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的语言
——诗人张枣的“汉语性”概念阐释
余旸
一
从胡适尝试“白话诗”开始“传统/现代”——也即“古典诗传统/新诗”——的问题一直纠缠在新诗探索与评价史中。几乎每次诗潮的涌动，新诗都要经受“古典诗传统”的质询、评判、衡量，而在20世纪90年代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如何对待“古典诗传统”再次成为诗人与批评家阐释及争论的核心。但与以往不同，这次对该问题的探讨，还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决定性影响的反思相关，不仅涉及到新诗文化身份合法性的探询，也涉及到了可能性资源的寻找与探索，成为“90年代诗歌”自我建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引发20世纪90年代这场影响深远的讨论的导火索，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在这篇内涵丰富的书评中，宇文所安将这一本可对中西现当代诗歌文化间复杂的影响关系进行的深入探讨转化为尖锐的价值评判问题。其较具争议性的观点就是:作为单向的跨文化交流中接受影响的一方，出于对“世界诗歌”的想象，用英语以外语言写作的诗人“意在和过去决裂”，往往使其作品变成了欧美“现代主义的翻版”[1]。宇文所安这一对现代以来北岛为代表的新诗的直率评价，在国外汉学家及国内众多诗人及批评家那里产生了连锁反应。与之相呼应，引起了国内诗歌界重大反响的是著名诗人郑敏。她将宇文所安尚有一定阐释空间的观点明确化，认为由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对现代语言学的无知，从而使以白话为媒介的现代汉诗丧失了古典语言与文学传统最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同时又钟爱模仿西方文学，因而失去其“中华性”。[2]
国内外对新诗身份合法性的怀疑与批评，自然遭到了正在写作中的诗人及批评家的积极反驳与回应，其中，诗人批评家臧棣作出的回应尤富理论说服力与普遍性。他借用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结论，指出“中国新诗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个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而是……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新的审美空间”。因此，在与“古典诗传统”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新诗“会借用已经处于过去的一切。但这只是借用，而不是沿袭。” 可以看到，一种虚拟却绝对化的连续性被臧棣拆除，他指出两者之间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臧棣继而补充，这种重新解释并不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它可能会对新诗的发展产生戏剧性的影响或推动，但却不可能成为决定其发展的根本力量，换句话说，“它不能发展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标准，用以决定或是衡量新诗的发展。”[3]臧棣这一总结性的工作为当代诗歌的有关讨论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起点，辨明了对新诗的评价，并不取决于“古典诗传统”提供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王光明认为：“过去的传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我们生活与创造的标准,而是出发和创新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4]而在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上，一方面，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的现状，臧棣认为，“西方诗歌在写作精神、诗歌感受力和洞察力方面对后朦胧诗人产生使之焦虑的影响”，但“在后朦胧诗人那里，西方诗歌的巨大影响正受到它亲手哺育起来的、渐渐有了自己口味的诗歌感受力的疏离与质疑”[5]；出于对创新的“可能性”的信仰，臧棣将当代诗歌的写作远景寄托于“未完成”的现代性带给新诗的可能性上，而这一“可能性”自然也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纠结在一起。[6]
与国内众多诗人及批评家或明或暗地接受臧棣极富创造力的阐释不同，诗人张枣提出了易遭误解的“汉语性”概念，认为在对新诗“现代性”的寻求中，如果放弃了“汉语性”，最终将可能导向新诗身份的危机，也即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将变成宇文所安意义上的“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缺少“独创性”和“尖端”。而对“汉语性”的寻求，如果不是说对当代新诗这一可能命运的终极改变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将之问题化，从而为当代新诗的写作困境提供突破的可能性[7]。
与宇文所安等从事学术工作又是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旁观者不同，也与在文学资源较为偏重现代主义诗歌文化但对其了解有局限的国内众多诗人不一样，张枣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家学渊源，早年受“文化寻根”与庞德的影响与启示[8]，写诗注重对“古典诗传统”独特的阐释与转化，而外文系出身，移居德国多年，精通英俄德等多种外语，使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及文化极为谙熟，因此，探讨张枣对宇文所安针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价值判断的呼应与其“汉语性”的丰富内涵，就显得特别有必要。
