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
龚鹏程
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集团，是以帝王为主的官僚文人、政治上的权贵者往往即是文坛的主盟。王公贵族周边聚集了很多文人。从汉武帝，建安七子，再到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竟陵八友、北齐学士，萧梁等等，几个黄帝、亲族都是文学家，形成了很大的文人集团。唐初还是这样，唐太宗、武则天都如此。但玄宗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玄宗前期身边也有一票文人，最重要的就是李白。李白与司马相如差不多，也是被“倡优蓄之”。但自从李白被放归江湖之后——这是很有象征性的事，后来文学史上再也没有一个皇帝能像从前一样，团结一批重要文人，并形成文坛上具有影响力的集团，导引文学史的发展。
是后来没有喜欢文学、鼓吹风雅的皇帝吗？不，只不过形成不了这样的作用了！皇帝很有才华，不过如南唐二主、宋徽宗一般是个人，而不是一个文学集团。乾隆皇帝，是有名的附庸风雅，修《四库全书》，编《唐宋诗醇》。但我们讨论清代诗歌流派与理论时，乾隆是没有办法作用其中的。这就是时代之变。
唐中叶以后，帝王无此力量，则文章之贵贱，操于贤公卿，例如元白、韩柳、欧苏等。这时文人集团不在朝而在野。文人都是自己结的社，其标志就是江西诗社宗派。自此以后，诗社、诗派林立。
诗社、诗派是宋代所出现的事物。北宋时期，或许还有士大夫、一些著名且有政治地位的人作为领袖，如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等，号召了一票人形成了文人集团；但到了南宋，连这个也没有了，是否由大官、政治上有力量的名人来号召并不重要，结社是遍布江湖的。诗人往往跟大官僚无关，而由民间的结社来。文人结社成了文学史发展的主力。
明代情况更甚，整个文学思潮的转变、论争，以及所有的运动、阅读，书刊的编辑、选集，都与文人结社有关，甚至因“文人结社而斗”，故要了解明代的社会、政治与文学，也必须要了解明代的结社状况。夏允彝《岳起堂稿》序说：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
明代自开国的刘基、宋濂、号台阁体的杨士奇以降，文坛权柄皆操之在下，由文人自己竞争话语权，虽诸生处士，凭其诗文或文学主张亦能倾动一时。信服其文采及主张者，自成一集团，与其他集团相竞，谁也不服谁。故批评它门户标榜、出主入奴，固然不错，但一个文学真正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人人皆可为自己的文学主张效忠的时代岂不是由此可见？
元末，“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聊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入明以后仍是如此。文酒之宴，品文评画，杂以声伎，彼此唱酬一番，这是文人交往的基本形态，源于唐宋，是兴趣的组合。或切磋攻文，或优游卒岁，属于好朋友一起玩的性质，未必有什么明确的主张或文学倾向。明初高启的北郭社，孙蕡的南园社，杭州的耆德会、会文社，浙中闽中的几个九老会皆是如此。也有文人聚合，同声相求，而渐见宗旨者。如“闽中十子”皆以盛唐为法、鳌峰诗社以本社前辈之诗为法，都各形成一种风气。这两大类，在明代，早期以前者为盛，后者愈晚则愈多。
论文学者，一般不重视前面这种游嬉唱酬型的。但实际上文学多起于游戏，文人之交往酬唱更是文人阶层得以巩固及扩大之基石。有主张的文人团体，亦是建立在这基石上的。文人强调气味，感觉不对，玩不到一块儿的人，主张就根本合不到一处。
再说，文人泰半少年攻苦，以求科第；中年仕宦，奔走四方；晚年才能呼朋引伴，优游林泉。故文酒之会、耆老之社，乃其暮年赡养之所需，社集以怡老、逸老、归田、耆英、高年、朋寿、乐天、林泉为名者最多，即因它有文人阶层内部的需求。有些社，还置有社田，把诗文集会完全变成了养老的组织。例如创于嘉靖间的逸老社，万历中就发现有社无田是不行的，于是：“置负郭田若干亩，立籍于宝生禅院，岁征租供春秋两社会计出纳，士大夫以齿而狎主之。”（陈幼学《逸老堂社田记》）显然这既是依实际需求而生的体制。此类娱老酬唱之社，文学造诣未必出色，但推广文学、扩大影响之效，绝不可低估。
至于有主张的社集，主张不只见于言论，还可从许多地方看出来。例如其祠祭。社集是把文人群视如宗族群的，故多由宗教祭祀活动，如张埁有一首《余缔雪社于湖上。汪然明建白苏祠成，同社合赋，兼邀然明入社》诗，收在《奚囊蠹余》中。祠祭，是把古代文人当祖宗一样地崇拜，这自然就显示了祈向。
社又是契约团体，故皆有社约规则。社约千奇百怪，例如嘉靖之海岱诗社，社稿《海岱会集》被收入《四库全书》，书前就有社约，说是不准将会内诗词传播于外，违者有罚。讲得好像秘密社会似的。同时之西湖八社，社约则说：“凡诗命题，即山景物不取还拈。”乃是以歌咏风景起兴，跟其他诗社喜欢命题作诗不同。又，粤山诗社，梁有誉《雅约序》云：“夫文艺之于行业，犹华榱之丹雘、静姝之绮縠也……倘情致有所属，而制述无恒裁……强欲角逐艺苑，何异执枯条以夸于邓林？”可见是讲究作诗之体制的。
