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闻：我的主持感受--痛并感动着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力闻
我在大学是学经济管理的，尽管现在当了节目主持人，可学科结构的烙印还是无法摆脱。经济学中有个理论——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不是最长的那一块。以此理论套用我主持的《长安夜话》的听众所组成的宽广的社会，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程度应该取决于低端人群的生活水准与整体素质。因此，为这一群体进行更多的精神、物质帮助，创造社会和谐、温暖、友爱的舆论氛围，是媒体人的责任。我常想：虽然我不是最长的那块板，但我应该帮助我身边的几块板长得更长一些。在主持《长安夜话》的五年时间里，面对几百万听众，我力求把耳朵贴在群众的胸脯上，把节目办到听众心坎里，用自己的沙哑的声音坚持着。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听众给予了我无私的关爱与追捧、鲜花簇拥、名利加身。而我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与自满，这既是为了我依然能保持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本色，更是为了我每天在电波中相会的、生活在痛苦、困惑与矛盾中的人们。五年的时间，我在不断向社会付出精力、智慧和爱，但我从生活的原生态中获取的感动与教益则远大于此。如果非要评价我的感受，我恐怕不得不套用一句很俗的话：“痛并感动着”。
两封信
《长安夜话》节目是一档通过主持人接听热线并对听众提出的人生、婚姻、家庭、事业、就业、升学、人际关系及心理等方面问题进行咨询的节目，其主题决定了她的受众中有一大批是弱势群体。节目创办十三年来，一直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近五年来，始终名列陕西广播收听率的第一位，是陕西广播最具影响力的品牌。除了每天晚上在节目中为听众服务之外，主持人还经常会收到大量的来信。信中涉及了广播节目之外更为复杂的内容。近期，有两封信给我形成了强烈的震撼，在我因见到太多而日趋麻木的心灵上再次扎出了“痛感”。
第一封信。2005年7月，一封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只是在落款处写着“一个痛苦的女人”的信摆在我案头。信中写到，她是陕西农村一户人家的大女儿，母亲是弱智，父亲是个没本事的人，家中还有一弟一妹。因为家庭生活窘迫，她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十几年间，她当过饭馆服务员、给建筑工地做过饭，也种过地，可是这一切都不能缓解家庭生活的困境。长年的生活压力让父亲脾气暴躁、整日借酒浇愁，醉了就发酒疯，打妻子、儿女。她恨自己的家庭，又无法摆脱自身的责任，她羡慕别人有幸福的家庭，有平等上学的机会，有美好的未来，可她的出路，家庭的出路在哪里？在信的最后，她悲愤地写道：“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长得漂亮些，再丰满些，胸再大一些，如果这样，她就可以出来当坐台小姐了，我就能挣很多钱了，我就可以给我妈妈看病了，弟妹上学也就有学费了，可惜，我真蠢啊，我活着一点用都没有”。看完这封信，我泪流满面。
第二封信。2005年10月，我接到这封来自西安灞桥区新合乡属名李江锋的来信，他写到，他是陕北人，因家里穷，4年前到西安当了上门女婿。岳父为聋哑人，岳母为精神病患者。2005年7月，4岁的女儿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救活女儿，他倾其所有，但也是杯水车薪。四处求助，也实在解决不了化疗需要的十几万的费用。目前，家里能卖的全卖了，亲威朋友能借的也借遍了，他找过媒体，也找过地方民政局，却始终没有答复。他每天处在绝望与焦虑的边缘。 他写道：“我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抢劫！这或许是我的惟一选择。我能想象到后果，但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鲜活的生命在我眼里消失吧！力闻老师，我该怎么办？过去，我当兵在新疆看押劳改犯，我不想成为他们，可我……”。 这封信，让我如坐针毡，彻底难眠。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谁来帮助这些同在三秦大地上的兄弟姐妹？这两封信，与其说是向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求助，不如说是借此向生活发出的呐喊。作为一个省级媒体工作人员，一个所谓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一声声呐喊面前，所有的自信与风光都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无奈与痛楚。多年以前，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震撼了一代人，多年以后，“三农”问题依然如此尖锐与矛盾。对于西部地区的贫穷，我感触很深，对由此派生出的观念的落后，人群心理的脆弱及固执更是感慨良多，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我们生存的社会如此需要和谐，中央发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是如此的英明与意义深远。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与媒体人只有深刻领会其思想实质，旗帜鲜明地传播先进文化，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人生价值之所在。
两个人