诗人张枣
二
在一篇诗学文章中，张枣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在他看来，从1917年白话文全面确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来自西方的任何可辨认的现代主义诗学手法，都被中国新诗人稍迟甚至平行地实践过。但1949年后，为什么许多诗人会突然一致放弃了写作的延伸呢？不同于一般从时代与社会等方面进行的解释，张枣认为，是因为在中国诸多现代主义技巧虽被征用，在诗人身上却没有最终转化成一种“现代主义的写者姿态”。真正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写者姿态，就是将写作视为是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的行为，在其中虚构远胜于现实。而中国新诗人，虽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技法，但在写者姿态上仍然源于儒家诗教的“诗言志”，即不愿将语言当作唯一终极现实。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出现了符合道德良心的主观愿望的变化，“反而引发了写者的身份危机, 进而外化成写者与个人、‘小我’与‘大我’、语言与现实、唯美主义与爱国主义等一系列二元对立, 最后导致对现代性追求的中断”。而“朦胧诗”以来新诗的变化以及争议，实际上延续了“白话文学运动以来一桩一直未了的心事——对‘现代性’的追求”[9]。
显然，与臧棣的表述有些类似，张枣也认为自“朦胧诗”以来，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展开了一个新的、大有可为的审美空间。在这种“现代主义写者姿态”的驱动下,当代中国诗人们挣脱了“真实性”的规约, 沉浸于“语言本体”，普遍相信人类的记忆、经验、思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行为,现实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关系。在终极意义上新诗的写作可以被视为一个享有某种程度上的“治外法权”的独立于现实生活的“场”，具有不容质疑的“不及物性”。
无独有偶，臧棣也将诗歌的写作视为是“不及物”的。长诗《月亮》里，他把张枣的两句近年来被广泛阐述的诗句作为题记“诗，干着活儿，如手艺，其结果/是一件件静物，对称于人之境。”[10]臧棣激赏这两句诗的原因是由于它恰当而准确地传达了臧棣自己关于诗歌写作“不及物性”的深刻体认——诗歌可以对时代发言、可以对生存发言，但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史蒂文斯所谓的“最高虚构笔记”，与所谓的“真实”的语境的关系是“对称”的，而不是“附属”与“被附属”或者“表现”与“被表现”、“见证”与“被见证”的关系[11]。
两位诗人在新诗的写作前景以及性质上虽然分享着上述的共同理念，但由于身处不同的压力结构及思想知识背景中，他们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导致对这一“可能性”空间的未来持有不同的判断与理解。
对这一新的可能性的审美空间，臧棣的态度显得相对自信、乐观。与一直置身于国际主义诗歌环境下的张枣不同，臧棣早年在诗歌写作上遭受的最大紧张，来自于国内以“古典诗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标准，指责新诗的语言不成熟、成就不高带给写作的损耗[12]。面对国内持续出现的以“古典诗传统”的标准来批评甚至诋毁新诗的趋向，他发挥了“为诗一辨”的传统，以罗兰·巴特对现代诗歌的“无自身传统”的判断为依托[13]，坚信“新诗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强调诗人应该始终保持着一种“无焦虑的状态”。新诗的写作，既不依赖于“古典诗传统”提供的审美标准，它所接受的西方诗歌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影响的焦虑”的创造力逻辑加以疏离，只要坚持语言的不及物性与创造性，投身于“可能性”的寻求，就能发明出新的完全异于任何传统的诗歌。而“可能性”就在于诗人摆脱纠缠于“古典/现代、东/西”之间的冲突、纠葛中的焦虑心态, 充分调动诗人的语言感受力，执着于对诗歌之新的创造性认识[14]。所以，对臧棣而言，这个“现代性”，除了坚持语言的不及物也即虚构性的态度外，只是代表了一种指向未来的可能性与创造性的召唤，而这一新的“可能性”空间对臧棣来说是无限开阔的。因而在讨论新诗评判标准时，臧棣尽管借用了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尚未完成”的论断，但对哈贝马斯提供的带有确凿方向与规划方案的“现代性”的内容几乎没有讨论，多少表现出了对创新性与“可能性”神话化的倾向。
与臧棣彻底抛弃“写作身份焦虑”朝向创新的未来主义乐观态度不同，长期置留德国的张枣则处在不同的压力处境中：一方面，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及文化有着远非仅限于翻译文本上的深入了解，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作为一场运动在欧洲已经结束，出现了对之突破及克服的新趋向；另一方面，处于国际尤其是欧洲诗歌氛围的包围中，张枣不能摆脱“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了对世界诗歌之林中汉语写作的文化身份焦虑。因此，对张枣来说，虽然内在服膺于欧美的现代主义诗歌，但无论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认知视野，还是汉语写作的文化身份焦虑，都导致张枣对这一“可能性”的前景产生了危机意识，进而试图借助“传统”也即“汉语性”的重构加以克服。