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都为自己的方言——北京话感到自豪。一般的方言都只在当地流行，北京话可不然，它通行全国，哪个地方的人都能听得懂，而且还都学着说。这种通行全国的话正名叫普通话，从前叫国语，也叫官话。这种话跟北京话没有多大区别，把北京人说的北京话去点儿京味儿，就成了普通话。比方说，把“今儿个天儿不赖”改说成“今天天气不错”，就成了普通话，可就是京味儿了就差多了。
北京市的十区九县一千万人口，说的可并不都是京味儿十足的北京话。除了外地新来落户的不算，只看土生土长的，从北京城区往西一进山区，口音就变了。往东也是一样，到了平谷县，“鲜肉”说成“咸肉”，“咸肉”说成“鲜肉”，整跟北京话颠倒。往南虽然没有山，可是刚出北京市，一过涿县、固安，口音就变得跟保定话或者天津话相近了。只有往北，从怀柔出北京市，经过承德、围场、赤峰直到东北各省，口音虽然也慢慢儿变，可是差别并不太大。整个东北，除了旅大一带说的是山东话以外，其余的地方说的话都跟北京话很接近，比离北京只有二百多里的保定话、天津话更接近。从北京往东北直到满洲里、哈尔滨，这么一大片地方，一亿多人，说的话基本相同，这不但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北京是八百年的古都，这八百年里，有将近五百年是在女真、蒙古跟满族的统治之下的。因此，北京可以说是汉族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建立起来的。
北京从金朝的中都经过元朝的大都到成为今天北京城区基础的明朝北京，城市位置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可是住在北京的人变化就太大了。
金朝的中都城里住进了不少女真人，有贵族，也有奴隶，他们在来中都以前就已经说汉语，而且已经不会说女真话了，从皇族到宫廷卫士都是如此。金世宗完颜雍很为此忧虑，曾经几次下命令让女真人学说女真话，他曾经申斥皇太子和各亲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连皇太子都不会说女真话，这问题确实够严重的了。女真族一直住在东北，他们说的汉语，应该就是当时的东北话。
元朝的大都城是当时世界闻名的繁华都市。这时大批的蒙古人住进大都城，跟原来住在这里的汉族人、还有已经汉化了的女真人住在一起，他们跟女真人不一样，不会说汉语，还强迫汉族人学说蒙古话，到今天北京人管街道叫“胡同”，就是蒙古话留下来的。这个时候，住在大都的有原来的汉族人跟女真人，有新来 的蒙古人，还有蒙古人带进来的其他民族的人（蒙古人管他们叫“色目人”）。大都城住的民族更多了，也更加开放了。大都人说的大都话自然也就发展得非常快，已经跟今天的北京话相当接近了：
元朝灭亡的时候，蒙古族匆匆忙忙从大都城撤退。经过连年的战乱，人民纷纷逃难，这时的大都城已经残破不堪，人口稀少，土地荒废，原来繁华富庶的元大都城在明朝开国初期一直是“商贾未集，市廛尚疏”（明沈榜《宛署杂记》），可是，当时仍旧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居民没有离开，分散在大都城及附近地区居住。明朝初年，有一位南方学者白范到北京来，曾经写了一首诗描写将到北京时的景色，其中有两句是：“人烟多戍卒，市语杂番声”（《天府广记》卷四十四)，街市上的“番声(外族语)”能够给初到的南方人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当时北京附近的少数民族居民仍旧是相当多的。
明朝灭元以后，把大都改称北平。为了恢复过去的繁荣，不断从各地向北平府大量移民，每次移民的数目都在万户以上，移民的范围从河北、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其中有穷苦的农民，也有殷实的富户。到公元1421年迁都北平府，并且把北平改称北京的时候，又从南方带来了大批高级官吏跟各行各业的工匠，从明朝开国到迁都北京的这五十多年，迁来北京的外地人，如果每户按五口人计算，估计总有几十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分散住在城里跟附近的农村。直到现在，北京郊区还有一些地名可以看出当年移民的痕迹，例如，顺义县有绛州营、稷山营，大兴县有赵县营、大同营，都是山西的地名。北京郊区的一些老人还爱说自己的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可见当时从山西迁来的人非常之多。
