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旦过后，乙未年的结束便进入倒计时了,对于永锵来说，过去的一年是展览任务空前繁忙的一年，由当代岭南当家许晓生及他率领的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团队策划了一连串巡回展览活动，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家风范——陈永锵中国画大展”。从４月11号在郑州河南省美术馆掀开序幕，一年来，５月转战台北中正纪念堂；８月广东中山；９月山东淄博，10月西安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直至2016年１月于武汉湖北省美术馆作收官展结束，中间还夹上北京和四川两个没有出席的展览，以及８月１日和刘鹤翘司令合作的“我是一个兵”书画展，整年下来几乎没轻松过。
武汉回来，便安排丙申新春的准备工作，得知老师杨之光身体抱恙，赶忙展纸书下“之光无恙”四个大字，下款“杨之光恩师丙申大吉，弟子陈永锵拜年。”请好友转交杨老师，作为贺岁请安。
节后，杨老师女儿杨红转来老师话语并照片一张，照片中杨老师竖起大拇指誇道：“这个学生令人感动！”
物轻情意重，轻轻的一纸，凝结着师生四十多年的忘年交情。
很多人都以为二人交往始于永锵考上广美国画系第一届研究生班，因为当时杨之光是国画系副主任，主理研究生的招收与研读。然而实质上他俩的认识，更早于此五年。结缘的媒，则是改变永锵际遇，初试啼声的作品《鱼跃图》。
故事得追溯至１９７３年，所谓“十年浩劫”波涛汹涌的大规模运动虽已开始退潮，暗涌却依然潜行，各种力量在不同的领域中仍不断反复较量。那些年风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活动，办展览是常见的手段。其时永锵在西樵公社当一名公社社员，那段时日的经历，是日后在众多欢庆场合他会上台来一段表演唱“我是公社小社员”的历史背景。在西樵他栖身的路边陈村放怀楼，经常聚集着一群西樵爱好美术的青年，久而久之，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有了点小名气。搞展览少不了文案、图片和实物，文案稍微易解决，公社还有人，但图片和实物都颇伤脑筋，因苦于缺乏人才，那年头照相机也未普及，难道光写标语不成？于是有人想起懂得画画的路边陈回乡青年陈永锵，提出能否借调来一用。可那年头起用个人帮忙也须得“站稳阶级立场”，因“借”个人，也引起公社领导层的一点“茶杯里的风波”。
对于此事，永锵后来在文章《我的四个半十年》中有这样的记述：“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能画几笔画，表现也较老实，突然受到贫下中农的爱护，经过公社革委会中干部们的一番激烈争议，我被‘破格大胆使用’，‘老老实实’地走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受宠若惊的我能不卖力？四十多天下来，我创作了近百幅彩色村史连环画，完成了七组共二十七个人物的泥塑，并发挥我的电工技术，用灯光使展览产生了生动的效果。这个村史展览成了西樵公社，以至南海县的骄傲，我也因而有了丁点‘小名气’出了风头。重要的是成了真的、有可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多了点人的尊严，并且可以堂堂正正地画画了。如果说，我的今天能成为一个‘著名画家’，是由于１９７３年我的《鱼跃图》入选全国美展而撬开了沉沉画坛大门的一线的话，那末，更重要的是，那一次公社革委会的争议结果，使我有了参与村史展览的机缘，才有了创造《鱼跃图》的条件。”
《鱼跃图》以清新朴实的面貌和贴近生活的写实手法，摆脱当年主流作品的红光亮画风，更得助公社社员身份的特殊，终于在广东参加全国美展的入选作品中占了一席，并被评为那届美展的优秀作品。
· 杨之光作品
这只是故事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由杨之光老师当主角，在他的《我与永锵有缘》一文中写得清楚：“那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我相信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叫‘改画组组长’的衔头，这个桂冠竟然给我戴上了。１９７３年以江青为主，王曼恬为副的‘文化组’正筹备一次规模庞大的全国美展，我被调北上，进驻中国美术馆。我的任务就是领导一批知名画家，负责修改全国各地寄京的应征作品。陈永锵的处女作（也是后来的成名作）《鱼跃图》也在其中。王曼恬传达江的意见：‘如果这条鱼尾巴再翘一点，可以展出’。果然，经过我‘动了手术’，终于顺利过关。不但展出，而且这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画家名声从此大振，我与永锵的缘也就从此开始。”
佛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从此，青年农民画家陈永锵便进入杨之光关注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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