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阅读的体认包含着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即阅读是什么、读什么与怎么读这三个问题。
不管是自觉还是非自觉地，我们每天都与阅读遭遇，然而，却很少有人思考过阅读是什么这个问题。
追问“阅读是什么”并不等于有一个本体论意义的“阅读”存在，其实这一问题指的是“人与阅读的关系是什么”，即阅读对人意味着什么。答曰：人与阅读的关系即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阅读就是对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阅读。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将阅读窄化为对“文字”的阅读，如果只有文字性的阅读才能被称为“阅读”，那么，我们将失去对于阅读之真谛的正确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文字中心主义”的阅读观，它将文字神秘化与神圣化了——按照这种阅读观，知识即等于被凝固和被符号化在书本（或纸）上的东西，而那些对书本很熟悉的人（包括“书呆子”），则是神圣的知识的化身。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并非刻写在书本或其他记录工具之上，而是刻写在人类的身体里面，是人类应对变动不居的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变化，以谋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类经验的总结。
自有人类之初，即有阅读。我们不妨将这种没有经过文字或符号中介的原生态的阅读称之为“元阅读”——这是一种与世界本身或事物本身的直接的遭遇、对话和交流。自从文字诞生以来，人类就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经过文字或符号中介的世界，同时也越来越远地离开了世界或事物本身。在此过程中，阅读也被窄化为对符号化的文本或书本的阅读。因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在《人论》里说，“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力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因为，“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力精巧和牢固。”
知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书本则是文本化、符号化的人类实践。我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很多问题，遭遇到各种不确定性，我们应对这些问题，降低这些不确定性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策略、包括对它们的认识等等，都是知识。但是，我们往往并不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知识”，却认为书本上记载的东西才是“知识”，而且，这种认识影响到了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常说的“应试教育”就是这种“知识观”的产物。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知识观”，因为前者才是“活知识”，而后者却是“死知识”。 “死知识”只有被置于现实的语境中，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才会活起来。
如上文所说，书或书的其他变体，其实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人类经验的载体，它使得人类的经验能够跨越时空，传播到远离知识或人类经验的原初生产场地的时间和空间。在经过符号化的编码之后，知识或曰人类经验的传播能力大为增强，但是，在这种编码的过程中，很多无法用符号编码的鲜活的信息却丢失了。对人类经验进行编码的过程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将人类经验从它所产生的语境中剥离出来的过程。阅读，则是一个解码的过程——只有将这些经过编码的人类经验重新植入一种新的语境，解码过程才能顺利地进行，囚禁在文字或符号里的意义才会被释放出来，并对人们当下的认识或行动产生影响。严格地说来，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无法脱离产生它的时间与空间而不发生变化。在此意义上，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还原式的阅读”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当时的语境是不可能还原的，当经过编码的人类经验被植入一种新的语境时，它的意义和功能不可避免地将发生变化，并且将服务于新的目标。
在希腊的德尔菲神庙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人哟，认识你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你自己的过程。你读的其实不是文本形态的书，而是你与世界的关系，你与自我的关系，也就是说，你阅读的就是你自己。只有当阅读使你的生命形态和生命的品质发生改变，并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时，也就是说，当你读到的东西被刻写进你的身体里时，这种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否则，你的大脑只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正在将一种秩序赋予这个世界——我们同文本的关系就是我们同世界的关系，因此，阅读是一种“思想的暴力”，它使世界符号化、秩序化，成为“人”的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在此意义上，阅读也是人类对于确定性的寻求。
真正的阅读具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即反思与行动。这两方面相互作用，如果牺牲了一方——即使只是部分地牺牲——另一方马上就受到损害。因为没有行动的反思只是空话，没有反思的行动只是盲动，不能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带来任何变化。阅读的本质是人与世界的对话，是人认识自我与批判性地介入世界的活动，任何为读书而读书的活动都不能称为“阅读”——阅读如果不能带来对世界与人本身的反思和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从而使人变得更“人性化”，都是在“浪费生命”。
只有解决了阅读是什么的问题，读什么与怎么读的问题才会获得坚实而可靠的理论支撑。既然阅读的对象就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自己，是人类对于确定性的寻求，那么，当我们翻开一本书时，就绝对不能仅仅将你的思想停留到文字或符号上，而是要根据这些文字或符号留下的线索，去探索它所指示的另一个更加丰富更加鲜活的世界。在此意义上，阅读就象警察破案一样，你根本没法预知在前面等着你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阅读不同的文本，所收获的将完全不一样。有少数作者对人生、对世界有着深刻的体认，他们所留下的文本，揭示了在某种条件下的现象界各种事物之间的真实的联系，对于后人的认识世界和行为决策有比较强的指导作用。相反，大部分作者才智平平，甚至仅仅只是拾人牙慧，他们所留下的文本，则伪造了在某种条件下的现象界各种事物之间的虚假的联系，这种文本往往会将人们引入歧途，甚至引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阅读不可不谨慎，不可不有所选择。
此外，我们正处于一个 “知识爆炸”的时代，可人生却有限，穷其一生，我们能够读到的书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因此，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有经济学家的头脑，即花费最小的时间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故不管读什么书，我的建议都是“取法乎上”，即用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去武装自己。古人云：取法乎上者得其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将时间浪费在那些二三流的作品身上。读书就像和人聊天，我们和世界上最伟大、最聪明的人聊天还是和普通人，甚至愚蠢的人聊天，所得到的收益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仅仅只是想通过阅读消磨时间，或自我娱乐，则不在此列。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其实却未必。汉代的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这句话其实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即不善读足以致愚。陶行知先生说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也是读书致愚的意思。这些读书致愚的人就象直肠国的公民，往往吃什么拉什么，消化功能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的知识，也许不可谓不渊博，似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但不能融汇贯通，总是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人就像知堂老人所说的开中药铺的，知识像中药似地一格一格整齐地排列在他的头脑里，却不愔药性与配伍，不通医理，只知照单抓药。
读书须善疑。《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前面说过，书只是符号化的人类实践。可人类实践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以前的经验未必现在还管用，未必能应付当前面临的问题。何况，书是人写的，人吃五谷杂粮，总是会犯错误的。如果胶柱鼓瑟，或过分迷信书上的东西，难免要上它的当，受它的骗。因此，读书的时候要时时警惕，多长几个心眼，就象和骗子打交道一样。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书中受益。
读书须去执著。在读书的时候，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即要向一切可能性敞开。不要轻易拒绝某种可能性，也不要轻易接受某种可能性。读书最怕认死理，只有在你与遭遇到的新的可能性经过充分的对话与交流之后，才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它，但还得在以后的实生活中对之进行检验。如上面所说，读书应该是一种批评性、反思性的介入世界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一切可能性都“无所住”。
我很欣赏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作法。在我看来，他的不求甚解，其实乃是“得意忘形”，用佛氏的话来说，也就是“去执著”。书本上的东西总是死的，若一味信书，无异于刻舟求剑。故佛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亦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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