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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钟浔如:从赤脚老师到大学讲堂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钟浔如,1949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68年南昌二中高中毕业。同年11月,下放在进贤县白圩公社石巷大队。1978年参加高考,被江西抚州师专录取。毕业后一直在教学第一线。2007年在抚州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退休。

原题

我的教师情缘




作者:钟浔如


小时候虽然有过当老师的想法,但那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好奇,没想到我真的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而且是从小学一直教到了大学。

1968年11月,我下放到进贤县白圩公社石巷大队。我们那个大队位置偏僻,和临川交界,下放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二中的初中女生。可能是我妹妹和我下放在一起的原因,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大队,因此和班上其他同学少有来往。

刚到农村的那几年,可能是因为年轻,头脑简单,并不觉得有多苦,凡是农村妇女能干的活我基本上都会干,什么拔秧、割禾、锄地、担肥,特别是双抢的时候,能挑一担满满的谷子在田埂上飞跑,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平静地过了两年,知青中开始有动静了,我们村的两个初中女生,一个招工走了,一个转到新建县去了之后被推荐到江西医学院读书去了,我妹妹也擅自跑回了南昌,村里,只剩下我和几个上海知青了。

一天,村小学的校长找到我,说学校缺一个老师,经大队研究决定,让我去担任赤脚老师。所谓赤脚老师,就是学校开学了在学校上课,寒暑假仍回生产队里劳动;每天记7个工分(这是当年妇女的最高分)。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我很矛盾:答应不答应呢?如果答应,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回不了城了?还是拒绝吧,可是眼前一点也看不到回城的希望啊?最终我还是决定走一步看一步,答应了下来。

在学校里我就像万精油一样,语文、数学、政治、音乐,什么都教。后来学校办了初中,我又教起了初中的数学和化学(这无形中也为我以后参加高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刚当老师那会儿,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更不知道什么教学方法,听了其他老师几节课,就登上讲台给小学生上课了。

说实在的,我们省城里来的,尤其是我们扎扎实实读了四年中学的二中的学生,谁不会说普通话呢?谁又不懂汉语拼音、字词文法等语文基本知识呢?所以第一堂课上下来,无论是学生的反应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非常好,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后来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法上,摸索教学规律,分析教材的重点难点,研究一个个知识点的教学方法。

我前面讲了,我教过很多学科,每次接受一门新课程,我都从头开始,研究教材,探索教学方法。我的勤勉没有白搭,业务提高很快,教学也卓有成效,不久就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肯定,在教学这块阵地上立住了脚跟。

那几年,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特强,除了两个赤脚老师外还有两个公办老师,此外还有当时下放在我们村的工学院、省农校的老师,以及省农业厅的下放干部。他们的学历都很高,教学也相当有水平,并且深得学校、家长及大队干部的赞赏。

后来村里出了好几个大学生,都是那时在我们学校上的小学和初中,村民一致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在我们学校学习时基础打得好。后来下放干部都回城了,学校师资弱了,村里几年都没有出过大学生。

那个年代,每年暑假的“双抢”之后,所有的老师都要到公社去办学习班:学习政治、业务,交流教学经验,总结一年来全公社各个学校的教学情况,表彰先进。学习班结束时赤脚老师还要进行考试。记得好几次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公社第一名。可见当时赤脚老师的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有些人小学都还没毕业就当老师了,农村教育缺人哪!。

在当赤脚老师的八年期间,我有过好几次推荐上学的机会,可是都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没走成。有一次公社点名推荐我去,最终还是因为家庭问题,上学的指标被我们大队干部的亲戚撬走了。我只能干瞪眼,从此我对上大学也彻底死心了:就在农村扎根吧,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1974年,我结婚了,丈夫是公社中学的公办教师,抚州人。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是没有编制的,但如果家里还有一个人是有正式工作的,以后也不至于活得太惨。就这样我把自己嫁了。

1977年,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那一年高考恢复了!由于消息闭塞,孩子又刚出生,我没有赶上趟。第二年春季的一天,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在校园里溜达(那一年我已经调到公社中学担任民办教师),看到食堂旁边的墙报栏上面贴着1978年高考通知,还附了几张1977年高考的试卷。我凑上前一看,几道地理题目很简单:在地图上填出江西省及周围省份和省会的名称;写出七大洲的名称;还有我国的几大煤田等等。都是我们在中学学习过的地理常识。语文题目也容易:写一篇记叙文。

我心动了!想,这题目对我来说不难啊,我可以试试啊。我抱着孩子跑回家里,跟家里人说了我的想法。家里人听了都支持我去试试。

那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20日至22日,距离高考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赶快到县教育局搞复习资料,资料很快就有了,可是时间很难挤。白天我要正常上课,还要照看两个小孩,只有等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才能复习功课。

可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看一会儿书,瞌睡就来了。我总是先睡觉,凌晨再起来复习。那年我快三十了,对于学习来说年纪是大了,常常是拿起书来什么都知道,放下书就都忘了。那些日子真难熬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我终于被江西师范抚州分院中文系(后改名为抚州师专,现在和东华理工合并了)录取了。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作者当年在大学门口与同学合影,左二为作者钟浔如

从1968年下放到1978年考上大学,整整十年哪!其中经历了多少磨难,受了多少委屈,饱含了多少酸甜苦辣啊!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做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名副其实的老师了,两个女儿的户口也可以解决了!我真的感谢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政策,让我们这些知青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

毕业后,我分配在进贤一中教初中语文。五年后,因为家里的原因,调到了我的母校抚州师专。这中间有一次去税务局工作的机会,但我拒绝了,我还是喜欢当老师,我觉得我只适合当老师,尽管别人都说我傻。最后我在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我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间最长,教了十几年的医古文。

回想我这一生,一辈子都在做老师,虽然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每逢教师节或春节,学生的几个电话问候,学生聚会时邀请我去参加,共叙师生之情,这就够了,这老师我觉得当得无怨无悔。 

作者钟浔如和她的两个女儿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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