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医生一生所从事的人道主义事业和平等尊严地面对一切生命，对西方动物权利、素食主义、绿色和平主义的影响极其深远。史怀哲的素食观不是只建立在医学的狭隘的生理基础上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终身奉献的人道主义事业，从人与人之间，扩散到了整个生命世界。他说：“除非你能够拥抱并接纳所有的生物，而不只是将爱心局限于人类，不然你不算真正拥有怜悯之心。”他还说：“除非人类能够将爱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
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1875～1965）作为一位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人道主义者，于1913年前往非洲，在蛮荒丛林中行医达50余年。在非洲的第一年，史怀哲面对的人类苦难和内心的煎熬几乎令他退却。那么多的饥饿、疾病、瘟疫；那么多自然与人为的灾难，包括干旱、战争、奴役和死亡。在史怀哲的眼中，整个非洲大陆几乎看不见一丝光明，令他十分颓丧于人类苦难的无穷无尽，和个人力量的微不足道。
他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所能做的是那么少而感到沮丧，然而我试着控制这种感觉，心中只想着当时医治的那个病人。我训练自己想着要医好他，然后我才能继续医治下一个，我觉得这样总比牵挂着非洲所有的病人有效。有时候，为了保持理智，你必须实际点。”
有一天下午，史怀哲医生心情非常沉闷，于是就到医院外面附近空旷的原野上散步。这是他化解胸中烦闷的一人有效的途径。就在夕阳穿过树叶洒下一地金色光影的时候，他看到两个黑人小孩在一块玩，他们的阳光下跳舞、嬉戏，全然不知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悲苦与不幸，全然不知饥饿和痛苦就在他们身旁游荡，随时会吞噬他们。见孩子玩得那么开心，史怀哲的心被常常地震动了。原来人的心灵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自由和幸福的，就像这两个黑人小孩，周遭围绕着那么多不幸，他们却能在夕阳下面尽情开怀！这情景仿佛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昭示，使这位忧心忡忡的医生一下子平静下来了。“从那次以后，我把那个黄昏的记忆藏在心中，所以每当我感到沮丧时，我便会想想那时刻的喜悦，这使我全身舒畅，能够继续向前走去。”
史怀哲从此再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到捍卫人道与生命尊严的事业之中。1953年，他以其对人类心灵作出的伟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著作《耶稣生平的研究》、《文明的哲学》、《原始森林的边缘》等书，也成为现代人道主义的经典之作。
另一位伟大的素食主义者，曾说过：“素食者所导致性情上的改变和净化，对人类都有相当好的利益，所以素食对人类很吉祥”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专门写过一篇叫《质朴的伟大》的文章称赞史怀哲医生，在文章的开篇中爱因斯坦写道：“像阿尔贝特·史怀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而他又有幸具有极为健壮的体格，这给人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使史怀哲感到欣慰的是，他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符合其天性的一切。健壮的体格要求直接行动，这使他抵制了悲观主义听天由命的倦怠。本来，史怀哲的道德敏感性会使他陷于这种倦怠之中。因此，尽管有当代加于每个敏感的种种失望，史怀哲还是成功地保持了他的乐天的、肯定生活的本性。”
史怀哲之受人尊敬，是在于他把作为人道主义的爱和悲悯，敞开给了我们周围生存着的所有生命。他有着一颗“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之心。这正是古今中外一切圣者的共同特征。对于史怀哲来说，无条件的爱和仁慈正是其作为一个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他说：“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敬畏生命
――第一次公开阐述
（法）阿尔贝特 · 史怀哲
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
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自然不懂得敬畏生命。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都对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他们只有生命意志，但不能体验发生在其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们痛苦，但不能共同痛苦。自然抚育的生命意志陷于难以理解的自我分裂之中。生命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生存下来。自然让生命去干最可怕的残忍事情。自然通过本能引导昆虫，让它们用毒刺在其他昆虫身上扎洞，然后产卵于其中；那些由卵发育而成的昆虫靠毛虫过活，这些毛虫则被折磨至死。为了杀死可怜的小生命，自然引导蚂蚁成群结队地去攻击它们。看一看蜘蛛吧！自然教给它的手艺多么残酷。
从外部看，自然是美好和壮丽的，但认识它则是可怕的，它的残忍毫无意义！最宝贵的生命成为最低级生命的牺牲品。例如，一个儿童感染了结核病菌。接着，这种最低级生物就在儿童的最高贵机体内繁殖起来，结果导致这个儿童的痛苦和夭亡。在非洲，每当我检验昏睡病人的血液时，我总是感到吃惊。为什么这些人的脸痛苦得变了形并不断呻吟；我的头，我的头！为什么他们必须彻夜哭泣并痛苦地死去？这是因为，在显微镜下人们可以看见10‰～40‰毫米的白色细菌；即使它们数量很少，以至于为了找到一个，有时得花上几个小时。
由于生命意志神秘的自我分裂，生命就这样相互争斗，给其他生命带来痛苦或死亡。这一切尽管无罪，却是有过的。自然教导的是这种残忍的利己主义。当然，自然也教导生物，在它需要时给自己的后代以爱和帮助。只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残忍的利己主义才得以中断。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动物能与自己的后代共同感受，能以直至死亡的自我牺牲精神爱它的后代，但拒绝与非其属类的生命休戚与共。
