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娱乐重击，采访、撰文：徐佑德、Maple
由Netflix 出品的刑侦剧《谁是被害者》，讨论热度和口碑正在延烧，而相信除了整齐的选角卡司外，最让人好奇的一环，就是这次剧本的概念和编排，如何从原著《第四名被害者》脱胎换骨成现在的《谁是被害者》，中间又潜藏着什么编剧的创作理念和想传达的讯息呢？
本次专访到从原著出发，参与了一年半开发期的两位编剧徐瑞良、梁舒婷，从《第四名被害者》到发想出现在剧本最重要的概念，再到福斯原创坊接受美剧训练思考后，如何炼成现在的剧本架构与原型。
找擅长情感面的编剧来处理类型 希望擦出不同火花
瀚草影视创办人曾瀚贤在签下《第四名被害者》后，就让当时在瀚草影视内任职的导演徐瑞良开始着手改编。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组合，徐瑞良说起当时进瀚草的过程：「瀚贤会找我进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他看了我执导的《我的告别式》，那是一部非常走心的短片，情感很内敛，也没有玩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但他却看到了那里面有什么，所以他找我进来。他也跟我聊过，瀚草的定位比较偏向去做可以跟大众市场沟通的商业类型，他觉得一种做法是找本来就懂类型的人来做，但另一个想法是找可以处理很情感面、很感受性东西的人来学习类型语言会怎么样，他基本上是基于后者的原因选中我，觉得相对会比较有情感厚度。」
一开始原始的改编方向是把小说改成电影版，后来经历三、四个月后公司决定还是往剧集的方向做，徐瑞良笑说：「定八集是我不想要太长，然后也觉得可以好好说故事。我那时候就直接写了整季的大纲初稿，其实自己觉得很难看。制作人看完也是说蛮难看的，所以我就决定找帮手，找了舒婷进来。后来完全翻新一稿大纲，其实也是失败的，没有抓到情感内核，没有真的触动的东西。坦白说自己没有真的被打到，就会有一点说教感。」
于是分集大纲就在不断刮除再来、却不见起色的过程中慢慢渡过，一次比一次更崩溃，而且看不到究竟该往哪里走才能走出幽暗的山洞。徐瑞良回忆起那个灵光乍现、改变了剧集生命的那个夜晚，他带点神秘地说：「就在某次又是被打枪、很崩溃的晚上，我们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我跟舒婷先分开各自工作，然后舒婷那天晚上突然就把连续杀人背后的全新概念想了出来，这个梗出来之后，我们才真的感受到剧本的曙光。」（为免爆雷，这里不破梗，但这里这个梗指的是剧本第三集结尾时抛出来的第一个谜底。）
问起梁舒婷如何在那个魔幻时刻突然生出这个概念，她回忆道：「在那之前已经翻了好几稿，一直都是在写大纲的同时做大量田调，那时主要是着重在二手的文字跟影像，在相关资料的时候，最有抓到我的是鉴识科学类的东西，因为在犯罪类型下这是很好玩的元素，我读得特别有兴趣。我特别记得其中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有些人活着时没人在乎，死的时候就很多人有兴趣』，我想是那句话对我隐约的启发，加上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最后想出这个概念，以及概念背后要讲述的故事脉络。」
在不断重来的过程中，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改编关键包括「记者」、「命案」、「找被害者」这几个重要的点，而这个概念终于带着他们把所有元素扣合在了一起。梁舒婷说明道：「前面几稿的过程我们都在努力一件事，就是不断在思考，我们用影集这么大的结构去讲故事，要怎么让故事一直有动力往下走，每一集又都有东西可以讲到内核。最后一版的大纲，我们终于有做到，让主角有足够多的线索可以找、足够多事可做。」
在创作过程中，编剧们也不断自我探索，梁舒婷进一步解释道：「很多东西我们是一边写、一边挖，很多我们那时在找的东西，到后来才发现自己在做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核心感情是『脆弱』，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脆弱，无法接纳、无法述说，对别人更是，这件事情我想透过剧去说，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这点。」
