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地方权力结构和浙江正好相反，即长期在本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干部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苏政坛居于主导地位，而包括南下干部在内的干部则相对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相应地，他们的行为和浙江省权力结构中相对应的地方游击队干部群体的行为应该是类似的。
换言之，无论江苏还是浙江，都是处于边缘化的干部更有动力通过保护基层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得到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
我们对浙江（和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给出了一个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的一般性模型，即当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一部分精英被边缘化从而无法依靠现有体制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时，他们就会通过提供类似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本书中，由于我们是从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的角度入手来分析的，因此我们把这一机制称为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
因此，凡是存在类似浙江的权力分配格局和精英内部分化的地方，皆会存在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这和是否存在一个本地化的干部群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分布。
例如，广东省最发达的地区之所以是珠江三角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正是因为这一地区在1949年前是东江游击纵队的活动范围，而在1949年后该省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第四野战军系统的南下干部。
类似地，福建省在1949年后也是由南下入闽干部主导政坛，最终导致该省相对最发达的地区就是1949年前闽中游击队活跃的泉州地区。而河北省民营经济相对最发达的唐山地区，正是1949年前冀东游击队的活动区域，然而后者在1949年后的河北政坛却远离权力核心。这种政治版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
虽然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所揭示的省内经济发展地方差异的逻辑是一致的，但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的具体经济发展路径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大不同。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浙江模式下比较突出的是民间主导的民营经济，而江苏模式（即通常所说的苏南模式）所依赖的，则是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集体经济（20世纪90年代改制之前）和民营经济（改制之后）。[316]
尽管详细分析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我们仍然要指出的是，这一原因仍然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分布以及他们各自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和浙江的地方游击队干部相比，江苏的非华中根据地地区的干部虽然和省权力核心的联系并不紧密，但究其政治地位和资源，仍要比浙江的地方游击队干部优越得多。
例如，江苏的南下干部和浙江的南下干部同源于一个军政系统，这意味着他们在江苏的政坛上虽不占优势，但其背后所能依靠的政治资源，乃至其实际政治能量和地位却并不容小觑。因此，他们在江苏的处境，要比与其相对应的浙江的权力边缘化干部群体（即地方游击队干部）好得多。
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末江浙两省的“反右”成果的反差中就可窥见一斑。在这场来势汹汹的运动中，即使毛泽东亲自前往江苏督促抓右派，江苏省也硬是没有把一个高级干部（市县以上干部）打成右派。而当时的浙江则毫不犹豫地把包括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在内的众多没有南下干部背景的高级干部打成右派。[317]
因此，和浙江的地方干部只能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不同，江苏的所谓边缘化干部在其辖区内则要相对强势得多，同时他们对最基层的群众的依靠程度却要弱很多。因此，浙江的地方政治精英必须给予其基层支持者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江苏的所谓边缘化干部，却可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把大部分经济利益留在自己手中，并优先在地方干部之间进行分配，以巩固自己的官僚基础。
不难想象，即使在改制后，得到最多经济利益的，也是以这些地方政治精英为主的所谓当地的“能人”。[318]说到底，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背后代表了对不同政治力量的依靠程度，从而也就对应了经济发展成果的不同分配方案。
其结果是，在民营经济模式下，基层群众是最大的得利者；在集体经济模式下，地方党政精英为核心的干部群体是最大的得利者，基层群众次之；而在官办国有制经济模式下，处于权力最核心的政治精英则是最大的得利者。
因此，浙江模式的政治核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一个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地方干部群体，另一个则是前者必须依靠体制外的基层群众。如果说这一模式的形成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那么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文革”后的政治生态下，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是否仍然需要向下寻求政治支持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呢？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政策环境当然和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但边缘化政治精英向下寻求政治支持的必要和需要仍然存在，只不过具体表现形式会有很大变异。
首先，在强调一元化领导的政治文化下，远离权力核心的边缘化地方干部的政治生涯仍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他们不能主要依赖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来确保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必然要寻求其他的渠道来获得政治保证。如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在不对现有政治秩序构成挑战的前提下，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那么他们就能够据此进行博弈，以获得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