社约对社员颇有约束力，《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说袁宏道“年方十五六，即是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时于举业外，为声歌古文辞”。这个社，以作时文为主，然其情况实通于其他诗文社。故《广东新语》描述黄佐领袖南园诗社，“持汉家三尺以号令魏晋六朝，而指挥开元大历”，讲得好像军队的纪律。
以上这些，都看得出社集很强调内部的凝聚力。崇祯间的几社，甚至规定非游于陈子龙、夏允彝之门者不得与。意谓非师生不同社，可见他们重视同构性之一斑。
社集当然也重视对外的交流。他们作诗作文，集起来成为社稿，会传抄或刊刻。传刊之目的，是纪念，也为了宣传和交流。
除了内部写作以外，对外也办活动，类似于诗歌比赛的活动。元朝的月泉吟社，曾出一个题目，然后定出一些条件来征稿，选诗，约诗投稿，还专门聘请诗翁来主持评选。这样的评选活动跟现在的文学奖一样的，也有资金奖助的。主盟者就是主持评选的人。明代这种情况当然更甚。
社与社间的交流还不止于社稿交换或约盟揭赏，更有大集或大会。如周亮工《书影》载：万历三十六年茅元仪号召秦淮大会，“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无不集也；分朋结伴，递相招邀，倾国出游”，可见其盛。晚明有很大名声的复社，其实也就是由各小社结合起来的，是大会的定型化。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云：“于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
宗旨相近的小社联合成大社后，对其他不同宗旨者自然就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也会结集以抗。如与复社对立的阮大铖中江社、群社，便是这种性质。群社取名“群”，他还作了《群社初集共享群字诗》示意，可见其旨。中江社则有钱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云：“壬申，邑人举中江大社，六皖名士皆在。”亦可证其为大社。由其结社情况看，不同社间虽有交流，但基本是竞争关系，其联合亦常识为了做更大的对抗。明代文人集团每予人党同伐异之感，即由于此。
社内也是有竞争的。如高岱、李先芳主持诗社，召李攀龙、王世贞入社。后来谢榛因援救卢柟出狱，名震京师，诸公遂亦邀谢入社。可是王李崛起后，先是摈除高岱、李先芳，另延宗臣、梁有誉入社，与谢榛合称“五子”。再招引徐中行、吴国伦，改称“七子社”。但就在“七子”名号正响之际，却因谢榛自以为是领袖而引发内讧，于是大家又把谢逐出。谢是布衣，然能说诗，对该社诗风宗旨颇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其结果如此。可见文人集团的内部政治，其实跟政治团体没啥不同。时人常以春秋会盟时“执牛耳”、“立坛坫”、“主盟”等语形容社集，社中领导权之竞争正似诸侯之攻伐！
文人结社不但在文学史上很重要，在中国社会史上也很重要：文人诗社是所有一切社团的模范。翻翻《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你就知道当时西湖有各社百种，都以诗社马首是瞻。文人在中国社会有特殊的地位，文人中诗人的地位又特别高，所以诗社为社集领袖。
而文人结社的源头是江西诗派。当时吕本中编《江西诗社宗派图》，可是《江西诗社宗派图》讲的并不是实际上的结社，即当时文人并没有真正结这样一个社。因其中所列的人年辈、时地各不相接，因此吕本中所编是观念中的社。即他用社这种观念，去处理诗人群体，将其比拟成为一个社。在社中，黄山谷就是祖。为什么叫诗社宗派呢？宗是宗，派是血缘族群下的分派。我们现在一个家族之下，是分派行的。宗派也者，模拟宗社的形态来说明一个诗人群。
这种谈艺方式，不只用在诗歌，也用以讨论其他艺术。如书法。天下所有法帖都起源于淳化阁，故曹士冕编了一本《法帖谱系》，很像宗族中的族谱。绘画，则东坡有位表哥叫文与可，画竹最有名，东坡曾称赞他“胸有成竹”。后来很多人学他，就形成了一个文湖州竹派，也编了本《文湖州竹派》。这样一种把诗人群、画家群模拟为社，形成批评意识来处理群体的方式，是社以及中国文学的批评意识之共同发展。
文学批评常与其社会组织有关，例如《诗品》采取九品论人的方式就与当时九品中正制度有关。曹魏设立了九品中正法，钟嵘则参考了这个框架，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然书法、棋也利用这个框架来讨论，所以我们又有《书品》、《棋品》之类。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意识从社会组织中来，将社会组织运用于文评结构中。