明朝初年的大量移民使得人口已经十分稀少的北京又繁荣了起来，住在北京的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各民族聚居逐步变成了汉族各地人汇集到北京。跟北京话接触最多的也不再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各地的汉语方言了。《宛署杂记》里曾经谈到当时的北京话，说是北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并且举出，只父亲的称呼就有三种：“父曰爹，又曰别（平声)，又曰大”，现在山西跟西北一些地方的方言就管父亲叫“大”，可见当时这三种称呼可能是不同方言的不同称呼，至于今天最常用的“爸”，那时候反而没有出现。
到了清朝入关，北京的居民和北京话又经过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满族跟当年的女真族一样，在东北的时候受到东北汉族人很大影响，这些汉族人绝大部分都是历朝历代被东北少数民族俘虏到东北去的，从辽到清朝入关以前，都不断有大批的幽燕地区跟中原地区的汉族人被俘虏到东北去，次数之多，数量之大，都是很惊人的，最多的时候一次可以俘虏去三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原来就是北京附近的居民。他们被俘到东北以后，成了当地的居民，可是仍旧说原来的方言。这些汉族人的文化跟生产技术都比较高，当地的少数民族受他们的影响逐渐汉化，甚至放弃了自已的语言说起汉语来。女真人如此，满族人也是如此，在入关以前，满族人已经不大说满语，东北的汉语已经成了当时满族的通语言了。
清朝占领北京以后，为了巩固满族的统治，大量圈占了北京城郊的房屋跟土地，并且把北京内城（今天的东城区跟西城区）全部作为八旗驻地，由八旗兵从四面保卫着皇宫，原来住在内城的汉族人被赶到了外城（今天的崇文区跟宣武区）去住。内城住的主要是新从东北来的八旗兵跟他们的家属，说的是东北带来的汉语；外城住的是原来北京的居民，说的是原来的北京话。这就是清朝初年北京话跟北京人的基本情况。
清朝初年这种满汉分居的政策使得北京外城的人口大量增加，从外地来北京做官的、做买卖的、赶考的、谋事的都只能住在外城，外城很快就成了北京的商业跟文化的中心。据乾隆年间编的《宸垣识略》里记载，当时在北京的各地会馆一共有将近二百所，都聚集在外城，可见当时北京外城有多么热闹，可以说是五方杂处，百业杂陈。到乾隆以后，满汉分居的规定定执行得不那么严格了，内城也慢慢儿热闹了起来。可是，直到清朝末年，搬到外城住的满族人仍旧很少，据当时统计，还不到外城人口的百分之五；搬到内城住的汉族人比较多，内城人口大致满族汉族各占一半。
现代的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族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话从元代以后一直跟汉语各方言有密切接触；内城满族人说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这种话过去在东北的时候跟当地少数民语言有密切接触。这两种话的源头都是过去幽燕一带的方言，前一种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后二种是由历代被俘虏的汉靛人带到到东北去的。两种方言来源相同，相互之间差别本来就不大。随着清朝入关在北京汇合以后，经过三百年的交流，逐渐也就融为一体，成了现代的北京话。
五六十年前，鼓楼、什刹海北城一带老北京说话，听起来就跟虎坊桥、菜市口南城一带不完全一样，虽然京味儿都挺足，可是用词儿跟语气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儿差别。比方说，早年民间管火柴叫“取灯儿”，南城人说起来跟现在的北京话一样，只说成两个音，“并到“灯”里成了儿化音；北城人当时就说成三个音，只是“儿”说得轻一点儿。近几十年，北京城交通不断发达，内外城人口也大量流动，原来的这一点儿差别目前可以说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年轻的北京人，说起话来虽然还是京味儿十足，可是要想从他们嘴里听出内外城的差别，就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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