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不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之上。所有生命都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只有一种生命能摆脱黑暗，看到光明。这种生命是最高的生命，人。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
这一认识是存在发展中的大事。真理和善由此出现于世，光明驱散了黑暗，人们获得了最深刻的生命概念。共同体验的生命，由此在其存在中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波浪冲击，达到自我意识，结束作为个别的存在，使我们之外的生存涌入我们的生存。
我们生存在世界之中，世界也生存于我们之中。这个认识包含着许多奥秘。为什么自然律和道德律如此冲突？为什么我们的理性不赞同自然中的生命现象，而必然形成与其所见尖锐对立的认识？为什么在它发挥善的概念的地方，它就必须与世界作斗争？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这种冲突，而没有有朝一日调和它的力量？为什么不是和谐而是分裂？等等。上帝是产生一切的力量。为什么显示在自然中的上帝否定一切我们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自然同时有意义地促进生命和无意义地毁灭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已能深刻地理解生命，敬畏生命，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怎样使作为自然力的上帝，与我们所必然想象的作为道德意志的上帝、爱的上帝统一起来？
我们不能在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统一的上帝概念中坚定我们的德性，我们必须始终使德性免受世界观矛盾的损害，这种矛盾像毁灭性的巨浪一样冲击着它。我们必须建造一条大堤，它能保存下来吗？
危及我们休戚与共的能力和意志的是日益强加于人的这种考虑：这无济于事！你为防止或减缓痛苦、保存生命所做的和能做的一切，和那些发生在世界上和你周围，你又对之无能为力的一切比较起来，是无足轻重的。确实，在许多方面，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无力，我们本身也给其他生物带来了多少伤害，而不能停止。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害怕。
你踏上林中小路，阳光透过树梢照进了路面，鸟儿在歌唱，许多昆虫欢乐地嗡嗡叫。但是，你对此无能为力的是：你的路意味着死亡。被你踩着的蚂蚁在那里挣扎，甲虫在艰难地爬行，而蠕虫则蜷缩起来。由于你无意的罪过，美好的生命之歌中也出现了痛苦和死亡的旋律。当你想行善时，你感受到的则是可怕的无能为力，不能如你所愿地帮助生命。接着你就听到诱惑者的声音：你为什么自寻烦恼？这无济于事。不要再这么做，像其他人一样，麻木不仁，无思想、无情感吧。
还有一种诱惑：同情就是痛苦。谁亲身体验了世界的痛苦，他就不可能在人所意愿的意义上是幸福的。在满足和愉快的时刻，他不能无拘无束地享受快乐，因为那里有他共同体验的痛苦。他清楚地记着他所看见的一切。他想到他所遇见的穷人，看见的病人，认识到这些人的命运残酷性，阴影出现在他的快乐的光明之中，并越来越大。在快乐的团体中，他会突然心不在焉。那个诱惑者又会对他说：人不能这样生活。人必须能够无视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不要这么敏感。如果你想理性地生活，就应当有铁石心肠。穿上厚甲，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没有思想。最后，我们竟然会为我们还懂得伟大的休戚与共而惭愧。当人们开始成为这种理性化的人时，我们彼此隐瞒，并装有好像人们抛弃的都是些蠢东西。
这是对我们的三大诱惑，它不知不觉地毁坏着产生善的前提。提防它们。首先，你对自己说，互助和休戚与共是你的内在必然性。你能做的一切，从应该被做的角度来看，始终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你来说，这是能赋予你生命以意义的惟一途径。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应尽你所能从事救助活动，即解救由自我分裂的生命意志给世界带来的痛苦;显然，只有自觉的人才会从事这种救助活动。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畏惧，那么你能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保存生命，这是惟一的幸福。
另一个诱惑，共同体验发生在你周围的不幸，对你来说是痛苦，你应这样认识：同甘与共苦的能力是同时出现的。随着对其他生命痛苦的麻木不仁，你也失去了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尽管我们在世间见到的幸福是如此之少；但是，以我们本身所能行的善，共同体验我们周围的幸福，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惟一幸福。最后，你根本没有权利这么说：我要这么生存。因为你认为，你比其他生命幸福。你必须如你必然所是地做一个真正自觉的人，与世界共同生存的人，在自身中体验世界的人。你是否因此按流行的看法比较幸福，这是无所谓的。我们内心神秘的声音并不需要幸福的生存——听从它的命令，才是惟一能使人满足的事情。
我这样和你们说，是为了不让你们麻木不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与你们的灵魂有关。如果这些表达了我内心思想的话语，能使在座的诸位撕碎世上迷惑你们的假象，能使你们不再无思想地生存，不再害怕由于敬畏生命和必然认识到共同体验的重要而失去自己，那么，我就感到满足，而我的行为也将被人赞赏……
附１：《敬畏生命》
史怀哲
我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意愿是生存，在生命的中途，她愿意活着。在我的生命意识中，带着对毁灭和痛苦的惧怕，渴望着更广阔的生存和快乐；我的周遭围绕着同样的生命意识，无论她在我面前表达自己还是保持沉默。生命意识到处展现，在我自身也是同样。如果我是一个有思维的生命，我必须以同等的敬畏来尊敬其他生命，而不仅仅限于自我小圈子，因为我明白：她深深地渴望圆满和发展的意愿，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毁灭、妨碍、阻止生命是极其恶劣的。尊敬生命，在实际上和精神上两个方面，我都保持真实。根据同样的理由，尽我所能，挽救和保护生命达到她的高度发展，是尽善尽美的。在我内部，生命意识懂得了其他的生命意识。她渴望透过自身达到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我只能坚持这样一个事实，生命意识透过我展示了她自己：成为与其他生命意识相互依存的一员。
