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传统上，“国际社会”“国家”与“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分析单元。多年来，政治心理学从“人”的维度出发，关注国际关系中重要人物的心理特质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那么，人的行为在外交活动中会释放何种信号？对信号的解读如何影响着国际关系走向？决策者如何管理信号的成本与收益？这些问题成为外交信号理论研究者近年来的重要关切，并成为政治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暨“外交信号的理论与实践”在京举办。围绕外交信号的成本与类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个跨学科的尝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林民旺认为，当前，国外学界关于信号的研究较为充分，生物学、博弈论、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在参与此主题的讨论。林民旺对无成本国际信号进行了初步的类型化。他认为，国际关系中无成本的信号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威慑话语，指一国表达决心的强硬姿态。二是外交礼仪。主要表现在新元首上台后首访国家的选择，体现了国家关系的亲密度。三是就职仪式与访问级别。例如，在重大纪念日邀请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是否参加、何时来访、访问级别如何等都包含着一定的外交信号。四是时间次序，如战争中的撤兵次序。五是座次地位，如成为某一组织的成员本身就是一种地位的体现。六是外交调解。争端中谁来调解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调解者一般需具备足够的信誉或者使各方服从的实力。七是和解和道歉的姿态。例如，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犹太纪念碑前下跪，最终促进了欧洲各国摒弃前嫌、走向融合。
《外交评论》编辑部主任吴文成关注成本信号与决策者对观众成本的管理。他以三顾茅庐、千金买马骨等历史典故为例，认为成本信号所包含的观众成本对承诺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认为，观众成本越高越好。在关于政体类型、附加变量的政体类型和信号特性这三类研究中，都表达了类似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一旦将观众成本视作外生于政治结构的变量，那么领导人可以通过加强解释、管控精英联盟和秘密外交等手段对观众成本进行规避和管理。
吴文成认为，通过大众传媒等方式，决策者能够高度认知观众成本。但是，在利用国内观众成本时，决策者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决策者可以释放高成本信号，进而提高承诺可信度；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观众成本过高，则会对其选票基础造成影响。因此，决策者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观众成本管理：议题内的渐进式承诺、优先选择次要议题以及对冲性的议题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副主任杨原表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之间难以判断彼此的意图，因而往往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这一观点需要解释两个层面的质疑：一是意图是否真如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难以判断，二是即便意图无法判断，国家是否必然选择对抗、不合作。意图判断问题本质上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这就导致博弈双方无法判断对方究竟有哪些可能的策略选项以及每种策略选项的效用到底有多大。例如，在不对称联盟中，小国担心大国是否会在危机时刻施加救援，这是因为小国无法判定援助行为对大国的效用有多大。
杨原表示，以费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路径，提出了两种增强承诺的机制，即“沉默成本”和“自缚手脚”。前者指的是增加做某件事的成本以表达决心和对目标的渴求，通过支付这些成本向观众表明其意图的真实性；后者指的是主动增加不做某些事的成本，以表明一旦做了某件事，自身将负担极大的成本。这两种机制有可能同时发挥作用。此外，国家在面对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有时反而会选择合作。这是因为，国家可以通过释放有成本的合作信号以促成合作，这种信号成本比冲突成本要小得多。
应平衡“道势术”三个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野、保健云、宋伟、尹继武进行了全面评议。田野提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信号成本是有无的问题，还是大小的问题？信号成本有无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信号成本的研究对传统的国际关系话语、修辞研究有何种贡献？决策者对观众成本的管理拥有多种手段，那么不同类型决策者所使用的手段是否有区别？决策者和选民偏好的匹配与偏离研究，是否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中的行业联盟理论？决策承诺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何受到时间不一致性的影响？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保健云提出了信号研究的五个关键词、五个分析维度、五项疑惑。他认为，信号、成本、决策、意图和外交是信号研究中的五个关键词，学者需要探讨这些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提出的五个分析维度为：信号从何处产生；信号的加工与传播；信号受众的反应；信号受众的计算；基于信号的决策。他提出的五个疑惑为：如何清楚地界定信号？信号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信号成本的界定如何才能更清晰？信号划分类型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处理信号的学理逻辑和现实逻辑？
宋伟认为，在研究信号时，需要区分真实信号与合理信号。例如，很多时候地位信号的发出可能会导致反效果，过度示强可能招致他者的制衡。此外，如果从中国文化中的“道势术”三个层面来看，信号研究无疑属于国际关系研究中“术”的层面。一般情况下，国家的意图不是通过“术”表现出来的，因此也无需过分关注其意图，而更需关注其核心利益。
尹继武认为，第一，话语威慑与无成本信号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明确。第二，时间性是信号研究中的关键要素，不同的时长、时间节点具有不同的信号指向，信号成本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第三，承诺的本质是为了化解观众成本而进行的形象保护，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第四，成本信号的产生是基于情感信念的，不是理性主义的。第五，关于地位信号的研究，要注意到既存在炫耀信号，也存在低调信号。第六，个性往往不是信号而是标志，将个性与权力布局进行匹配可能更有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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