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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其昌 ‖ 《析津志》的名称、所记地域与保存志文的书籍

北京在唐代为幽州。契丹族建辽,于会同元年(938年)定为陪都,名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古人以垦土分野,北京是古燕国地,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开泰元年(1012年),遂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志书也就取名《析津志》或称《析津志典》,有时也叫《燕京志》。书以析津为名,但它记述的内容,却不仅限于辽代,金代内容也不少,而以元代最多。元代人记元代事迹,也最为确切可信。

辽代的南京故城,在今天北京城西南侧宣武区界内。入金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又建为中都,仍旧沿用辽代故城。元代建国,以中都城残破,又于残城东北五里处另建新城定都,即大都城,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辽金故城地点偏南,当时就叫南城、旧城或故城,偶尔也叫燕京城。新建的大都城,叫新城、北城、新都或大都城,这在元人文集中如此,在《析津志》中也是这样。也许因为志文兼记旧城事迹,所以又叫《燕京志》。

辽代南京,郭下本治两县,东部为蓟北县,西部为幽都县,开泰元年改南京为析津府后,郭下仍治两县,但名称改变了。蓟北县改为析津县,幽都县改为宛平县。这样一来,终辽一代就有两个析津,一个是府名,一个是县名,而且都在旧城。志文中凡用析津名称时,指府还是指县,这在当时人是清楚的,今人阅读就必须注意了。   

金建中都之后,析津府改为大兴府,郭下仍治两县,原辽代的析津县改为大兴县,宛平县仍叫宛平。元代另建新城后,郭下又治两县,即大兴与宛平。这就是说:旧城之中原有大兴、宛平,新城之中也有大兴、宛平,名称一样,但时代不同,位置不同了;前者属辽金,在旧城,后者属元代,在新城。《析津志》主要是记述辽金故城与元代新城的事迹,两县的名称经常出现,极易混淆,在阅读时就更要加意分辨。

辽代析津府领十一县,除析津、宛平外,还有武清、香河、安次、永清、昌平、良乡、潞县、玉河、柳阴等。析津、宛平两县的属区,基本上是今天北京四郊附近,昌平县名称不改,今天还叫昌平,良乡今改镇,潞县是今天的通县,玉河县已废,旧址就是京西的城子村,在三家店南,今属门头沟区,漷阴县已废为村,叫漷(音火)县,属通县。其他县有废有存,今多属河北省,大体看来,析津府治县比今天北京市辖区略小。现存志文,主要记析津、宛平,其他县记载较少,偶有记载,内容也很简略。

析津府又领六州,计顺州,檀州、涿州、易州、蓟州、景州。有的今属北京市,如顺州即今顺义县境,檀州今为密云县境,其他属河北省或天津市,但志文很少涉及。

保存《析津志》内容的书籍,就目前所见,有下列数种。

1.《日下旧闻考》

清代康熙中,朱彝尊曾撰《日下旧闻》,对北京的历史掌故、民俗风物记载很详细,旁征博引,引书一千六百多种,但是并没有引到《析津志》。到乾隆时敕令重修,又作了补充、考证,增添了内容,定名为《日下旧闻考》。这一次的增补,从《永乐大典》中引入了《析津志》,志文的部分内容,被《日下旧闻考》保存下来了。

 2.抄本《析津志》

首都博物馆藏《辑本析津志》部分内容辑自《日下旧闻考》;另有辑自《永乐大典》者,计崔字韵、京字韵、局字韵、仓字韵,庙字韵、尊字韵、服字韵、郊字韵、队字韵、蔬字韵、堂字韵、门字韵,台字韵、站字韵等,以站字韵记元代站赤内容最多,纂辑者姓氏与辑录年月不详。另在天头中常有小题签,注误字,推想这可能是北京图书馆同志们校阅时的心血。

本册中有清人胡敬《南薰殿图象考》卷下转引《析津志》一条,内容是记述“□□”即元代的“□□冠”。应该注意的是:胡敬的《南薰殿图象考》一书,目前仍有印本流传,经与原书核对,我曾发现,原书引《析津志》计两段,而转录中误漏下段。遗漏原文是:

 袍多是用大红织金缠身云龙,袍间有珠翠云龙者,有纳失失者,有金翠描绣者,有想(厢),其于春夏秋绣冬轻重单夹不等。其制极宽阔,袖口窄,以紫织金爪。袖口才五寸许,即大其袖,两腋摺下,有紫罗带拴于背,腰下有紫提㧿,但行时有女提袍,此袍谓之礼服。