我经验过向一切生命意识表达同等敬畏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如同尊敬自身的一样。通过这种经验形成了我的伦理观。一个人遵从这种冲动，去帮助所有他能够帮助的生命，并且畏惧伤害任何活着的生灵，这个人才是符合伦理的。如果我把一个昆虫从泥坑救出来，我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做出贡献，那么对立于生命自身的生命分隔现象就消失了。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方式，我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贡献出他自身，我的生命意识就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到无限的融合的愿望，在这个愿望中，所有的生命是一个整体。
绝对伦理要求在生命中创造完美。她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点倒无所谓。对生命敬畏的感觉是绝对的伦理。它使生命序列的保持和提升顺利运作。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毁灭和伤害生命都如同恶魔一样有罪。在实践中，我们真的被迫选择。我们经常必须武断地决定何种形式的生命，甚至何种特殊的人，我们应该挽救，何种我们应该毁灭。尽管如此，敬畏生命的原则仍然是完整的和毋庸置疑的。
这种伦理并不因为人们的伦理观抵触现象而失效，农民在牧场割草喂牛割下了一千棵花，可是他必须注意，在回家的路上，不要因为沉浸在消遣心情里而划掉路旁的花朵，因为这样做是不必要，是对生命犯下罪行。
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史怀哲在中国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在西方，却称得上家喻户晓。
他25岁就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却在30岁时立志学医，3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远赴非洲行医，不畏艰难险恶，创办丛林诊所并竭尽所能为穷困黑人服务50年。
他同时是高超的管风琴演奏家，多次在欧洲和非洲巡回演出，以筹措维持诊所的经费。
他著述丰富，思想深刻，有多种哲学论着。他不仅在理论上，更在行动和实践上，成为当世及后来的环境保护、动物权利及志愿者运动的先驱。
1953年，以7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史怀哲已经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爱因斯坦说，像史怀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顽童转性
1875年，阿尔伯特.史怀哲出生于德国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中。
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我们并不陌生，所有中国孩子都学过的课文《最后一课》，描写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普法战争后，法国痛苦地将阿尔萨斯割让给普鲁士，那个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因此感动了全世界无数读者。
生活在双语环境，史怀哲从小就能自如地使用两种语言。同家人交流写信用法语，对外著述和演讲用德语。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得以吸取两种文化的长处，并具备更加开放和开阔的视野。后来他与法语作家罗曼.罗兰、德语作家茨威格都有很深的交往并维持了终身的友谊。
不过，作为牧师家的少爷，虽然家境优渥，少年史怀哲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的顽皮和不驯，颇令父母头痛，因为功课差，有一次校长甚至还把他父亲请到学校，希望他把这个顽童带走。
情况在俾麦老师出现后有了转机。俾麦老师知识渊博，备课充分，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精心安排，他为史怀哲打开了一扇知识和思想的大门。从此这个耽于幻想的懵懂少年转了性，爱上了读书和思考，走上踏踏实实做人做事的路，成绩也名列前茅。俾麦老师对史怀哲一生影响深远，直到远赴非洲行医，偶尔回国，他第一位要看望的人一定还是他的俾麦老师。
天正性淳
有几件小事，颇能显示少年史怀哲敏感内省、淳厚正直的天性，以及成长为一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端倪。
他很排斥衣着上的与众不同。父亲用自己的旧外套给他改制了一件披风，穿上很合体，俨然一个小绅士，但村里其他同伴都没有这样的衣服，他就坚决不穿。为此不惜激怒父亲，惹来一顿老拳。母亲带他去买帽子、手套，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
有一次，同伴邀他用弹弓去打鸟。对这项男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他并不喜欢，但如果拒绝，势必遭来嘲笑，无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可是，就在同伴拉紧弹弓瞄准小鸟的一刻，史怀哲后来回忆，突然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这声音好像来自天上”，深深震撼并打动了他，他丢掉弹弓，大喊着吓走小鸟，然后掉头奔回家中。
这以后，他再也不去参与打鸟钓鱼这类残忍的游戏，也不再介意被同伴嘲讽为“多愁善感”。在遇到不幸的人或被虐待的牲畜时，他总是陷入烦恼和痛苦，并在晚祷时为这些可怜的生灵向上帝虔诚祷告。
多年以后，史怀哲在非洲丛林中完成了著作《敬畏生命》，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在伤害到其他生命时，必须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须而不可避免。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回家的路上，却不应随意践踏任何一棵路旁的小花。
史怀哲“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被誉为“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一思想的种子，无疑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
多才多艺
中学毕业后，史怀哲进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
斯特拉斯堡，虽是位于法德边境的小城，却人文荟萃，是法国国歌《马赛曲》的诞生之地，如今更是欧洲政治中心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歌德的母校，生物学家巴斯德也曾在这里执教，学校风气开明，思想活跃。