梁舒婷试图在故事跟角色身上找到更多跟自己的共鸣，她认为：「我把田野调查过程中我自己看到比较关心的议题，都放在受害者的故事身上。故事里那些疏离的情感，我认为有时候其实没有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我觉得在关键时刻可以拉住他们的，只有跟人的连结，一旦那条线断了，就救不回来了。」
徐瑞良象是回想起过程中经历的复杂情感关卡，补充说道：「其实在写出那个大纲的时候，那也算是我们两个自己的生命正在经历的困难，就是要怎么去直视痛苦，去理解自己的跟他人的，还要能伸出手。那其实是一个很挣扎很痛苦的过程，同时感觉到非常的绝望，但在伸出手的过程中又会感觉到，又会觉得即使自己已经这么淹没在痛苦里了，我竟然还拥有这种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瀚草影视培训到参与福斯原创坊的经历
就剧情结构和开展模式上来说，《谁是被害者》无疑是目前最接近美剧路数的台剧之一，除了先在瀚草的养份以外，徐瑞良认为在剧本开发过程中能够参加福斯原创坊，确实为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启发，他笑说：「可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改变我的创作观念很大、很大！」
徐瑞良慢慢解释道：「过去在台湾学剧本，学校强调的是『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强调的是内在的想法怎么传达出来。福斯原创坊过程中，我们是跟着美剧的节目统筹（Show runner），他们来帮我们上课、帮我们发展idea、给意见。他们讲的最核心两个词，就是 entertainment（娱乐）跟 theme（主题），怎么把主题说好是一样的，但娱乐这个词一说出来就不一样了，他们一样想要把主题和故事说好，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说得很有趣，很清楚地把观众摆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对我的启发太大了！」新的刺激出来后，在讨论过程中自然就激荡出很多新思维，徐瑞良坦言：「过去讨论剧本的时候，常常遇到大家品味不同或用主观意见讨论，但在那边讨论剧本的过程中，所有的感觉跟品味都没有跑掉，而是客观去看这个故事有不有趣。」
福斯原创坊包含一周在洛杉矶的实地密集课程，以及后续三个月的远距视讯会议，定期讨论剧本发展。徐瑞良说明道：「我上完所有的课，都会再转教给舒婷，然后在台湾的视讯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我觉得去洛杉矶第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我们每个人带故事概念过去，每个老师都会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由你来说这个故事』？他们很在意你个人的独特性，所以我必须回去找只有在我生命经验经过的感受，我才能转化出别人转化不出来的东西。当然还有很多故事元素我们要往外去找，但在内核跟故事引擎上，他们很重视那个个人的独特性。」
徐瑞良另强调一点则是，从密集的一周课程到后续两、三个月的视讯课，「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第一集，而且还没有进剧本，都先只在讨论事件大纲（Beat sheet）！因为在他们的商业逻辑里，第一集是最重要的，决定观众会不会想看下去，所以每一条线、每一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设计、每一个选择，都要让观众能期待往下走的旅程。所以尤其是第一集的结构，我们受到美剧show runner的影响很大。而且整个训练都会让我们跳脱过去的模式，我们在做每个决定时，在想那场戏，都不只是在该场戏自己的点上，而是那场戏在整条在线会是哪个点，在整体脉络性思考会强上许多。」
谈完理性结构面的东西后，徐瑞良露出坦率的笑容，说道：「另外还有一点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他们讨论故事是很快乐的，你会被感染。虽然花很多时间讨论，但都不是那种想到快死掉的很痛苦的编剧，会感受到他们对故事的热爱，跟他们讨论起来会觉得故事有无限可能，那种灵活度在创作上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比如怎么想象方毅任的出现、他跟别人会怎么样互动、会有什么有趣的立体的面向，在跟老师讨论的过程中，抓到他们热爱故事的频率，想象力才会打开。我真的觉得那种快乐和灵活会打开想象力，脑神经的连结也是多的，而不是那个紧张、被压迫的状态，会愈想愈小、愈想愈窄。而且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因此会避免去做无意识的服从，而是不断去提出不同的冲突，最好的idea都是这样碰撞出来的。」