因此，在臧棣那里，无较多实质性的内容、只是朝向“未来”召唤创造力的“现代性”，张枣却通过中西诗歌方法论的比较，认为有着质的规定性，并将之表述为“围绕‘消极主体性’这一寰球现代主义核心意识形态”的“现代性”，一种在全世界内流行、影响的“现代性”[15]。这一“现代性”的关键就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写者姿态，沉浸于诗歌的“不及物性”，而一旦坚持这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写者姿态，“后朦胧诗”的写作也就接受了西方诗歌的美学方法论。就这个意义而言，当代诗歌的写作，自然如宇文所安宣称的一样，不过“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不仅如此，在张枣看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一旦接受了这一美学方法论，“不但使其参入了诗歌写作的寰球后现代性，也使其加入了它一切的危机。说到底，就是用封闭的能指方式来命名造成的生活与艺术的脱节的危机”。因为“在对词与物之关系作为艺术创造的根本起点的思考上”，中西诗歌传统有着不可调和的诗学方法论：渗透着儒家精神的古典诗歌核心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是“及物性”的，词不是物，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而“现代性”的追求则被理解为封闭的能指虚构出一个语言的世界。所以，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在张枣看来，既为新诗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可能性空间，但这一可能性显然又受到了限制，同时携带着这一诗歌美学方法论本身内在的危机，所以，张枣才把当代中国新诗的写作描述为“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危险”，就在于这种将“语言当作终极现实”的写者姿态，会携带着“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危机，而对中国新诗来说，最终也还将导向新诗的身份危机：
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16]
所以，对张枣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追求“现代性”能不能为新诗创作提供一个可能性的空间，而是如何在世界诗歌之林中评价这一“可能性”的性质及前景。臧棣的诗歌观带有行为主义态度，认为只要投身写作，新诗自然就能摆脱它所接受的西方诗歌的影响。对此，张枣显然并不认同。当代诗歌在文化身份上如何摆脱“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的标签，在文本上体现出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独创性和尖端”——也即“汉语性”，对张枣产生了远比臧棣巨大的压力。
除了汉语写作的文化身份焦虑外，还需进一步追问：尚在1995年前后，为什么对浪漫主义以来的近现代西方诗歌熟稔的张枣，就如此武断地认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之方法论会带来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险？[17]对这一未经交待就给出的判断，显然不可能单用文化身份焦虑这单一因素加以完全解释。虽缺乏可考的资料，指明这一结论在张枣那里何以成立，但仍有粗略的线索可以勾勒：一方面，指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方法论之危机，与他在德国生活学习多年，对欧美思想文化界的某一部分思潮的接受与影响有关，具体思潮为何，目前缺乏可以把握的线索，但无疑包含着对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奠基的现代性思想的反思与批判，而欧美包括德国对现代主义文化及诗歌的反思与研究，远比国内对其有限的了解更为深刻、全面[18]；另一方面，指认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危险为“封闭的能指与生活之间的脱节”，虽在西方前辈诗人比如艾略特那里有间接反映，但将之视为西方诗歌方法论之根本危机，无疑回荡着对比中德两国生活经验时对德国或欧州生活文化的反省[19]。可以说，无论从思想资源，还是德国的私人生活体验，甚至天性，与那种真实的文化身份危机混合在一起，都促使张枣将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理解为危机的可能。
《张枣的诗》书影
三
为什么追随欧美现代主义的美学方法论与写者姿态，中国当代诗歌最终会导致文化身份的危机？张枣提供的关联与逻辑，严格说来并不充足、自洽。相对于先行的西方现代主义本质化的美学方法论，中国当代新诗的现代性，如被认为是“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这一追求，就不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则值得琢磨。问题的关键在于，张枣并不满足仅仅在想象力的方式上媲美欧美现代主义诗歌，他的更高要求是：当代中国诗歌无论是在诗歌精神，还是想象力上，都要卓然自足。显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未来发展，不在臧棣要求摆脱焦虑专心于创新所形成的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要求，于世界诗歌之林中，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为既能容纳国际普适性但又有着质的本土独特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身份，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能被广泛承认，从内在质的规定性上也能提供不同的思考。