在大学里，史怀哲在哲学、历史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26岁，他不但顺利地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而且在音乐演奏、理论研究方面斩露头角。
由于家庭影响，史怀哲8岁时就开始弹奏教会的管风琴，那时他的脚还够不到管风琴的踏板。18岁，也就是他刚刚进入大学那一年，有一次遇到当时法国著名的管风琴家魏多，这位大师级人物在听了史怀哲的演奏后，大加赞赏，一改只收音乐专业学生的惯例，破格收他当了学生。
30岁之前，史怀哲完美地完成了几乎所有的人生功课：拿到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后者是他用法、德两种语言写成的，直到今日仍然是研究巴赫的经典之作。后来他还拜杜劳特曼为师学习钢琴，后者是李斯特的高足。
毕业后，母校邀请他回校任教，尼古拉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他的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将来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一切都顺顺当当。
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牧师、艺术家，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史怀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三十学医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缘于一篇小小的文章。
在宿舍的书桌上，史怀哲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法属赤道非洲严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召募前往这个地区服务的自愿者。他突然发现自己要做什么了。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和朋友们。
一个神学教授，去做医学院的学生？父母亲友强烈反对；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接受他，认为他脑子进了水，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
经过四处奔走努力，他才获得旁听资格并被允许参加考试。
即便再聪明，即便有再强烈的道德支撑，三十学医，都太晚了一点。化学、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临床诊断……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工作，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史怀哲后来用“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来概括这一段生活。6年后，1911年10月，他通过了毕业考试。以后两年，他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撰写论文，一边为远行做准备。直到1913年，历经8年艰辛，38岁的史怀哲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他辞去大学教授和牧师的职位。
1913年3月，史怀哲和新婚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以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
鸡舍中的诊所
经过一个多月辗转可怕的水陆旅途，最后，一只独木舟载着他们到达目的地———兰巴伦，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1960年独立为加蓬共和国）。
那是一个辽远、富饶、充满神秘感的原始丛林，也是一个蚊虫肆虐、物资匮乏、穷困无助的蛮荒之地。
史怀哲原准备用两三周的时间来筹备诊所，但医师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病患蜂拥而至。无奈，他只好把自己所住木屋边原来的鸡舍充当临时诊所，在狭小、闷热的空间和烈日的照射下开始自己的工作。
心脏病、肺病、精神病、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昏睡病、麻风病、日晒症、疥癣……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
疥癣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但这种皮肤病像梦魇般困扰着当地人，奇痒无比，寝食难安。医治并不困难，用硫磺粉末调入一些椰子油和肥皂，涂抹两三次就见效。可如果缺医少药，病人不断抓痒导致溃疡化脓，常常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
比起癣疥之疾，热带溃疡就难对付多了。沙蚤常寄生在脚趾皮肤下，形成疤块，奇痒难当，一旦抓伤感染，极易形成坏疽，因此初到非洲时，史怀哲几乎看不到十趾齐全的当地黑人。最麻烦的是，如果溃疡蔓延到身体其他部位，就难以治愈了。人们闻之色变，通常的做法是，将病人隔离在小木屋中，任凭他渐渐衰竭，在痛苦中死去。史怀哲从收治一个病人到医治好，常常要用几个月时间，有时仅纱布就要用去整整一箱！
昏睡病也是一种极难对付的热带疾病。一种比普通苍蝇大得多的采采蝇，叮咬人或动物，吸食血液，并将锥体寄生虫注入体内，引起昏睡病。病人发高烧、全身疼痛、昏睡不醒，很快死亡。这种四处孳生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时至今日，非洲每年仍有6万人死于此病。唯一有效办法，是穿上白色衣服，白色使采采蝇不敢靠近。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
在上世纪初的非洲丛林，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到达兰巴伦之前，别人告诫说：“非洲的阳光是人类的敌人！”史怀哲认为言过其实。亲身经历之后，他才知道此言毫不夸张。一个人在房间缝隙中的阳光下呆几分钟，就高烧发病；另一个人在独木舟上帽子掉进水里，他很快意识到不能直晒阳光，马上用上衣遮住头部，可是就这片刻工夫，已经患上日晒病，昏了过去。由于太阳辐射直接作用于头部导致脑组织充血而引起的日晒病，可令患者剧烈痉挛，迅速死亡。在非洲，这是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凶险的病。
仁心仁术
从一开始，史怀哲的丛林诊所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
每天一早，从各处赶来的病患就挤满院子。史怀哲找来一个做过厨师懂一点法语的黑人充当翻译，不厌其烦地将诊所规则念给他们听：一、不得在诊所附近随地吐痰；二、不可大声喧哗；三、装药的瓶罐用完后必须归还……
