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
蔡元培与德国颇有缘分。他一生三次赴德国留学、从事研究，前后共计五年多。蔡元培第一次去德国是1907年，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911年底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学习回国，并出任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12年7月，他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并于同年11月再次入莱比锡大学，但半年后又被孙中山召回国内。1924年，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又远赴德国汉堡大学，计划从事民族学研究。但终因干扰频繁，不得不放弃。在三次赴德中，第一次的四年留学生活，不但时间最长，而且对蔡元培的学术与思想影响也最大。
一百年前的1907年夏，蔡元培到达德国的首都柏林。对于这位已届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来说，游学德国是多年的夙愿。他曾放弃了公费游学日本的机会，执意到德国学习。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按照他的计划，他准备至少用五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蔡元培负笈西来，系自费留学，尚有柴米之忧。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自称“半工半读”或“半佣半丐”。第二年，蔡元培欲申请柏林大学，但因无法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经过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的帮助，蔡元培于1908年10月在莱比锡大学注册。孔好古是莱比锡大学的汉学教授，1903年曾在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教授德语，想必与蔡元培在北京就相识。
（图：莱比锡大学图书馆）
没有进入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当然遗憾，但莱比锡大学也属当时的顶尖大学，建于1409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拥有哲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和历史学家兰普来西等一批一流的学者。当蔡元培来到莱比锡大学时，正是大学五百年校庆的前夕，也是莱比锡大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学生人数达到1.2万人之众。
莱比锡大学的核心地带在奥古斯都广场周围，主楼奥古斯都楼颇为壮观。可惜整个大学的核心建筑现在荡然无存。几年前，我专程去莱比锡，想追寻蔡元培的踪迹，得知主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但主体部分还保留着。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莱比锡市政府为了建设现代化大学，把残存的主楼拆毁。据说当时许多市民上街抗议，可惜市政府一意孤行，不听从民意，拆毁主楼，并在原址上盖起一栋奇高无比的所谓现代化的高层大楼。我当时站在大楼旁，遥想当年蔡元培时期的莱比锡，嘘唏不已。
（图：1909年的莱比锡大学）
蔡元培到达莱比锡的这一年，正是兰普来西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正式建立的时候。孔好古在此任教授，所以就介绍蔡元培就进入了兰普来西的研究所。
蔡元培到莱比锡后埋头读书，潜心学问。莱比锡大学档案馆的材料显示，蔡元培三年中共选修了大约四十门课程，平均每学期选六门，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及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每学期都选修了冯特和兰普来西的课程。他还帮助孔好古整理了在甘肃楼兰发现的古代文献。关于他在德国的学习，蔡元培自己说：
“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
在莱比锡的课余时间，蔡元培的活动也大都与艺术与美术相关，比如喜欢去美术馆，或听音乐，自己还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蔡元培后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显然形成于莱比锡时期。
蔡元培在莱比锡留学之时，也正是德国大学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蔡元培在上课读书之余，显然也非常关注德国的大学。他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发表在1910年第11期的《教育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当时著名哲学家包尔生的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序言。包尔生在其中比较了德国与英国和法国大学的特点，指出德国的大学
“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簧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
蔡元培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北京大学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其改革的思路和基本理念，显然也是来自他在莱比锡的观察与思考。
二、关于蔡元培在汉堡大学注册的考证
蔡元培一生三次赴德游学研究，第一、二次在莱比锡大学，第三次在汉堡大学。关于在莱比锡的学习，莱比锡大学档案馆存有相当明确的材料。而关于蔡元培在汉堡大学学习的情况，迄今未见档案材料问世。笔者曾赴汉堡，欲在汉堡大学档案中查找蔡元培的学习记录，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求教于德国汉学家哈尼施( Thomas Harnisch)博士，他在进行《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研究中系统查阅过汉堡大学关于中国学生的档案材料，但他说在汉堡大学的学籍档案中没有找到蔡元培的名字。
