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关于“证据确凿”和“高度盖然”

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纠纷，公民内部较为轻微仅涉及到权利侵犯的属于民事纠纷，如果扩大化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定威胁那么就会上升到刑事范畴。

如果从个人利益小于集体利益这一点来看，民事纠纷的迫切性、重要性是远小于刑事纠纷的。

所以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是自诉以后法律支持谁的主张，然后得出对于该事件的责任分配，而刑事案件是对一个人定罪处罚。

前者给予的所谓“惩罚”，其严重性远不如后者。

这样一来，在各方面程序上面，民事和刑事虽然相差无几，却又有许多的不同，其中一点就是在“证据”上。

和刑事案件中要求“证据确凿”不一样的是，民事上对于证据的态度在于“高度盖然”。

何为证据确凿？何为高度盖然？

证据确凿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即证据真实充分、无法反驳，在法律中则指的是，所有案件事实都有相应证据证明，其证据经过法定程序查证为属实，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后的答案。

高度盖然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指极致的盖然性，所谓盖然性是指“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的性质”，所以高度盖然在法律中的含义就是当双方主张相佐，证据相反，却又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对某一方证明力度更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并认定证据代表的事实为最终事实。

简单而言，刑事上的证据确凿，要求每一环节都有绝对的证据，才可以对一个人定罪处罚，而民事只要求能大概率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就可以给出一个最终答案。

因此会出现一个人因为证据不足未被判刑，但依然需要因为高度盖然赔偿的情况。

案例：

2006年5月4日，陶先生骑着自行车过马路时与某大客车刮擦，陶先生当场被带飞，但大客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而陶先生随后被送往医院，手术后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虽然当时交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问题却仍然棘手，因为事发突然，陶先生当时并未看清与他擦碰的车辆是哪一辆，只记得车后挡风玻璃处有个“4”字。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根据前后监控下对车流的梳理后，交警部门认定肇事车辆是4路公交车，然而那条路上存在2辆公交车同时往同一方向行驶的情况，真正是哪一辆4路公共汽车与陶先生擦碰根本无法确定。

4辆公交车的师傅也对此表示无辜，称根本就不曾感觉到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也没有找到目击证人，案件由此僵持。

原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会被判刑，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会被以交通肇事罪处置，尚不构成的犯罪，也会由交警处以罚款或者拘留。

但由于不知道是哪一辆车，自然无法判断是哪位公交司机需要被定罪处罚。

那难道陶先生就白白流一次血？白白进一次医院？白白花费一笔钱？陶先生直接将两辆汽车所在的总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总公司承担他的医药费并进行赔偿。

尽管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是4路公交车，也无法知道是4路公交车里的哪一辆，但基本证据已经可以证明，陶先生与该公司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要大于未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因此法院一审以高度盖然原则认定双方发生了碰撞，判决公交车所在总公司赔偿陶先生经济损失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其后陶先生顺利拿到了这笔赔偿。

意义：

可能有人会觉得，要是真的冤枉了总公司，那该如何？

这正是刑事需要证据确凿，而民事则需要高度盖然的意义所在。

牢狱之灾的严重性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蹲一次监狱可以说人生就此打开了困难模式，所以对一个人定罪处罚，必须特别特别严谨、慎重。

可在民事案件中，大部分人申诉的理由都是个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急需要一笔赔偿来分担其带来的后果，在结果已经很明确，只是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一个确切甚至于完美的证据这是不现实的，否则民事判决的依据也不会是“过错”，而非证据。

所以无论证据确凿，还是高度盖然，都是从保护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以高度盖然来进行判决，仍然不能违背法定的证据规则，也不能以主观臆断进行，也同样需要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而非微弱的证据优势。

假如日后总公司有了可以辩驳陶先生的证据，也可以提起上诉要求改判，将当初的赔偿一一索回。

 

（注1：以上内容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

（注2：《普法：关于“证据确凿”和“高度盖然”》一文中名字皆为化名，图片来源网络仅配合叙事，与文章实质内容无关，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