如果说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最终会导致身份危机，那么如何克服这一危机呢？在张枣看来，较为合适的方式就是对这一中西诗歌对立之危机的双向觉醒：“理应容纳和携带对这一对立之危机的深刻觉悟，和对危机本身所孕育的机遇所作的开放性追问”[20]。
破除危机的契机，对张枣来说，首先就体现在如何理解新诗写作所借以使用的白话汉语的开放性质上。而在如何看待新诗的语言资源方面，臧棣与张枣两位诗人又产生了细微但至关重要的差别：出于对古典诗歌传统作为评价标准的无意识回避[21]，臧棣更愿意把新诗语言理解为“白话文和翻译体相互磨合的结晶”，后来他又广泛解释为散文语言，但在张枣这里，这一语言资源同时还必须向文言经典开放，作为中国特征或“汉语性”的体现：
1917年以来白话文的全面确立,当然不仅仅是一项语言改革以适应社会变革的措施,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讲,它是要求写作语言能够容纳某种“当代性”或“现代性”的努力,进而理论成为一个在语言功能与西语尤其是英语同构的开放性系统,其中国特征是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食分,又可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22]
正因为如此，张枣才如此决绝地说：“我个人绝不相信现代性就等于放弃汉语性的神话（其典型方法就是从白话文的翻译文体和对西语的误读中派生灵感, 并使作品具备某种简便的国际互换性）。”[23]
可以看出，张枣对白话汉语的开放性理解，同构于他所理解的方法论上的突破。“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指向的是容纳某种“当代性”或“现代性”的努力，内含着西方诗歌的美学方法论的危机，而“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食分”则渗透着他所体认的“儒家精神的古典诗歌核心理想”。但是，这样的同构性的推想并不自洽，究竟如何实现“当代诗歌之整体危机的突破”，张枣并不明确，表述也含糊不清，只是强调“对立双方去克服它的努力，就不能简单地通行‘就是’到‘不是’的极性对换来进行”，“对于它的意识和追思往往比自以为是的克服更有意义”。反倒从文中他如此焦虑于“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身份的确立”，如此担心它被确认为“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可以看到其问题思考的出发点，所承受的“影响的焦虑”之巨大，以至张枣几乎像是强迫性地断言：一旦缺少了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独创性和尖端”与“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
不过，这一时期张枣对中西诗歌的把握虽然进行了“脱历史化”的本质化归纳，认为“中西诗歌传统诗学方法论不可调和”[24],但在这一对困境突破、充满焦虑的不确定追问中，两者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别，写作“理应容纳和携带对这一对立之危机的深刻觉悟”，并对危机本身所孕育的机遇保持开放性的追问。但是，这一仍然保留部分含混性和开放性的弹性阐释空间，在张枣2004年回国后的多次访谈里已趋僵化与封闭。中西诗歌传统方法论不可调和的差异，已经转化为中西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与价值的优劣，也即,相比于西方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特征[25]，中国诗歌传统中的语言越来越体现出某种优越性。这种本质化的价值判断，无疑为他以前犹疑不安的文化身份焦虑提供了一个更为“可靠”的保证。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祖母》一诗，可以说是张枣的这一“汉语性”诗学观的象征呈现。
《祖母一诗》分为三部分，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祖母”，作为一个完整丰满的形象，高渺、从容，甚至显得神秘，尤其当她和气功相连的时候：“‘空’，她冲天一唳，‘而不止是/肉身，贯满了这些姿式’；她蓦地收功，原型般凝定在一点，一个被发明的中心”；第二部分中的“我”，则是个持科学实证主义人生观的人，陷入了困境：“眼睛，脱离幻景，掠过桌面的金鱼缸/和灯影下暴君模样的套层玩偶，嵌入夜之阑珊”；第三部分，出现了“小偷”：“他闯祸，以便与我们对称成三个点，协调在某个突破之中。”[26]这里的“小偷”，为比喻性的说法，不仅暗示着已经深得西方思维精髓的，陷入困境的“我”要向“祖母”——“传统”学习，同时也指出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主导世界的当下，只有借用一些古老的，比如来自中国的文化智慧，才能突破困境。所以，这首诗，固然可以解读为内在于诗歌的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如何互取短长的问题，但也不妨看作是对新诗“现代性”危机的表达与突破：“祖母”的形象高渺、从容，略微神秘，而这一较为熟稔的中国形象，来源于一种对既渊源于传统但又有待发明的“汉语性”的本质化想象：
汉语是世界上最“甜美”的语言，它不是二元对立的。在西方语言中有明显的“我”和自然之间的命名与被命名的关系。汉语最大的特征，是在它运用最充足的时候，非常甜美、圆润和流转。……我们原来的汉语对世界的思考也不是二十世纪所说的辩证法的思考，而是一种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既唯物主义又唯心主义的思考。严格讲，就是拿现在的名词很难解释的诗意思考。我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惟一自然的一种绿色的高级诗意语言。[27]
与“祖母”相对，“我”对应的则是代表了“西方思维”的典型特征——“二元对立、辩证法”：
古代汉语没有二元对立的思想，现代汉语通过引进这种所谓反西方的西方，通过苏俄，通过辩证法，还有经典西方的科学主义，才知道二元对立。[28]