根据现有的材料，1923年7月，蔡元培偕妻儿赴欧洲，先在比利时和法国逗留。在法国期间，蔡元培曾赴荷兰、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关于民族学的学术会议。在会上，蔡元培遇到当年在莱比锡留学时的同学但采尔。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与但采尔相识。但氏汉堡人，面微黄，颇心折东方文化，治民族学，其毕业论文之题曰《象形字》”。但采尔此时在汉堡民俗博物馆工作，说汉堡民族博物馆资料丰富，劝其到汉堡进行研究。1924年11月18日，蔡元培偕夫人周养浩由巴黎经比利时到达德国的科隆，第二天到达汉堡。11月21日，蔡元培“与夫人周养浩一同到汉堡大学报名注册入学”。（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1996，第691页）蔡元培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到大学报名。”高平叔对此做了注释，说“蔡元培和夫人周养浩到汉堡大学报名入学”。
从这些材料看，蔡元培在1924年的确在汉堡大学注册入学，但汉堡大学档案中何以没有蔡元培的学习记录?承蒙哈尼施博士的慷慨，笔者查看了他在汉堡大学档案馆的调查手记。我发现，在1924-1925年的冬季学期，确有一姓蔡的中国学生在汉堡大学注册学习，而且所学专业为民族学，但此人不是蔡元培。根据注册登记，此人的姓名为 Tsai Tchou King，女性，年龄33岁，杭州人，曾在南京、布鲁塞尔和巴黎学习。此人的情况很容易使人想起蔡元培当时的夫人。蔡元培1923年7月新娶，夫人名周峻，字养浩，1923年8月到欧洲后先后在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和巴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时年33岁。这位中国女学生蔡氏当是蔡夫人无疑。不知是按欧洲人妇随夫姓的习惯，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周夫人在婚后可能就冠以蔡姓，蔡元培在一封代夫人致张元济的信中便署以蔡周峻之名，即是明证（《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193页）。 Tchou King显然是周峻按江浙方言发音的德文拼法。
2000年春，笔者为考察蔡元培与但采尔的关系，与汉堡民族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意外地在档案中发现了但采尔1924年10月15日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但采尔原信如下：
蔡先生大鉴：
适才与我们民族博物馆馆长提伦纽斯教授商量过您的事情。他认为，您夫人在汉堡大学注册一事，当不成问题。我草拟了一份入学申请，随信寄上。务请您夫人尽快向大学提出申请。您若需要其他帮助，不妨去找汉堡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助教，他有意结识您及您夫人。他的地址是：弗里茨·耶格博士，汉堡大学，汉学研究所。
附寄的申请书须手抄一遍，寄往汉堡大学秘书处。随申请还须附上您夫人在北京大学的学业证书或中国公使开具的相应证明。
希望不久能在此见到您和您的夫人，并祝衷心问候。
信中提到的提伦纽斯(Georg Thilenius，1868-1937)不是“汉堡大学文学院院长”，而是位人类学家，自1904年起任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从1920年起同时任汉堡大学教授。蔡元培在汉堡期间与提伦纽斯时有交往，回国后与他仍有书信交流，汉堡民族博物馆档案中还存有蔡元培1929年5月31日写给提伦纽斯的一封信。耶格( Fritz Jager，1886-1957)在汉堡取得汉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在撰写其教授论文，任汉学所所长福克教授的助手，1927-1929年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1935年接替福克任汉堡大学汉学所讲座教授。
由此信可知，蔡元培曾安排周夫人入汉堡大学学习，并在10月份为此求助于但采尔。但采尔与民族博物馆馆长提伦纽斯商量后，写了此信，而且还为蔡夫人草拟了一份入学申请。申请原文如下：
兹谨向汉堡大学提交申请，愿获准为正式学生。我于_____年____月_____日出生于______，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学期。我于______年与蔡元培先生结婚，他是中华民国的前任文化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将在汉堡居留，以从事其研究工作。蔡先生热爱德国文化，并在中国致力于促进德国文化，我欲在此学习，也多受他的鼓励。提伦纽斯教授也惠允支持我的申请。我拟选教育学、民族学和汉学为我学习的专业。
蔡元培显然根据但采尔的建议，将此申请递交给大学，后蔡夫人获准在汉堡大学注册。蔡元培在11月21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到大学报到”，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是蔡元培本人报到，而是为夫人在大学注册报到。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肯定：一、在1924年11月到1925年年底，蔡元培在汉堡从事民族学研究，但没有在汉堡大学注册；二、蔡元培夫人周峻在1924-1925年冬季学期(即1924年11月到1925年3、4月间)在汉堡大学注册一学期。蔡元培应蒋梦麟的请求曾计划在1925年夏天短期回国，但未成行，后决定同年11月回国，所以蔡夫人也就没有在汉堡大学继续注册。
那么，蔡元培为什么自己没有注册入学，而让夫人注册呢?蔡元培此时已年近60，又曾任中国教育部长，还是在任的北京大学校长，如在汉堡大学注册读书，显然不太合适。而让夫人注册，蔡元培则可获得有关研究方面的便利，如了解有关民族学的课程以及阅读参考材料情况，或在大学借阅图书等。
蔡元培此次到德国，本欲静心研究民族学，但由于需要应付的事情很多，终未能如愿。如他1925年4月24日给吴稚晖的信中所说：“弟此次来欧，本欲暂脱国内一切旧关系，专心编书读书，然到此以后，亦仍应接不暇，真非初料所及。”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想必就是他汉堡期间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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