上段讲的是冠,这段是服,冠、服是两回事,但作为《析津志》的原文,显然是原辑录时的贻误。至于所引《永乐大典》诸韵文字,是否有所疏漏,原书不易核对,就不得而知了。

另二册首页均有印章“述史楼”,“维则所得善本”;书后印章为“会稽徐氏铸学斋藏书印”,下册后又有徐维则跋文二则,并有小印章“会稽徐氏”等。从跋文看,二册题名《析津志》还是后来的事,从前不叫《析津志》,而是题名《宪台通纪》。徐氏跋前记:

右书二册,山阴李柯溪吏目宏信小李山房藏本,后归同邑孙古徐先生沂小青书楼者也。旧于首题《宪台通纪》,为柯溪先生手笔,装修时为鼠剥去。按《宪台通纪》元人赵承禧、潘迪各有其书,载在《元史·艺文志》。是书现存古迹、岁纪、祠祀、析津风俗、学校诸门,又有朝仪、祭祀、迎驾、岁仪、驾回、舆地诸类,见于注中,皆非通纪所应收之事,且学校门中有今改为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之语,岂有元人之书而载明事?其非《宪台通纪》可知,殆柯溪先生因载有《宪台通纪》序文而偶题之欤?……光绪丁酉十月徐维则记。

徐氏的跋文,除记录本书的流传过程外,又提出来本书不是《宪台通纪》,这一意见十分正确。徐氏的第二则跋文又记:

    又案:书内引《大一统志》(按:即《元一统志》)、《天京事略》、《舆地要览》、《岁时风纪》,皆元人之书,今已不得见,赖是足以知大较,引《析津志》殆即熊自得《析津志典》,则又记。

徐氏认为所引《析津志》就是熊自得的《析津志典》,这当然是对的。其实,如果仔细考察,倒可以说,没有引注《析津志》处,也同样是《析津志》原文,证据是:文中出现“臣梦祥曰”、“梦祥曰”凡数处,梦祥即熊自得,是《析津志》的著者,文下不注引自《析津志》,也应该是《析津志》文无疑。原题《宪台通纪》显然是错的,致误的原因,正如徐氏所说,是文中有一则《宪台通纪》序文所致。什么时候改为《析津志》,已经不清楚了。至于跋文中提到的内容中曾有记明代洪武三年事迹,这涉及《析津志》的最后定稿年代,下面还可以讨论。

3.《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

首都博物馆藏抄本《顺天府志》八册,仅见七至十四卷,里面保存了《析津志》内容不少,这八册是1954年时借用北京大学原藏抄本复抄的。原抄本是清代学人缪荃孙录自《永乐大典》者,故名大典本《顺天府志》。

朱元璋建明,定都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府,太宗永乐元年(1403年)改称顺天府。题名大典本《顺天府志》,实际上就是明代初年的《顺天府志》,《析津志》成书于元末,《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六年(1408年),所以《析津志》的部分内容收入了《永乐大典》,现在又被缪荃孙抄录出来,很多是新见的内容,    

4.《金史纪事本末》与《京师坊巷志稿》

《金史纪事本末》,清李有棠撰,首刊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今有中华书局标点本。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乡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卒于光绪末或宣统中,书中诸章之“考异”部分,散引《析津志》十余条。部分是原文,有的是原文大意,但都与上列诸书之引文重出。看来李氏之引文,或者来自《日下旧闻考》,也可能是从其他书籍转引的。

清人朱一新撰有《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出版社有标点本,内列北京街巷不少,各条下也有几处引到《析津志》,不过,引文也和上列诸书所引重出。《京师坊巷志稿》实际上就是《光绪顺天府志》坊巷部分的底稿,缪荃孙曾经主持过该书的编纂工作,他又从《永乐大典》中摘抄过《析津志》,所以朱氏所引的《析津志》文,就很可能是来自大典本《顺天府志》了。

上列几种书籍,无论是抄本、印本或辑本,都在不同数量上保存了《析津志》的内容,而且,也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渠道来自《永乐大典》。但是把这多种书籍所引《析津志》文汇合起来,也还不是它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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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其昌(1926-2010),河北安国县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195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调查研究组,后转入首都博物馆,长期从事北京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1956年参加明代定陵的发掘工作,担任考古发掘队队长。1985年-1988年任首都博物馆馆长。1988年退休,后兼任首都博物馆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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