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在晚年的作品《读通鉴论》的后序中自称“不言正统”，即表示自己并不认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可以有担当正统的资格，就算是汉、唐这样辉煌的大一统王朝，乃至是自己曾经所效命的明朝也不能例外。
船山先生的这一说法，乍一听，似乎与他之前所坚持的南明政权拯救行动相抵触。但若是进一步深究因果关系，就会发现，此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其共同的精神内核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推移经历了形式上的变化。
纵观船山先生的青壮年时期，几乎完全被国破家亡、国仇家恨所占据。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所带领的农民军、坐视崇祯困死北京，只顾一己之私利，甚至投靠清军的明朝将领,以及在吴三桂帮助下入关的清军，这些人纵兵烧杀掳掠，致使礼崩乐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而船山的家庭身处这般乱世，自然也难逃战火的殃及。船山的很多亲人，都在长年的战乱中殒命。
面对国家灭亡、亲属死难的巨大痛苦，船山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奋起反抗。他以一介书生的身份投身于现实政权的拯救，先是与同学李国相、管嗣裘、夏汝弼等人在衡阳起兵抗清，后来又前往永历朝中，任行人司行人。
船山想通过拯救现实政权，为中华正统文化保有存续发展的载体。而在此期间，船山也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了《周易外传》、《黄书》等书的写作，通过自己的努力，保留华夏正统文明的火种。这一时期的船山先生，出于忠贞之心与复兴华夏正统文化的理想，依然将南明政权视为正统，这也是这一时期船山道器思想的体现，即“无其器则无其道”，认为只要保住明朝的江山，就不愁中华文明不能长久的持续发展下去。
而后来，永历朝廷的所作所为让船山逐渐对南明失去了信心。永历朝堪称是文无治武无功。朝堂上小人得志，王化澄、朱天麟等势利小人利用权势党同伐异，陷害“五虎”谏官、大学士严起恒等忠义之士，船山也因上疏弹劾王化澄而受到牵连迫害，幸得高必正出面营救，船山才得以脱险。
朝堂外，各地的将领也都拥兵自重，全然没有为南明效力的忠心，面对平民百姓，他们大开杀戒，烧杀淫掠，无所不为，而当面对清军时，他们或望风逃窜，或投降倒戈，全然没有一点雄师之风。永历朝纵有百万大军，实际效命的也仅有数万人，除了李定国等少数将领，其他将领都不堪大用。
到永历朝的后期，朝政又被奸臣孙可望所控制，再加上永历皇帝本人缺乏理想信念，庸劣无能。将这班不思进取，只知争权夺利的剩君遗臣的种种行径看在眼里的船山先生，对南明政权逐渐心灰意冷，遂辞官出走，后来李定国请他重新出山时，他也没有接受。
在南明朝廷的这段经历，开始让船山换位思考问题，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后来的反思中，船山提出了“不言正统”的说法，他开始认为王朝是谁家的并不像以往那般重要了，重要的是哪个政权能够让天下归于太平一统，让黎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是否利于民族，苍生与国家，才是船山评判历史的终极准则。而后期，南明政权的败亡已成现实，清朝的统治又确实让天下得以太平，船山的道器论也向“天者器，人者道”转变，他希望在王朝已经覆灭之时，通过文化的拯救，等待时机，使符合天道的人文国家再度成为现实。于是在晚年，船山将自己浸泡在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致力于文化复兴，笔耕不辍，完成了《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的著述。他对中华正统文化的坚定的热爱，从青年到暮年，从未动摇过。
所以说，无论是前期投身于现实拯救，还是后期的不言正统，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即捍卫华夏文化正统的民族主义精神。船山前期对明王朝的拯救是建立在相信明朝能够让天下得以太平，让中华文明得以存续的心理基础上。而当看到南明朝廷不思进取，荼毒黎民社稷之时，船山也放弃了对其的拯救，全面的投身于文化复兴之中。在船山的心中，中华文明正统的存续与黎民社稷的安康，是始终高于具体的现实政权的。所以船山不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对中华正统文化进行拯救与复兴的行动，从未停歇。唯一随着时间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只有拯救与复兴中华文化的具体形式，即由拯救南明政权向全身心投入文化振兴事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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