“祖母”与“我”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最后由一个虚拟的“小偷”来协调突破，“他闯祸，以便与我们对称成三个点，协调在某个突破之中”，表达了张枣所理解的突破汉语处境之危机的较好方式。但是，从“祖母”与“我”之间辈分、姿态、仪容的差异上，显示出张枣对待“这一有待发明”的“汉语性”的优越感。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此前悬隔在心中的文化身份的焦虑不但得到了解除，甚至获得了某种肯定性的自信。
结合2010年逝世前几年张枣对“汉语性”进行的阐释来看，对古代“汉语”思维方式，也即“传统”的判断，无疑吸纳了欧美尤其是德国的许多思想，其中就有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风行的、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和谐共处的存在主义思想，同时也融合了德国绿党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海德格尔借助东方思想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进行了整体性批判，德国绿党则站在当下消费主义语境里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再思考。而无论是对西方哲学思维进行整体性的批判，还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东方”的思想则是上述德国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往往加以借用的资源。相比一直置身中国的臧棣，张枣所处的德国思想界对为欧美现代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显然影响了张枣对欧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的接受方式，而这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一起，无疑助长了张枣对“传统”—“汉语”的阐释，有意识地突出了“古典汉语”相较于（西方）现代危机的优越性的方面[29]。而这一试图克服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化的危机感的思想倾向，在回国后的张枣身上变为越来越明显的价值判断。
当然，体认到诗歌“汉语性”的优越，也不意味着放弃“现代性”的追求，与几年前的思考一致，张枣仍然认为这一诗意的“汉语性”的发明，并不仅仅依赖文言，而是与其他语言共同协作的：
古典汉语的诗意在现代汉语中的修复，必须跟外语勾连，必须跟一种所谓洋气勾连在一起，我相信这方面很多人没做好。[30]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枣的“汉语性”梦想依然朝向了未来的可能性，是有待发明的，而且往往是和其对汉语的身份期待——“文化帝国的语言”相关：
汉语对我来说是唯一的诗意化语言，我从不用其他语言写作。汉语在命名或者笼罩世界万物的的时候，足以形成一个帝国。我们梦想中的汉语诗歌帝国是没有疆界的。严格地讲，诗意就是一个没有疆野的帝国。[31]
这样有待发明的“汉语”，近乎依赖于张枣个人的偏执，将身处欧洲感受到的汉语诗歌的身份焦虑与个人的诗歌抱负，转化为自身的创造性与文化上的“帝国梦”。相比过去焦虑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当张枣在中西语言思维对比中找到了汉语性的优越品性后，张枣显然自信多了。而这一自信，尤其表现在他对成熟的现代汉语的想象上：
现代汉语已经可以说出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可以说出历史和现代，当然，这还只是它作为一门现代语言表面上的成熟，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才会使现代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32]
可以说，“文化帝国的语言”，充分透露出张枣对汉语诗歌文化身份与抱负上的终极梦想。
进一步透视张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这一提法，还可以看到，张枣虽然一直强调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但是从其文化诉求来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身份、国家、阶级等等，上升为一种文明的想象。在张枣这里，最能代表“西方文明”的，显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入中国的那些欧美诗歌大师，如“里尔克”“史蒂文斯”等，他们也是中国诗人80年代初写诗时学习模仿的偶像。就此而言，张枣无论从自身素养，还是诗歌理念，无限接近于布罗茨基评价曼德尔斯塔姆所用的词汇：“文明之子”[33]。不过不同于曼德尔斯塔姆，作为俄罗斯人，与欧洲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可以较少顾忌地拥抱俄罗斯文化之外的以但丁为首的“意大利文明”[34]和希腊神话为主的“希腊文明”或“罗马文明”[35],张枣在向“西方文明”——尤其是诗歌学习的同时，出自于语言（中文）与异质文化的自尊与荣耀，却始终期待恢复古老的“中华文明”（以唐帝国为代表）的精粹与荣光，所以他一再强调“现代汉语诗歌不能不承接汉族古代帝国诗歌的秘密和精华”。这样的一种以诗歌为文明代表的 “文化帝国的语言”，一方面突出自身不可混淆的独创性，同时又时刻强调渗透在诗歌中“诗意”的无疆界性（广度与深度）以及诗歌本质上的超越性：
……诗有更高的本质，它超越了时代社团和制度，也超越了意见态度观点和意识形态，它是对人的生存实境中不可根除的矛盾和困难的和解。[36]
《张枣随笔选》书影
四 结论
