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庆说目前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其他人口研究机构已经把他们的评估报告和行动计划提交给了政府。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威胁，中国正在酝酿改变执行了30余年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基本国策。但事实上，大错已经铸成，即使生育政策调整，1950~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其老年生活仍然堪忧。
再判断计生政策导致的大错之前，简单阐述一下储蓄与投资的理论：即使在鲁滨逊的世界中，也得有储蓄和投资，否则他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不了；他打猎必须有结余，兽肉要腌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好让他在空闲时间修补捕猎工具，以保障他在未来能逮住更多猎物；如果不储存兽肉，那么他就饥一顿饱一顿，生活不仅没保障，而且因为捕猎工具驽钝在未来情况更糟糕；即使野蛮人“星期五”和他一起生活，情势也依旧，只不过他可以专心负责狩猎，而“星期五”专心修补和研发捕猎工具，这是最简单分工模型，鲁滨逊的狩猎成果，必须给“星期五”分享，这是储蓄也是投资，因为“星期五”偷懒或者出错，那么鲁滨逊未来的狩猎工具无从更新，结果两个人都得饿死。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工程度，当然比鲁滨逊的世界要复杂千亿倍，但原理没有区别。我们必须有所储蓄，以投资基础设施，或者让一部分人去搞研发，这样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以保障未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否则我们的生活水平会一落千丈，或者停滞不前。
三十年前的中国计生政策，本质上是农耕社会简单再生产马尔萨斯理论的结果。因为农耕社会中，人口生产速度始终快于农业产出提升速度，一旦人口规模高到一定地步，耕地资源无以为继，人均产出下降，大规模社会动乱不可避免。但这是农耕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循环，人口大部分是土里刨食，而不是工商为业，人口高度分散，私有产权得不到保障，社会储蓄不能有效转为生产技术的投资，而是表现为人口再生产。是的，农耕社会中，生儿育女本身就是储蓄行为，人们养儿的目的就是养老。这样的社会体系中，人多其实意义不大，无所谓“人口红利”，人口规模增长有一个边际，超过临界点就会表现为社会生活水平下降。但在现代社会，这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养老金体系国有化，导致人们没有养儿防老的冲动，事实上，欧美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出生率是负增长。当人口出生率降低，在现代社会中就直接表现为储蓄率降低，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的投资额度将会减少，这就限制了未来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程度。
中国近三十年的市场化转型，充沛的劳动力供应带来所谓的“人口红利”，有两个涵义：一个就是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得异乎寻常，这是近十年来资产泡沫与投资高增长的直接原因。非但如此，由于中国有意汇率低估带来的巨大外储，实际上构成全球储蓄资源的最大供给者，换句话说，硅谷的天使投资基金以及华尔街次按金融衍生品的燃料，就是中国人；第二个就是物极必反，劳动力年龄结构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储蓄资金减少将会引发社会和经济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二点对于中国和全球而言更糟糕，因为三十年来的计生政策，使得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不是缓慢发生的，而是断崖式的，人口学家普遍认为这个转折点是2015年。
一旦转折点出现，拿退休金过活的人，就得祈祷之前的储蓄投资是否能开花结果。但这很难说，近十年来中国基建投资，以及硅谷无数天使投资基金，未来会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有多大，那完全是天知道。因为这其中大部分，都变成投资银行家们的游艇、跑车和情妇的开支，或者房地产泡沫爆裂之后遍布全球的“鬼屋”。由于储蓄资金出现断崖式的缩水，我们将会面临与过往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完全未知的未来。由于婴儿从呱呱落地到进厂打工，最少也要16年时间，这意味着2015年之后，我们可能面临16年煎熬，这中间生活水平很可能停滞不前。而对于那些依赖养老金的一代人而言，他们的未来是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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