非洲高温炎热，药品必须装在用软木塞密封的瓶罐中，否则很快就变质。虽然每次都反复叮嘱，但病人还是常常将瓶罐遗失或留下不还，因此很快就不敷所需，史怀哲每次给欧洲朋友写信，总不忘要他们帮助收集瓶瓶罐罐。
病人用药，叮咛再三，还是会搞错。他们总是自做主张地将分几天吃完的一瓶药一口气灌下去，要不然就是把内服的药末涂在身上，或者将外贴的膏药吞下肚去。
黑人很少吃药，因此往往见效神速。特别是一些折磨他们多时的疾病，药到病除，令他们备感惊奇，把史怀哲尊崇为“欧刚加”———巫师或者神人。医生的名气迅速传播开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甚至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星期时间赶来看病。
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与他共同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负。她除了日常家务，还要管理药品，并协助医生诊疗。非洲严酷的环境和长期劳累，在后来的日子里，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自己的朋友和教会那里筹措到的。
筹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的或断然的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在此后的50年里，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敬畏生命
史怀哲遭遇的困难不仅仅在金钱方面，文化上的差异也不易应付。
那时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普遍对黑人抱有偏见，认为黑人懒惰、偷窃成性而且没有责任心。史怀哲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必须面对遇到的问题。
有一次，史怀哲发现诊所里一只木箱遭了白蚁，他急忙叫工人丢弃到河里，否则会殃及整个诊所。工人答应了。但当夜里他忙碌完毕去查看时，木箱却赫然与扩建诊所存放的木料放在一起！而其实距离河边不过10米远。
扩建医院时，史怀哲请了几个黑人帮工，一连几天，进度工程非常缓慢，他非常吃惊。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别生气，生气是没有用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们工作时，你在一旁监督，我们便会做得很好。”史怀哲后来认识到，这话千真万确，屡试不爽。
充当翻译的黑人约瑟夫提醒他，即便离开几分钟，也必须把药房的门锁好。实际情形是，稍一疏忽，必定遭到偷窃。凡是有可能引起当地人兴趣的东西，都要上锁，只要有工人在房间工作，史怀哲夫人就要留在附近。甚至每天厨房所用材料，米多少，油多少，也必须当面一一交付清楚。工人并不认为是侮辱，反而要求主人这样做，因为如此他们就免去了责任。
这样的麻烦并没有让史怀哲对黑人土着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因为当地人并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在非洲，作为主食的香蕉和其他食物都不难获得，因此他们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去工作，而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其实并不了解。
他们的财物观念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约瑟夫这样解释他的族人的偷窃行为：“对于不上锁的人，偷他的东西是无所谓的，这是他自己的错。”因此，约瑟夫只是提醒主人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并不指责偷东西的人。
史怀哲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有极大不同的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可以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达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了解这样的背景，可能我们会更深刻领会史怀哲“敬畏生命”的思想。他对非洲土着的爱是不存偏见、真心尊重的。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这样的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非洲之子
很多人把他的无私奉献归结为“基督精神”，认为他是“听从上帝的召唤”，但史怀哲却笑言：“他们的听力比我好。”实际上，史怀哲虽然有很深的神学背景，他的“敬畏生命”的思想却在伟大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超越了基督教范畴，将西方与东方融合为一。这一点，从他最后的遗着《中国思想史》（此书中译本于今年出版）中不难看出端倪。
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史怀哲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也燃烧到非洲丛林，医院曾被迫关闭，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他不仅要做医生、护士，也要做泥水工、木工的工作。
医院逐渐有了起色。他几度扩建，增加病房，并使精神病房、传染病房与普通病房隔离开。他很认真地摸索热带病诊疗技术与初级卫生制度的建构，建起了手术室、检验室，虽然简陋得没什么现代化医疗设施，但一切都经过他精心安排和设计，能够保证在低成本条件下为当地提供最大范围的医疗保障。
有一次，一群热心人捐助医院9万法郎添置一台X光机。这的确是医院需要的，但他怎么建X光室？又去哪里找专门的X光医师呢？最后，他说服了捐助者，改为用这笔款项购买医院更急需也更切实际的药品。
最困难的时候是二战时期。因外援中断，他的医院几度濒临绝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述说自己的心境：“我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
孤独而长久的坚持，史怀哲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也为他的丛林医院赢得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1945年1月14日，英德两国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博士———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到1947年，医院已经拥有45栋病房，除他本人外，还有另外3名医生、7名护士。1953年10月30日，史怀哲在兰巴伦听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之后，他把奖金全部用来改善医院条件和建立“麻风病区”。