通过与在“汉语性——传统”方面表述最为典型的诗人批评家臧棣的参互比较，张枣“汉语性”诗学观的具体内涵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可以发现，张枣与臧棣虽都将“不及物性”理解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本质，而他们诗歌观点上的不同，似乎也只体现在新诗采纳的语言资源的认知上，但最终指向的还是如何看待“传统——汉语性”在中国新诗未来发展中提供的可能性。
臧棣较为睿智地清理了古典诗歌传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新诗之间的文学关联，从而摆脱批评界将“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评判标准带给新诗创造力的负面影响。但摆脱了这些评判标准可能带来的限制后，又如何利用这些写作资源实现这一有别于古典诗传统、充满可能性的审美空间?臧棣对此的回答高亢而又坚定，认为只要保持对新诗自身文化创造力的信赖，执着于诗歌之“新”的创造性认知，就可以在投身未来的写作实践过程中实现自身。虽然臧棣也敏锐地认识到“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 还与中国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坚信诗歌的审美独立性具备超脱历史的能力，臧棣常常把这一新的审美空间的出现与发展，封闭性地理解为现代性自身内在审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涉及社会历史进程或所谓的“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与诗歌“可能性”的关联时，臧棣表述得极为含混模糊，仅把“可能性”的实现，寄托在“天才”通过语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上。因此他批评新诗史上寻求与旧诗关联的诗人时，往往只集中指出这些诗人——如朱湘——的迷误，就在于迷恋与“古典诗传统”的审美标准——如旧的美妙意境和韵律——的对接上[37]。而“传统”，这一内在于“现代性”的话语，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境况当中，蕴涵着不同的现实或文化诉求，本可以成为新诗发展的可能性的资源，往往却被排斥在臧棣的讨论之外。
从张枣建构的“汉语性”来看，对“汉语性”也即“传统”的理解，涉及了语言的包容问题——也即文言作为新诗的可能养分，但并不完全囿于“古典诗传统”，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世界的论述框架或中西文化价值比较的层面上，指向包括了“古典诗传统”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现代理解。就此而言，张枣对“汉语性—传统”的建构，并不违背臧棣所指认的“传统/现代”这一断裂的总体性评价，而他对“汉语性”的重新阐释,则脱出了臧棣所谓“古典诗传统”的“意境”与“诗歌语言”的审美范畴，还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个人相对独特的思想经历密切相关，其中文化身份的焦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张枣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方法论之危机的认知与批评、对新诗远景的限度意识，对迷信语言“不及物”诗歌态度的怀疑，开启了进一步讨论并反思这一可能性如何得以具体实现的思考空间，也即在当下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的世界中，通过“汉语性”概念，张枣将世界诗歌文化之林中中国诗歌的文化身份的焦虑，转化为对臧棣意义上新诗可能性远景的限度意识，为重新诠释“伟大传统”进行创造性的激活与转化寻找到了动力，从而将“传统”内化为可能性的文学资源，丰富了“90年代诗歌”的自我探索。某种意义上，张枣较好地诠释了臧棣本人睿智的预见：当代新诗的可能性发展,将与中国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余旸新著《“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书影
注释：
[1] 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洪越译，《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3] [6] [37]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4] 王光明：《传统:标准还是资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5] [13]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第209页、第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9]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张枣随笔选》，第170-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8] 参见颜炼军：《踮起脚尖，现实就能够得着传统？——试论庞德诗艺在当代汉语新诗中的反响》，《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4期；张枣：《销魂》，《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第Ⅶ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 《今天》1995年第4期。
[10]张枣：《与茨维塔耶娃的对话》，《春秋来信》，第11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11] 胡续冬：《臧棣：金蝉脱壳的艺术》，《作家》2002年第3期。
