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里尔克，我们知道些什么？ 关于《杜伊诺哀歌》，我们了解多少？

里尔克是个有争议、同时又极具吸引力的诗人，其代表作《杜伊诺哀歌》同样是有争议却一直吸引着广大读者的作品。诗人和他作品的引人争议之处和引人入胜之处既关乎诗学，也关乎文化，既来自作品，也来自生平。那么，关于里尔克，我们知道些什么？关于《杜伊诺哀歌》，我们又了解多少？

且听听里尔克研究专家怎么说——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评述  

文本·翻译·注释·评论

来自里尔克研究专家的权威解读

对于想知道《杜伊诺哀歌》在说什么的普通读者，本书提供了详细的解读；对于有学术关怀的读者，本书以批评史、文学和文化史为背景对作品作了深入分析。

里尔克，奥地利著名诗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之一。《杜伊诺哀歌》为里尔克晚期代表作，也是20世纪德语诗歌的精品。该作为里尔克一生的经验和思辨的结晶，代表了里尔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成熟期的里尔克艺术风格的集大成者。

本书著者刘皓明教授为耶鲁大学博士，其长期致力于德意志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对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翻译和研究亦耗时十余年。此书可以说是国内迄今为止对里尔克作品研究的较富深度、厚度和广度者，极具学术和文化价值。

本书集翻译、注释、解读、评论于一体，不仅对诗歌《杜伊诺哀歌》的字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更在述评部分对作品进行逐行分析和解读，同时还阐述了作品在诗人诗学上的生成过程及其更广泛的诗学意义。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评述》选读  

文 | 刘皓明

在很多方面，里尔克对于中国读者有着甚至超过西方读者的天然亲和力。这是因为他的诗歌诉诸绝对的感情，洋溢着感伤主义，他无视一致性只为顺从修辞的瞬间需要，他同正统的西方文学传统之间有很厚的隔膜，他在他周围和读者中间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神话化和被神话化等等，这些特征要么符合现代中国人的感受方式（以感情来反理性，沉溺于感伤，热衷于神话化），要么符合近现代中国诗歌乃至当代艺术的状况（无系统思想支撑、与文学传统隔膜），要么在最深处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潜意识相合。正因为有这样的天然亲和力和相似性，汉语世界的读者对他的接受反而应该格外审慎。

他的这些特征在中国特别是现当代文化和文艺中都存在，只不过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和诗歌由于远远达不到德语及其文化环境赋予这位奥地利诗人的——尤其是在他后期作品中所达到的——那种精微和风格水平，便大都以极其粗糙的形式存在。阅读里尔克，不应该以他的作品为榜样鼓励和强化已经以粗糙形态存在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这些特征和倾向，而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用来帮助反思和自我检讨。

在危机阶段，从诗歌主题和内容上讲，熟悉里尔克生平和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有两个情结贯穿里尔克自青年时代起的一生，一是童年经验乃至他个人出身对他的困扰，二是与爱有关的种种困难。与遭受类似困扰的普通人不同的是，这两者同他的艺术追求密切相连。里尔克比较特殊的童年经验在他自己的书信里多有反映，也早已被研究者反复探究和讲述过，我们这里无需重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童年经验在他出离故乡布拉格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经历了一个从更具直接性的表现到完全压制到隐蔽宣泄再到所谓变形的过程。1900年前后，他的确写过几篇高度自传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它们是从他当时尚新鲜的人生经历中涌现出来的，相对于所表现的经验现实有很强的直接性，对于诗人的童年和早年经历，近乎“袒露”，但是这些作品大都没有发表，而且后来也从不被诗人提起。种种方面表明，除了艺术水平考虑之外，对于这些作品过于直接地反映了他的出身和早年经历这一点，成熟后的他是相当忌讳的。1900年以后一直到《马尔特》的完成，特别是在诗歌中，童年经验被有意回避，在《日课书》（DasStunden-Buch, 1905初版，所含诗歌作于1899-1903）和《圣像书》（Das Buch der Bilder, 1902-1906初版）这两部他创作生涯早期的代表作里，很难找到对于真实童年生活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真实情感的直接表达。直到1904年开始写作《马尔特》，里尔克才开始在成熟的散文作品中触及他的童年经验，只不过同早期那些中短篇小说不同，在《马尔特》中，童年经验的反映是经过整体变异的，时空人物都经过很大程度上的变化，童年的痛苦经验混合了幻想：主人公的背景从德意志语言的飞地、种族与文化的大杂烩之地布拉格转移到纯粹日耳曼民族国家的丹麦，把下中产阶级变成了没落贵族，把狭小的出租公寓变成了贵族的庄园和城堡。这不是一部关于作者早年经验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曲折地表达了作者企图超越自己实际出身背景的白日梦。更接近作者本人状态的是书中主人公当下在巴黎的处境：出于小说中语焉不详的原因，这个贵族家庭没落了，这个家族的年轻后嗣、作为文学青年的主人公马尔特客居巴黎，遭受贫困和内心煎熬，最后走向自杀。小说中的人物背景既然纯是虚构和幻想，其所表达的主人公当下的心理状态却更直接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情感。虽然如前面引用的信中所说，这部小说的写作令诗人精疲力竭，但是并不是说他的童年经验的情结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被完全治愈了，虽然他的确认为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心理分析治疗。然而，正如一位学者在评论他的诗歌时所说的，写作其实不是对危机的克服，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瞬间。虚构贵族出身等在白日梦中满足内心的渴望正是他引以为耻的低微出身引发的，所以与其说小说的写作是心理分析式的治疗，不如说是用更华丽的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症状来缓解这种病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另一个情结是与异性爱情有关的。传记作家们尽可能详细地记叙了里尔克一生的种种感情和两性关系经历，在我们关注的时期里，1914-1915年前后与露露·阿尔贝特-拉扎尔特（Lulu Albert-Lazard）和尤其是所谓“热望中的女子”（Benvenuta）女钢琴家抹大·封·哈廷伯格（Magda von Hattingberg）的情事在他包括《哀歌》在内的后期写作里留下了清楚的痕迹。其中的细节我们无须复述，我们只需知道，诗人的写作与他的感情生活一直是有很大冲突的，两者的冲突到了彼此不相容的地步。在《马尔特》之后的创作危机期间尤其成为最显性的危机症候，多次在里尔克1910年代初期与亲密女性友人的通信中被述及。这期间只偶尔在大概从未打算发表的诗稿中，里尔克才会颇为直白地表述只能在更正式的诗作如《哀歌》中隐藏在华丽的语言和意象背后的实际爱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