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教授是研究论语老子的权威（比百家讲坛的'流行学术明星'们强百倍）。他的《人往低处走》、《丧家狗》等书，在有深厚学术考古支持的基础上，既别有新论却也在情理之中，让你真正识得“孔子”、“老子”。
这是一篇2012年北大内部一本刊物对李零教授的访谈，论述学术、育人和大学教育等话题。我做了些许编辑和改动，删去了原来的“记者提问”部分，将李零的回答串连成文，并分出小章节和拟了新的小标题。若要识得李零教授，建议还是要从读他的书开始。一篇小文往往会“辞不达意”，容易片面意会。
如果你已读过，不妨再读一遍。
（原标题）
李零：“一代文人有厄”
原载：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
采访：郭九苓 黄鲲
时间：2012年6月21日
“现在，什么都是表演”
现在，什么都是表演。我不善言辞，讲课讲不好。讲话不如写东西，可以从从容容，反复修改，改好了再发表。除了私下聊天，我不喜欢讲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讲话。讲课是一门艺术，很难很难，我驾驭不了。准备太多，写成文章，太累，写出来再讲也索然无味。没有准备，思绪万千，线头太乱，人家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讲话，条理和节奏很重要，领导讲话，半天蹦一个字，倒是有条理，但多是千篇一律的废话。随机的想法，有条有理说出来，不容易。录音，自己看了都脸红。
我讲课，主要是吹风，要把问题说清楚，还是靠写。我的好几本书都是来自课堂，但绝不是原始录音，原始讲稿。我是把讲课当写书的草稿，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改。讲课，容量太小，还是看书更有用。我自己就不爱听课。
我到北大，一直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最近又调到古代文学专业。但老实交待，我一天也没学过古典文献，一天也没学过古代文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就是名不正也言不顺。我是学考古的，但既不在考古系，也不在历史系，我是四处出击，咱们的文科系，我几乎都能插上一只脚，我甚至插足历史地理，插足医学史，插足艺术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过客座教授。
我发现，学科和学科之间有很多三不管的盲区，你以外行的身份涉足其间，既是挑战，又充满乐趣。很多不同学科的人都把我当内行，但我心里很清楚，你哪里是什么内行，玩一把就算了，赶紧撤回来。不当内行的好处是，我不必天天想着当个内行要怎么着。
做学问，我一直追求简洁明快，从不认为学术就是把别人绕糊涂了。我认为，如果你说，你研究越深就越讲不清楚，这是你自己没本事，功夫全折在半道上了。你要想让别人明白，先得自己明白。想明白了，自然也就讲明白了。
我理解，讲课不是嘴皮子的功夫，你要把话讲深讲透，必须先有研究。而要做研究，就要从资料做起，从细节入手。比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哪样不是“慢功细活”。做学问，好比爬楼，从简单到复杂是上楼，上楼只是一半。下楼，从复杂到简单，这是另一半。这一半更难。很多学者，只会上楼，不会下楼，顶多“独上高楼”，顶多“衣带渐宽”，就是差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蓦然回首”。“蓦然回首”就是通俗。
有人以为通俗是小儿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通俗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没有深入的浅出，那叫肤浅。没有研究的通俗，那叫庸俗。
我不上网，也不看报，说好说坏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认认真真把《论语》看了一遍，觉得《圣迹图》上的这个故事，司马迁等人讲的故事，最能概括其一生。“丧家狗”的意思是什么，原书讲得清清楚楚，不读书就骂人，我才没工夫搭理。我读《论语》，其实是用司马迁的路子，即把《论语》当孔子的生命来看待。我是用他坎坷的一生来笺注《论语》，我是把他当人而不是神来看待。我对他的最大尊重，就是尊重历史。
“既然讨厌摧眉折腰，当然也讨厌呼奴使婢”
现在戕害学术，荼毒士子，莫甚于好大喜功有如修长城的“课题制”。现在什么都是工程，什么都是课题。很多管理者以为，管理就是撒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早晚有一天，个人学术将被集体学术彻底消灭，所有成就归老板。就像凤凰台的节目，出品人是刘长乐，每个节目都是他老人家的节目，个人顶多混个灯光、道具什么的。
现在的课题制，都是靠圈钱，摊子越大，才越来钱，大钱出大活，谁来扛？领衔的学术带头人，他自己才干不动呢，他只能靠分钱，把活一层层包下去，千军万马，雇人来干。越是胡子一大把，越不消停。尊老的人也不让他消停。你不消停也就算了，还拖拽着年轻人。人拢共能活多少年？你不能说只有鸿篇巨制才是学术，那样，全部学术史都得改写，除了《四库全书》，别的都不是书。长城倒是修起来了，可怜白骨无人收。
我很顽固，我的书没有一部是这种书。
我们系有个老师，他已去世，他跟我说，你在北大立身，必须占住三条，一是北大出身，二是师门过硬，三是个人努力。我不是“三不沾”，只是“两不沾”。北大出身，我不沾。师门，我也不沾。我的老师张政烺，说起来也算名师，但他早就不在北大。今年，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华书局给他过百年，很多人还在那儿讨论，咱们北大，是谁把他赶走了。两大前提，我都没有，只有最后一条，我还沾一点边儿。