两人就这样慢慢把八集的结构建立起来，徐瑞良说道：「回来之后的工作方法，我们做八集的表格，一直贴字卡，来不断改变组合八集的结构。我们在完整八集对白本的初稿之后，第二阶段都是交给接手的编剧雨佳去写，考量到演员、制作各方面，最终还是跟我们的原意有些不同，但结构大致上都还是我们的设计，哪一集处理哪个角色、有哪些线头。」
既然故事引擎如此重要，徐瑞良和梁舒婷认为全剧最重要的引擎是什么呢？徐瑞良说道：「我们不是只是去想钩子（hook）的表面，而是故事引擎本身就含有hook在里面。『遗愿』就是我们整个故事里承载情感的引擎，『不理解这个人的遗愿、这个人就会死』，这会催生或大或小的、有故事性在里面的hoo，有隐藏期待值。」徐瑞良也说到另个重点：「在设计钩子（hook）的时候，一定要随时记得把风险（stake）绑上去，如果没有风险和危险，你的hook可能就只是观众不知道的东西、而不是真的有悬念会关心想知道的hook。」
而在角色曲线上徐瑞良和梁舒婷也是遵循美式的基本概念去做，徐瑞良提到：「在写角色曲线的时候，发现美式剧本有一些很基本的角色参数，就是角色的欲求（want）和需要（need），尤其后者其实是角色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角色就跟你我一样，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就可以展开学习过程。而大多时候角色的need都藏在fear之下。知道这几个设计参数之后，就会知道情节必须不断攻击角色的fea，唤醒他无意识的nee，同时要慢慢让角色学习能将这个need化为action的知识和经验，最后角色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去改变和作为。那时后，故事的内核才会被显化出来。」
除了制作方给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身为好学生的他们也不只是上福斯原创坊而已，他们也认真捧读了《超棒电视影集这样写》，照书中提到的范例去看那些英美影集，而且认真地从第一季看到最后一季，再照书中的方法去拆解结构。除了英美影集，也去看亚洲刑侦剧像是《信号》《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等，希望可以让结构更成熟。
除了结构以外，徐瑞良最后沉淀了一下认真地说：「但我们还是最受美剧影响，他们最厉害的还不是结构，而是他们会透过不同角色的不同角度去辩证同一个议题。像剧中其实最重要的方毅任、徐海茵、赵承宽在面对『遗愿』和生死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角度，最后也随着事件发展，有了新的思考。」
田调如何影响最后的角色呈现 核心讯息又藏在哪里？
如同制作人访谈提过的，《第四名被害者》在改编过程中，由于《我们与恶的距离》珠玉在前，他们大幅缩减了媒体线，徐瑞良和梁舒婷则从大量的田调资料过程中，去把自己最有兴趣、最有感觉的部分放进来。梁舒婷提到：「在刑事侦查跟鉴识的部分，我们最早是先看专业性书籍，像李昌钰、谢松善等等，先去累积科学知识。另外也有去找台北市刑事大队的警官田调，也访谈过谢松善。后来有透过台北市鉴识中心的人员进去实际参观，看到很多实际的鉴识操作过程，包括多波域光源仪等等刑案现场会用到的鉴识仪器，建构出方毅任的部分。」
而提到亚斯伯格这个重要元素，梁舒婷也解释道：「现在其实已不再用亚斯伯格症、而是亚斯伯格特质来描述。我也是先做二手田调，然后锁定成人自闭症专家简意玲医师去做深度访谈和对话，她提供了很多资源、回答我们很多问题，也帮忙看过剧本，并安排两位亚斯伯格病人跟我们做真实访谈。当然所有故事里面都不是真的移植他们的经验，但这过程让我们更理解什么是亚斯伯格，让我们来做角色上的发挥。」
而最终记者徐海茵是报社记者，和原著中的电视新闻主播暨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徐海音有所不同，也是田调的结果。梁舒婷说道：「我们对记者的职业也做了大量的田调，后来遇到中时记者翁毓岚，她同时当过周刊与报社记者，分享在不同媒体、不同在线会遇到的不同事情，对我们帮助非常大，甚至把当年做调查的笔记借给我们当道具，当时玮甯在做职业田调时她也帮了很多忙。其实一开始我们曾经设定她是周刊记者，我们还去国图翻了很多历年的周刊，好奇类似『小报』周刊到底怎么去报导腥羶色的东西。」但她也提到：「但如果是daily的记者，一定每天都需要有素材回报回去，基本上不可能只跟着一个案件跑，所以我们才选定她是报社的社会线调查记者，有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跑新闻专题，比较符合我们想要的办案节奏。」
