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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公司业务诉讼案件涉案金额随着保费业务规模的增长每年都以5%至10%的比例增加，每年通过诉讼案件支出的赔款约占总赔款的1/3，诉讼案件对于财险公司赔付率已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各家财险公司在诉讼案件上重视程度却远远不足，导致每年都有大量赔款额外支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司法环境对保险公司一直极为不利。
201、地方法院政策突破法律规定，加重保险公司赔偿责任。比如在2005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交强险这个险种还没有上市，江苏省高院就把商业三者险当做交强险处理，不按责任比例赔付，不分人身还是财产损失，一律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比如被保险车辆无责，三者车辆损失30万元，按保险条款保险人不需要赔偿，但是江苏省法院却要求保险人赔偿三者三十万元，这样的认定方式让财险公司不堪重负，以至于出现了个别地方的财险公司拒保商业保险，最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预下，江苏省高院在停止了违法行为。比如在河北、河南等身份出现了交强险不分项判决形式，这些地方法院不遵守《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险条例》规定，不论被保险车辆的责任大小，不论三者的损失性质一律在12、2万元限额内判决赔偿。比如被保险车辆无责，三者人身损失为万元，，根据《交强险条例》规定，保险人只需在11000元限额内赔偿，但是法院一律按12、2万元判决保险人赔偿，这明显加重了保险人的赔付义务，违背了国家制定交强险时测算的赔付概率，所以导致交强险实施满一年之后年年发生亏损。当然这种情况仍是在最高院的干预下大部分法院回到了《交强险条例》规定的分项赔偿上来/
2、法院审判理念中对保险人存在严重歧视。某省高院法官在针对地方法院法官培训时公开讲“只要是保险公司的案子，你们闭着眼睛判保险公司败诉就行”，这句话原话是什么不好查证，但是可以看出法官对保险公司的反感和漠视是多么的严重。一些法官对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根本就不研究，就认为格式条款都是霸王条款，都是不合理的，一律不采纳，直接就判决保险人败诉。尤其可笑的是，一些条款明明没有歧义，一些法官也强词夺理硬说该条款有两种解释，应按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处理，让保险人十分无奈。这跟南京的“彭宇案”中的表现出的审判思维没有什么分别。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歧视心理，导致保险公司在诉讼案件中始终处于被动形势，无形中导致赔款流失。
3、司法腐败导致财险公司赔款增加。司法腐败是一个不必遮遮掩掩的话题，因为上至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下至基层“舞女法官”，许多律师也告诫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认为有理而败诉的许多案件背后都有幕后交易，被保险人可以拿出数千甚至上万去打关系，而保险公司只能拿着保险单和证据去打官司，所以败诉的总是保险公司。每年因为腐败交易可以导致诉讼案件赔款多支出20%。
二、财险公司在业务诉讼上的投入严重不足。
在诉讼案件投入上，各家财险公司的投入是存在天壤之别的，投入最多的是人保财险等第一梯队财险公司，第二第三梯队的财险公司则普遍不足。 1、法律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办案车辆匮乏。一名优秀的法务人员每案可以为公司减少20%以上的损失，而有些财险公司在省级公司尚没有专业法务人员指导诉讼案件，市一级往往是人伤或查勘兼职法务，只能处理简易诉讼案件，对于如何利用诉讼程序推动案件进展，如何跟法官交换意见等进一步的诉讼技能根本不会实施。在与法官沟通过程中不能使用法言法语和法律条文，往往被法官斥责为不懂法只知道理赔规定，导致沟通效果较差。在县区等四级机构往往是查勘员开庭，由于诉讼业务不是个人主业，案子办好办坏与个人绩效不挂钩，办案质量极差。由于出庭人员技能达不到诉讼要求，导致每案赔付成本在增加。目前具备法律专业本科学历的法务人员很难在一家公司坚持两年以上，主要原因就是待遇过低，人员更迭频繁是导致该公司理赔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目前人民法院对保险公司的处罚可以达到100万元，所以一旦因为人员更迭导致诉讼环节发生脱节造成罚款，是极其得不偿失的。查勘员、人伤岗和法务岗在实质上都属于外勤人员，而且对理赔环节都十分重要，所以很难说因为某个岗位重要而单独给其涨工资，所以有必要针对这三岗普涨工资，以便于留住人才。诉讼案件比较讲求时效，未按期到庭则面临缺席判决，届时将造成无辜的损失。在诉讼案件较多的三级机构，案件大部分在县区，而且县区据中心城市距离普遍在四十公里以上，乘坐公交车根本无法保证按时到庭，而且乘坐公交车就得要求办案人员凌晨五点就得准备出发，所以长期这样，从办案人员的家庭稳定和身体健康来说，任何一个人也无法长期坚持，所以配备相对固定的查勘车尤为重要。有的三级机构，一天要开两到三个庭，所以如果有办案车辆就可以跨县区开庭，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
