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二王就不得不谈到刻帖与版本学，在这个印刷技术发达的时代，即使普通人也能见到大量在古代被称为“稀世珍品”的各种刻帖拓本，甚至让人挑到目不暇接。今天就碑帖拓本的专题，普及一些基本知识，方便大家选帖。
碑在最早是没有文字的竖石，立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功用。在宫中利用其投影观测时间，在祠堂和墓穴旁利用其稳定性来栓牲口和下棺入穴。后来人们逐渐在在石碑上刻字，从而扩充了碑的作用：
有纪功之用的如《礼器碑》、《张迁碑》、《九成宫碑》、《神策军碑》等纪功碑；
有镌刻墓主信息之用的如《袁安碑》、《好大王碑》、《爨宝子碑》、《颜勤礼碑》等墓碑；
有因禁碑后，竖墓碑风俗演变为镌刻墓志埋于地下的如《郭虚己墓志》《元桢墓志》等墓志铭；有因字数过多、字迹较大、为节约经费或选材困难而直接刻于石壁的如《泰山刻石》、《石门颂》、《龙门造像记》、《大唐中兴颂》等摩崖；
还有做记号之用的界碑等。自后汉开始，书法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士大夫互相收集往来信札欣赏炫耀成为风尚，临习前人法书也逐渐形成热潮，此时原本作为书信题签的“帖”其含义也逐渐扩展为“字帖”、“法书”。
因墨迹只有单本，不便流传，响拓（双钩填墨）又对材料和工匠手段有极高要求，故而至宋时，书法作品记录传播的又一个主要形式——刻帖形成风尚。
“碑”与“帖”的本质区别在于，“碑”具有公共性，所刻文字要求清晰、大方、美观；“帖”相对私人化，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向他人传递了书写者的审美与性情，而把别人的“帖”通过摹刻手段生成的“石刻”或“木刻”则叫做“刻帖”，并不是所有的拓片都是“碑”。
“袁安碑”中间的圆洞就是碑穿这是方便棺椁入穴的一种设计
拓本依附于碑刻和纸张而成。东汉时期立于太学门外，由当时的“全国著名书法家”蔡邕书写而成的六经文字，据《后汉书》记载，只是供于后学“观视及摹写”，而非椎拓，原因有二——买不起纸，也拓不过来。汉时纸价昂贵，拓碑所用花销一般“后学”显然承担不起。再者石经刻成后，随时都可能有大量人在“观视摹写”，岂容他人椎拓，妨碍大家学习？
现存拓本实物最早为唐《温泉铭》，但据记载与推测，早在梁隋甚至汉魏时期，或已有椎拓技术。现存唐以前的拓本已无可见，唐拓亦十分稀少，至宋时刻帖之风流行，椎拓技术得到空前发展，故宋拓地位崇高，而明拓亦十分珍贵。因为越早的拓本，保留的信息就越真实。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拓唐太宗《温泉铭》
刻碑首先要把文字底本书写勾勒到载体上，直接书写（用朱墨）叫做书丹，把墨迹勾勒到载体上的方法叫做摹勒上石。书丹不必多说，这里主要解释摹勒上石。
“摹勒”、“上石”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摹勒”指的是用半透明纸覆在原迹上勾摹，优秀的摹本可以达到与原迹重影的效果。
“摹勒”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留底稿，把原迹上面覆纸直接勾勒或双钩填墨。另外一种是用来“上石”，在勾摹下来的纸背，再次勾勒，填以朱墨并覆在已经处理过的石面上（石面涂黑并粘几层软纸砑光），这样就利用类似“钤印”的原理，把原迹经过数道工序基本真实地转移到了石面上。
摹本不一定上石，可能当作底本，所以，在后代刻本上，往往会见到前人题字，如《十七帖》末尾就有“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五失”字样。这指的是这套《十七帖》摹本是解无畏摹勒给弘文馆当底本用的，褚遂良过眼后表示没啥毛病。后世任何人拿到底本都可以把这一段上石刻出来。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上石”、“书丹”到了后代很有可能是习惯用语，因为《淳化阁帖》等刻帖很多刻于木板之上，但题尾却写“摹勒上石”，后世“书丹”很可能也并非真的以朱墨在石头上书写，只是一种习惯用语。
《十七帖》末的褚遂良校订署名
底本就是被勾摹的本子，宋时不一定能见到唐时还有的书迹，故而唐摹或唐拓就成了宋人的“真迹”级别。
假如底本不够好，即使刻工再好，也是徒劳。宋代刻帖品类繁多，很多刻帖如《绛帖》都是根据《淳化阁帖》（宋太宗命以内府真迹底本所刻，但讹误颇多）为底本所刻，而《大观帖》确是宋徽宗下令以内府真迹为底本重刻，故而其借鉴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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