徐瑞良则补充加入亚斯伯格这个元素背后的考量：「在捏故事雏型的过程，我们就是要打造出一个每个零件都非它不可的故事引擎。所以回到我们的核心，是关于理解自己和他人痛苦，我们要让其中一个主角花整整八集的时长，最终才能理解这件事，所以就想说那起点可能要摆得离这个目标更远，这个特质就出现在我们的选项之中，让方毅任完成这个任务更加困难。所以亚斯伯格是因为符合我们的故事内核，才会放进来，同时这件事也让方毅任更可以专注在他的科学世界，让他的鉴识功力更强。」
徐瑞良也进一步解释道：「相对的，必须跟方毅任并肩作战的徐海茵也相对应要有很强能力，就是操控人性，这点让她去跟方毅任做互补和风险捆绑。角色的需要跟危机，其实是三个主角彼此分不开，徐海茵需要方毅任透露讯息、方毅任需要她帮忙从身边的人问出下一步的线索，赵承宽需要方毅任的鉴识去理解这个案子，但方毅任却隐藏了秘密，这些过程带着他们不断前进。」
梁舒婷认为：「对我来说方毅任跟徐海茵从头到尾的线条是很清楚的，方毅任就是要找女儿、过程和结果都要挑战他最不擅长的事，必须不断与人互动。徐海茵则是她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事件引发她的创伤，让整件事从一个很有爆点的报导变成自己的事，她怎么去面对、面对后她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徐瑞良也补充道：「徐海茵这个角色我一直有感受到一个东西，她在学习的课题是放下她的恨。原本这些人只是她的报导素材，自己站在一个高度，但突然间透过个人创伤的联结，她开始尝试去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而在理解他们的过程中，她也理解了自己，最终才能跟驱动她生命的恨去和解。」他接着笑说：「其实方毅任跟我很像，有情感表达困难、过度压抑、难以与人建立连结，我自己对他的部分感受很深，很多东西都是放在心里说不出来。所以最感动的一场戏就是方毅任终于跟女儿碰面的时候，讲出来的细节，他其实都有刻在脑里，但从来没有让女儿知道自己在乎，他太常关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还是有同理心的，但其实他不在乎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没有办法给别人他自己没有的东西。」
至于赵承宽这个角色，徐瑞良坦言：「最终稿的角色写法有一些修正和取舍，所以最后的版本可能看不出来。但其实我们本来想让他有个跟徐海茵、方毅任都不同的关于生死的选择。在他这个老派刑警眼里，本来这些犯罪者都很该死，但随着追查过程中愈来愈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慢慢动摇他对生死的观念，跟他的儿子后来才会有不同的关系和解。」
他也特别提到李沐饰演的江晓孟：「其实我自己有被李沐这个演员启发一些东西，我非常好奇晓孟这个天才少女重新经历这些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最早是试戏的时候，冠仲导演提到她很有爆发力，在英国用视讯演出就打动所有人，后来庄绚维导演也说得很精准，他说李沐是个超能力少女，只是她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能力。」因为李沐的江晓孟给予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未来如何沿用这个角色，样貌会是如何，就看最后的机缘发展了。
徐瑞良和梁舒婷带着这个改编和三个角色一路走了一年四个月，却在拍摄前一个月因为健康因素而没办法一起走到最终版本，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徐瑞良也笑说：「这件事也再次让我想提醒大家，所有编剧要让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愈快乐脑袋才会愈灵活，创意就是要让脑神经去连到平常不会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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