80岁以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外，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然工作，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然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
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充满博大爱心的史怀哲逝世。他被葬在医院旁边他夫人的墓边。简朴的墓前，经常有黑人前来，送上鲜花。
李艳玲：浅谈从“道法自然”到“敬畏生命”——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史怀泽
论文关键词:道家 道法自然 史怀泽 敬畏生命
论文摘要:本文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加以比较，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明中，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自成体系。它以高度的哲学性、深沉的宇宙性、朴实的自然性彰显出独特的品性，故有学者称，“最能够与当今西方所倡导的生态伦理精神相契合者非道家、道教文化莫属”。
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Schweitzeit，或译作施韦泽、史怀哲，1875-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这一思想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将视野投向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将动物和植物均纳人伦理范畴。他的思想“与生态学家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环境主义运动正开始沿着他指引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前进”。史怀泽生命伦理的形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史怀泽研读《老子》，与东方先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史怀泽思想影响之深。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蕴涵着尊重一切生命的人类普遍本性，道家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敬畏和重视生命
道家有贵生的主张，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老子》强调“自爱”“摄生”“贵生”“长生久视”，并用反问的口气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老子》第科章)的问题。庄子也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庄子认为，人类出于自身功利需要而对自然肆意践踏乃是完全背离“物我同一”的妄为之行，其最终结果是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伤害了自身。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更是对生命的重视。史怀泽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们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只对自身的生命意志负责，对其他的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人的生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烈的。人类不但对其他动物肆意作践，尽其虐杀之能而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人对其同类也同样麻木不仁，往往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由于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所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从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逻辑起点出发，史怀泽看到人的生命意志具有特殊性，其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识到其他生命意志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类担负着摆脱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无知的道德责任。史怀泽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并对善恶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规定善恶的本质，敬畏生命的原则才具有最普遍的绝对的合理性。
