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陆扬
我觉得就唐史的研究以及和陈的学术论点的关系而言，黄永年和岑仲勉是不相同的。黄先生是我相当佩服的学者，我觉得他基本和唐长孺很相似。借用唐自己很贴切的形容，他们二人和陈的学术的关系是所谓的“教外别传”型。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中古历史的认识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后受陈的影响或和陈的论点发生论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不大会因陈而转移。这当然在唐先生身上更明显些。黄永年唐史方面的著作虽不是很多，但往往重要。比如他讲“泾师之变”的文章，我认为是中国学者写中晚唐政治史中极少数精粹的文字之一。而且我相信是陈寅恪写不出来的。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从陈对唐代政治的认识框架下很难推出该文中的种种线索来，而且该文对历史过程的涵盖很周全。黄的文字在其他方面也有此特点。有时他虽然是在讲文献，但时刻注意到史料的历史内涵。比如他在《唐史史料学》里，就常常指出某种史料中体现的历史层面。他对唐长孺的欣赏是很显然的。几年前他在台湾《新史学》上一篇讲门阀的短文里，就直接说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章是唐讲大族升降的四篇论文。这本身是高明的见解。其他文字中引唐的见解也很多。所以黄永年的文章表面看来常像是对陈的翻案文章，其实不是。此外他说话也很有勇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古文献是提到中华书局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认为序写得不好。我想这大概在国内没有任何其他学者敢提出这种批评。我很想了解他的这种批评的具体依据，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当然黄永年先生在唐史方面涵盖的面不如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宽广。这很大程度上因为黄很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无法做研究的环境下。同时再有学识天分的人，也不能独学而无侣。而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前，唐史界和魏晋南北朝学界的区别正在于后者有一批水准很高的学者，可以互相呼应，虽然学术环境普遍不佳，终究可以造成风气。而前者虽有大师陈寅恪，却没有这种呼应，以至于陈氏的见解的影响也一度沉寂。所以我猜想对黄而言，陈不是要追随或打倒的对象，而是棋逢对手式的对话人。
岑仲勉的情况较复杂。我这里只谈唐史的一些方面。其他的学者会因关注的不同而有不同看法。他在文献学上的造诣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将陈垣庵看作是乾嘉校雠学的殿军，则不妨将岑看做清代史料学校订的殿军。我有时觉得岑就仿佛是徐松的替身。如果把岑的金石和官制著作和徐松的登科记考，西域水道记放在一起，会发现其取径和关注点上惊人的相似。从这一意义而言岑即便在史料整理的方便也不能算是开拓者。虽然细心学识或有过之。而岑在唐史方面照理说可以有真正的开拓和突破，但的确是受陈思路的限制。或者说有很强的为和陈立异而立异的倾向，这有学术以外的原因。我觉得拿学术史的前例来比较的话，则岑仲勉之于陈寅恪，就仿佛毛奇龄之与阎若璩。毛奇龄和岑一样非等闲之辈，但千方百计要推翻的阎的说法。毛的驳论也有其价值，但终究是以阎的论点为旨归的。有意思的是，在岑《隋唐史》中讨论得较仔细详尽的部分也往往是陈有重要立论的部分。有时岑自己的研究已足成立新论，但因为他把重心放在破陈说上面，反到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潜力。我有时很好奇，如果陈的某种论点最初是由岑仲勉提出的话，那后者很可能会转而支持这种论点的。平心而论，岑最有可能做重大突破的是从制度史（特别是官制）角度观察唐代政治和文化。而这似乎正是陈的体系中最不受到注意的方面。而岑对金石文字的利用和各种唐代文献的掌握等等都使他在这方面的认识站到了最前沿，可惜他却不能去开拓出史学上的一片新天地。其实这过去二十年中，唐史恰恰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大。而治其学者往往又离不开岑所做的史料的整理校订，所以就会感觉岑的贡献也很大。但我不得不举一个和岑很类似的学者来加以说明岑的局限。那位学者就是严耕望。严在对文献的重视和知识上和岑在伯仲间，而且也以制度史见长。但岑就好像没有一篇像严讲尚书六部和九卿关系的文章。严耕望正是岑仲勉应该成为而没能成为的学者。
以上内容摘自往复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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