魏晋南北朝主导社会的组织是门第，故批评家会想到用九品中正制度来论诗。宋代，结社成为社会主导组织，批评家想把社会组织用在文学批评上时，会出现江西诗社宗派，当然也毫不奇怪。
另外，文人与秘密社会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秘密社会也是民间结社之一种，所属的阶层比较低，文人阶层比较高。但文人沦落向下流动的情况，本来就不罕见。
在贵族社会中，人是不流动的，都从属于某个阶层。中国很早就脱离了这种社会。我将贵族社会称之为“闭锁式”的社会，如印度的种姓社会。早期中国也是这种社会：庶人不可能变成贵族，贵族也不会凌夷为庶人。春秋战国之后，社会流动大增，到魏晋南北朝又开始不流动。唐朝中期之后，社会流动才又加速，科举考试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垂直地向上流动。
人都喜欢向上流动，改善生活；但际遇难料，也不乏向下流动的，如柳永就是。宋元时，有一种特殊的群体与这种流动相关，那就是书会。比如妓院中不单只是妓女而已，还要有很多帮闲的人，如吹、弹、奏、唱这些人。这些人又需要有人帮他们编曲子作歌。所谓书会，就是这些文人向下流动、与底层人在一起的团队。编剧本、作曲子，多半都由书会为之。书会中人或称为才人。在宋代、元代，戏曲剧本大都是书会才人的作品。元朝钟嗣成《录鬼簿》收录的就是“名公士夫，书会才人”之作。
秘密社会则是文学与更底层的社会间的关系。所谓秘密社会，其组织和会约更为隐秘。其形成也有几种：
一是目的不见容于正常社会。其结社之目的可能是打家劫舍、鱼肉乡里。如《宋史》所载河南有 “群不逞之徒结霸王社”，这是梁山泊一类的。
二是宗教结社，但被政府认为是邪教的。宗教有何正邪之分？从特定一个宗教看其他教都是邪的。可是实际上，邪教与否，主要跟官方的意识形态有关。被视为邪教者，一般有重开新天地，重建新政治秩序，带来新政权等主张，这样就会被定义成是邪教。邪教系统中，第一就是道教，从黄巾起事以降，累世不绝。第二是佛教，尤其是弥勒佛系统。弥勒佛是未来佛，佛陀曾经预言弥陀降生以后，会大开龙华三会，普度一切天人。弥勒衍生出许多教派，如龙华会等。再就是摩尼教，也就是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摩尼教从唐代就进入中国，其教主名叫摩尼。它本是拜火教即祅教之另一支，与拜火教教义有类似之处，也同出于波斯。但两教势同水火。后来摩尼被拜火教逮到了，将其杀死后将其皮剥下来，装满稻草吊在城门上，非常残酷。正因为这样，摩尼教徒四散逃亡，从波斯逃到中国。它进入中国新疆地区时，得到回鹘国的优遇，成了回鹘的国教，从而进入中土，在中国发展还不错。但因武宗灭佛，在唐代晚期受到波及，又受佛、道排斥，慢慢便隐姓埋名，把自己化装成道教或佛教，在中国形成了穿白衣、吃素、不剃头、拜摩尼的形态。佛教批评他们是“吃菜事魔”，简称魔教。
这几种宗教，后来慢慢融合，又形成了很多复杂的教派，在明清之际越演越烈，且都有不小的影响。如罗清所创的罗教，后来大运河漕运系统的漕帮，所有帮众都是罗教的。养生送死都通过这个教。漕帮就是俗谓的“青帮”。另外还有洪门、天地会等，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
而这些社、会与文学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这些宗教在传教的过程中都有大量地仰赖文学作品。弹词宝卷，在明清是这些团体宣教的最主要的工具，利用弹词、歌谣、宝卷、小说、戏曲来传教。文学作品跟这些秘密社会关系是很复杂的。
此外，在清代中叶以后，还出现了一种儒家式的善堂，即儒生的结社。鼓励大家做善事，改善风俗，戒烟、禁赌、禁娼等等，目的是端正风俗。善堂，大概在清朝嘉庆以后，就发展为一场社会运动。
有一年，我在马来西亚槟城街上走，看到了一个“警顽社”的门匾，心中一动，便闯进去看。进去一看，果然墙上就写着社约。“警顽”是说老百姓冥顽不灵，我们也要教化他们。墙上还有许多书，竟是民国二十几年商务印书馆的全套《万有文库》，连书架子都是当年的。看得我感慨万千，想不到在内陆几乎绝迹了的善堂，居然还可见诸马来西亚。
善堂不只是劝善，也编很多善书与宝卷，还作宣讲。在台湾，甚至还发展出一种宗教，叫儒宗神教。善堂于清朝末年就出了一本很有趣的游记，叫《洞冥记》。本来东方朔有本《洞冥记》，但善堂这本讲的是一个人元神出窍，跟着神，譬如济公等等去游历天堂、地狱等等。这种书从清末就开始在云南等地流传，后来在台湾很盛。台湾有一套销售量惊人的书，叫《天堂游记》和《地狱游记》。听起来很荒唐，却被当作是善书，很多人乐意传播。这一类也是文学作品，如要研究民俗文学、民间文化，这一批材料是非常有趣的。如果朝这个方向再找一些材料来看，结合弹词、宝卷，就能超越郑振铎先生所谈的俗文学框架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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