2、“大公司病”现象严重制约诉讼案件管理。比如一个三级机构想要调解一个案件或外聘一个律师需要以红头文件形式层报至总公司，上报期间二三级机构不仅要制作详尽的书面材料，还要随时向总公司解释案件中的问题，环节过多，时效较长，跟不上诉讼案件处理节奏。即便是下放到二级机构的权限，也是动不动就开展会商，万一某个领导出差，案件就要等着，都不敢独自担责任，影响案件效率。二三梯队财险公司由于人员不足，致使理赔序列的管理人员管理诉讼，而这类人员的观念往往从理赔角度出发去判断案件，所以导致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比如一些中级法院规定受害人死亡的一律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但是总公司认为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仍区分农村和城镇标准，故而不接受一审判决，总是要求上诉而不进行调解。导致赔款显著增加。比如《保险法》60条规定了代位求偿，假使被保险车辆无责仍可以向保险人索赔，保险人赔偿后可向致害方进行代位索赔；但是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认为根据条款无责就不赔，不与被保险人调解处理，导致损失扩大。
3、诉讼案件资金支持缺乏制度支持。目前被保险人为了谋取更多的赔款，往往通过制造假证据来增加索赔金额，保险公司依靠自身力量不能获得受害人造假的证据，如果通过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去调查，但是又拿不出调查经费，司法机关根本不受理调查申请，导致造假者容易得逞。财险公司各级负责人均知道个别诉讼案件处理时需要进行与法院做沟通，但是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支持，根本没有资金投入。有的负责人干脆就说：我们就要堂堂正正的打官司，不搞歪门邪道”，实际在背后呢又抱怨上级公司没有费用政策。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上级公司没有赔案协调费用设置的意识，导致下级机构协调积极性较差。举例，一个赔案问题赔款为50万元，协调费用需要7.5万元，这家机构的可支配的办公费用为10万元，如果这家机构拿出7.5万元去协调成功，为公司挽回50万元，由于所花费的费用无法在赔案中报销，花出的钱收不回来，所以导致当年办公费严重不足，可能连买稿纸的钱都拿不出；而如果不协调任由赔付，则至多增加很微小的赔付率比例，对机构的费用影响又是极小的，所以说，与其勒紧裤腰带协调案件还不如走走形式任其赔付，那样机构的日子还好过些。正是这种现象放纵了少数客户制造假赔案，使虚假骗赔案件屡禁不止。目前部分财险公司内部还有这么一种现象，三级机构向上级申请办案费用时，上级说没钱。按正规途径办案没有向上级申请费用时，上级责问为什么不积极协调；虚假骗赔案件眼看就要赔偿时，上级同意不惜代价去打假。等到破案支付司法机关或律师费时，上级拖拖拉拉不给钱，还嫌费用太高，认为这中间办案人员会有腐败。严重挫伤三级机构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危害是十分深远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上级机构管理人员素质较差、人浮于事，以及相应制度不健全造成的。
三、理赔环节投入不足是导致诉讼案件高发或赔款增加的主因。
许多二三线财险公司近些年都在大讲“人伤提前介入”，意思是一出险就派人伤岗进行调查并与三者受害人进行和解，既能降低赔款还有利于推广品牌，还能减少诉讼案件发生，但实际上呢，有的三级机构连人伤岗都没有，何谈人伤提前介入？最高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已经明确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一并审理的制度，有些法官也表示就是要通过交商合并审理推动财险公司提前赔付，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保险公司还停留在喊喊口号上，只能面临赔付率上升的局面。有些涉嫌酒后驾驶或者套牌的案件，在查勘环节就应当发现并将证据做实，但是理赔机关却将该希望寄托在法院审判阶段，这说明理赔管理人员根本不了解诉讼程序，法院审判讲究证据，谁主张谁举证，此类案件等到开庭时，事故认定书出完了，标的车可能已经卖了，根本无法查实，所以法院只能依据事故认定书进行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所以理赔前期投入不足，导致后续一系列问题产生不利影响，重视理赔不能光盯着数据扣绩效工资，而是要先检查一下人员和物质是否配备到位，更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以上是财险公司诉讼案件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应值得每一家公司总部管理人员去检视自己的工作思路，应当向新一届政府那样继续简政放权，加大基础投入，才能扭转当前的不利形势，为公司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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