[12] 在一诗学自述中，臧棣解释了为何直到而立之年才真正对用汉语写诗建立某种神秘的信心。对他来说，用现代汉语来写作新诗，最大的担心就是相较于其他欧美诗歌语言与古典诗，其自身历史过于短暂，相对不成熟，导致投入的热情、心血和才智的程度，与取得的成就严重不对称。但后来辩证地认识到了现代汉语的不成熟，反而意味着更大的可能性空间。一旦克服了用现代汉语写诗带来的心理困扰后，臧棣在反击以古典诗歌或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标准来诋毁新诗成就的批评时，尤为坚决、雄辩。参见臧棣：《信心的建设》，《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第374-3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第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臧棣：《无焦虑写作:当代诗歌感受力的变化—以王敖的诗为例》，《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当然，臧棣的态度有过细微变化。他一直强调新诗独特创造力的自我发明性质，但在《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中，还处于辩护与探索的立场，而后的表述就大大前进了一步，转变为一种对新诗创造力的绝对信仰。
[15] 将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观念表述为“消极主体性”，张枣受到了hugo Friedrich 和Michael Hamburger对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影响。参见张枣：《秋夜的忧郁》，《张枣随笔集》，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20][22][23]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张枣随笔选》，第191页、第192页、第172页、第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 早在1994年写作《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时张枣就写到“词，不是物……/因而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置疑了“将写暗喻化，把它当做对生存本身的动作的替换”的典型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写者姿态。
[18] 现有的对国外有关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方面有较为深入研究的译著不多，只是冰山一角，但即便如此，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就专门讨论了“艺术自律”的问题，指出“自律”使艺术离开现实生活，而“先锋派艺术”（指超现实主义）则使艺术回到现实。参看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19] 在谈到“陌生化”这一技巧时，张枣透露了他在德国的生活状态。参见黄灿然：《访谈张枣》，《飞地》2015年第3辑。
[20]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今天》1995年第4期。
[21] 臧棣：《大忌还是大计:关于新诗的散文化——答〈广西文学〉关于当代诗歌语言话题的问卷》，《广西文学》2008年第9期。
[22]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今天》1995年第4期。
[23]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今天》1995年第4期。
[24] 将抒情诗中“抒情我”的虚构特征，与日常的“经验我”区分开来，是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论述波德莱尔时明确提出来、现代主义抒情诗“去个人化”的基本原则。以这一个区分为基础，在《诗人与母语》一文中，张枣将其扩展为中西诗歌传统审美方法论的对立。参见张枣：《诗人与母语》，《张枣随笔选》，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25] [27] [28] [31] [32] 张枣：《环保的同情，诗歌的赞美》，第93-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26] 所引诗句，均出自张枣《祖母》一诗，参见张枣：《祖母》，《春秋来信》，第143-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29] 对张枣的这一思想状态的描述，并不自足，固然因很多有待进一步考证的线索还不清晰，也是因为诗人的思考方式，不太同于逻辑学家，存在很多跳跃，但大致的思考线索依然存在。
[30] 颜炼军、张枣：《“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第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33]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文明的孩子》，第93—11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4] 参见曼德尔斯塔姆：《关于但丁的谈话》，《时代的喧嚣》，第276-340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35] 有关曼德尔斯塔姆对“希腊文明”的接纳与转化，可以参考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文明的孩子》，第93—11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6] 黄灿然：《访谈张枣》，《飞地》2015年第3辑。
审核：熊 辉
责编：杨东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