我理解，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学生不是老师的工具，老师也不是学生的工具。我最讨厌培养子弟兵，安插子弟兵。我理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成人一愿，胜造十级浮屠”。我既然讨厌摧眉折腰，当然也讨厌呼奴使婢。
现在的学生，“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写论文的时间太少，很多时间都花在应付考核和找工作上了。很多论文都是半成品，要求太高，谁也甭毕业，放一把吧，又全都过。我跟他们说，将来你们干什么，我不管，但你总得善始善终，毕业后，你把论文好好改一下，争取早点儿发表，那时你再跟学术说再见，这总行吧。
现在的学生，聪明的太聪明，他们经常觉得自己比老师还高明，我是乐得让他高明，不用太费心。但不聪明的学生又太不聪明，说是不聪明也许不对，其实是太不热爱，读书只是混出身，我也没辙。我带学生，首先是拿自己当学生。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的梦想是当个好老师，但我不是个好老师。老师太难当了。
“钱比八股还厉害”
现在的大学都是理科领导社科，社科领导文科。比如校长，肯定是理工科的，最好是院士。文科也最好由商科来管。大学产业化，就是把大学当买卖做，一帮研究风花雪月的人怎么懂这些。文盲领导科盲，是大势所趋，我没意见，只不过不要斩尽杀绝，最好还有个“印第安人保留地”。
我记得，北大推倒南墙那阵儿，大家都哭穷。我们中文系的朱德熙副校长参加人大会，与总书记吵起来。总书记以为，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大学也跟农村一样，只要放开，像包产到户那样，经济就搞活了。朱先生气急而问，那北大化学系就该做肥皂去？总书记丢下一句话，叫“大势所趋”。当时咱们学校很可怜，有个系的老师在校园里摆摊儿卖贺年片。他们拿自己的书到出版社，出版社的人说：“这还有必要印吗？复印几份就得了。”
现在怎么样？教育部大把大把撒钱，课题满天飞，钱是有了，命也丢了。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这就是大势所趋。大家发愁发的是，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儒林外史》头一回，王冕说，“一代文人有厄”。现在就是“一代文人有厄”。钱比八股还厉害。
讲点现实问题吧。
现在什么都是买卖，学校也是个买卖。买卖当然要由买卖人来管理。比如咱们学校的出土文献中心吧。人家清华也有这么个中心，他们请国家领导看竹简，领导大笔一挥，他们就有了一亿人民币，可以盖大楼。我们怎么样，“房毛”都没有。老朱（朱凤瀚）跟学校申请，学校管文科的校长说，这很容易，咱们校园里，你们瞅哪儿合适，自个儿盖个楼，不就得了。这不是扯吗？我们要是有钱，还跟学校张什么嘴？这不等于我们替学校盖楼，还给学校交钱吗？这也太经济学了吧。
“人文学者最便宜，也最贵”
今年，我已六十四岁，应该走人。我之所以还在延聘，主要是想留个办公室。你们都看见了吧，北大有个临湖轩，我也有个临厕轩（编者注：李老师的办公室在厕所对面）。如果没有这个临厕轩，我就得把书扔掉。家里已经没地儿了。
人文学者最便宜，也最贵。为什么说便宜，因为他不需要雇人，不需要买设备，只要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还能放书就得了。但为什么你又说他贵呢，因为他要有人养着，这属于非赢利开支，不符合经济学呀。
我们是属于“难养”之辈。如果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人家就不养你。
不养你也没辙。
现在教育搞不好，关键在最高管理者。学校为教育部打工，我们为学校打工，我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我是被管理者，每天想的只是如何委曲求全，尽量减少管理者的破坏捣乱。我不需要激励机制，因为我干学术，是因为我爱学术。我们的管理者，他们最不相信的就是人。他们以为人跟驴差不多，懒驴上磨屎尿多，你得前面拿吃喝诱着，后面拿小鞭子抽着，这样才能“出成果”。我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
李零介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字学家。研究方向为：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左传》，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被人称为从专业领域“开小差”的历史学者。其随笔集《马放南山》、《花间一壶酒》等备受好评。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孔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等。
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祖籍山西武乡县。从小在北京长大。1968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和山西武乡插队七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做殷周铜器研究。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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