二、整体主义自然观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之上的，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的。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这是道家在生态伦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彰在道家看来，道、天、地、人都是自然存在的，人效法大地，大地则依法于天，天则效法道，以道为其运行的依归，道则以自然为归。道本身即是自然，自然便是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认为“人是一个小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依凭自然界的天性行动，反对破坏自然的矫饰和人为。人不可能超越自然并使自己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没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权利。如果人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开来，那么人就在自己作践或摧残自己，并最终会毁灭自己。这是一种将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统之内，以天地自然的率真淳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底蕴和最高评价标准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对生命统一性与世界和谐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道家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可见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的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的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
三、万物平等论
人与天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作为万物一员的人类本身并没有高于或优于其他物类的特殊价值特性或存在身份，两者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这样，庄子从“人与天一”自然推出“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论。
道家认为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道家提出了“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自然价值观点。“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种价值论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从万物自身所依据的价值本源的绝对意义上看，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而没有大小贵贱之分别。从万物之间各自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有无的相对意义上看，其差别也是相对的，这些差异不能说明事物贵贱的大小，也不能成为否定一物独特价值的理由。所以，从生态系统整体论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人对天地万物也应当一视同仁。
庄子“物无贵贱”或“物我平等”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两千多年后，史怀泽指出，生命都有平等的权利，人类应当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万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即生物没有等级之分。因为在生物之间进行价值的区分，其据以判断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中存在着无价值或低级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它是可以的。但“真正伦理的人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我们当中没有谁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体中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所以，善待生物与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要求。史怀泽由此认识到，不迫害生物生命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道”“爱”和“同情”，与万物为友，平等对待他们。“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同追求。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价值的完美。否则，人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利限制和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道家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道家的生态整体观与万物平等观相比，道家强调遵循自然之道而行，在对自然的无为之中彰显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与平等性;史怀泽则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人在保存、促进、爱和尊敬生命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道家的生态整体观具有自然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史怀泽则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尽管史怀泽与道家的生态伦理观在语言表述上各不相同，但其思想内核却有不少相似之处，从中不难发现史怀泽对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吸收与发展。史怀泽不仅吸收了道家生态整体观与万物平等论，把自然万物看成是休戚与共的整体，而且还把道家思想中老子消极被动的循道而行的自然观，发展为积极地修为，对自然万物的爱、责任与帮助。当然，史怀泽对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解也存在失之偏颇的地方。由于史怀泽对道家和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方式在理解上存在一定难度，必然导致他对道家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缺乏整体的了解与把握，这些都使得史怀泽对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系统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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