我和《长安夜话》每天都会接到一些心急火燎的电话，恳求指点迷津：如对于丈夫已有外遇的不知所措，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与家人发生分歧，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一筹莫展，女性对夫妻情感破裂而精神崩溃，中学生濒临失学时的茫茫然然，一家几人下岗后的走投无路，早婚早孕的满腹苦水，失恋后的惆怅与离异后的酸楚……面对这些难题的接二连三与纷至沓来，我总力求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个别疏导与耐心解惑，直到问题解决或者群众满意为至。 多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许多弱者的境遇令人同情。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们自身的知识的贫乏、观念的陈旧、心态的失衡、无知而强硬的处世方式等缺憾是造成此境遇的重要原因。在实践中我发现在弱势群体中存在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而其理论温床是封建主义，并非完全是西方腐朽思想。比如，农村现在还无法真正实现婚姻自主，封建的忠孝思想依然广泛地残留在人们心中，涉及到工作、学习、生活诸方面。所以，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心理抚慰，传递人文关怀与社会温暖，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的反对错误思想，培育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2003年的一个夜晚，一位父母双亡的农村打工妹小任在电台门口等到了我，她怀着4个月身孕，但男友欺骗了她，电话、姓名、住址全是假的，男友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找我是寻求帮助。对她的事情我是既同情又气愤，同情她的可怜又无助，气愤她交友不慎、轻率献身，也气愤那男人的无耻与无情。我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面对如此挫折一定得让她“吃一堑”，然后“长出一智”来，我立即掏出身上仅有的300元钱给她，又安排她住进了电台附近的一家招待所。第二天，我与一家熟悉的民营医院联系，请求他们免费为小任做引产手术。术后，我又带着营养品去看她，并且认真给她做思想工作，反思自身问题、树立生活信心。我还千方百计为她找工作，希望她通过自食其力走上健康的生活之路。后来，在我的帮助下，小任在西安市公交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投入了火热的生活。 2002年春天，宝鸡一位60多岁的老同志给节目打进电话，他语气激动地说：“我是一名退休职工，我们单位几年都不报销医疗费，100多名退休职工都很生气，钱都叫领导吃喝了，我们明天就要到市政府去静坐，力闻老师，你有啥建议？”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问题有普遍意义。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乎大局，意义很大。于是，我首先从情感上表达了对老人境遇的同情；然后，从实际了发指出离退休人员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呼吁全社会关心老，关心离退休职工；另一方面，离退休人员也应积极献计献策，为企业发展发挥余热；最后，我严肃指出，静坐游行不解决问题，应通过工会或职代会常设机构正常反映问题，如不能解决，还可向上级组织反映，至于老人提出的领导吃喝公款之事，建议向纪委或监察部门反映。通过一番层层递进的谈话，老人气顺了，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我留下了老人的电话，第二天又委托记者联系企业负责人反馈意见，为最终解决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仅是正面宣传，还要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要敢于和善于触及深层次矛盾，促进问题解决。用令人信服的理论、入情入理的分析、平实真诚的态度、血肉相连的感情，作好宣传解释工作。
一批人
西安市的“老年听众联谊会”是《长安夜话》的听众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目前已有1000多人。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是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太路桂芳，她发自肺腑的话是力闻和《长安夜话》“改变了我的退休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路大妈遭遇过丧父、丧夫、丧子的三次沉重打击，情绪降到了冰点。作为《长安夜话》的听众，她在热线中向我倾诉衷肠，我针对她的心理障碍，开导她在人生的黄昏如何有所乐，进而如何有所学、有所用、有所为。她逐渐化释了失落、烦躁、苦闷、孤独，追回了一度远去的生活信心与活力。《长安夜话》帮她构建了人生的“和谐”，她也成了“老年听众联谊会”的骨干。她与这一组织，以“爱”开路，将《长安夜话》告诉的“怎样想”与“怎样做”，像接力赛似地承接而来传递而去。路大妈与这一组织，向其他听众、向普通百姓开展了心理咨询与其他服务，一年最多的心理咨询达一千多人次。《长安夜话》功能有效延伸，使这一节目的影响，超越了广大听众的认知层面而渗透到他们的情感层面与行为层面。
爱，本身就是和谐的。主持《长安夜话》的五年里，我在每一个故事中喜、笑、怒、骂、感动着、震憾着、进步着。忘掉了很多故事的具体形态，记住了故事的内涵与精髓。我时常会感到痛苦，为国家，为兄弟姐妹。我又时常欣喜，因为鱼儿始终活在水里。
刚上大学时，还没有买电脑前，唯一的家电，差不多就是学校发的那个收音机（英语考试听力用），当时似乎每期长安夜话都不落下，经常还在宿舍里打开外音，和大家一边听一边点评力文的节目。
自从买电脑以来，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听广播了，后来又离开陕西来到深圳，一时间突然怀念起力文和长安夜话，于是也在网络上收听过一次，无意间，又看到了这篇文章，心灵备受震撼，于是收藏于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