中，纵横跳荡，绝不为格韵偶比之所棘阏，则又乌辨其孰为古、孰为律，而强为之低昂哉！且夫律之为义，取诸乐，乐律主变，不变不能为律，变而失其正，亦不得为律。律至于五声、七均、八十四调、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有七之分数，而实归本于九寸之一管。杜之律起伏转换屈伸掩抑，几于不可方物，而切而求之，尺寸不失。呜乎！此其所以为杜律也。……先生是编，爬剔栉梳，非惟勤于杜也，即杜以申律，即律以反古，是在善会之矣。[7]P149
戈涛认为边连宝对“律”的重视，是通过“律”的形式，回归到自然的“乐”的状态，不仅仅是四声拗救的文字游戏。边连宝“即杜以申律，即律以反古”，其“反古”不是前后七子的模仿，而是反归于古乐的质朴，这样的“反古”，实际上是“归真”。戈涛的序从律——乐——自然的角度阐释了《杜律启蒙》的理论意义，这对边连宝“性情论”是一个形而上的提升，二者相得益彰。（待续）
[1] 马之驦《渔山诗草序》：“其所为诗，寄托遥深，藏锋敛锷，有陶柳之风，近因家业中落，穷愁著书，益肆力于吟咏不辍，雄浑悲壮几几乎问津于浣花草堂，排闼直入矣。”
[2] 戈涛去世三十余年后，翁方纲为《坳堂诗集》作序，有感于边连宝不同于己见，乃自作主张，删去边序，《病余长语》所存者，特其首段耳。
作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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