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阅读泰古历史时，你会发现晋时的《洞冥记》中，有引自汉初东方朔整理的《九洲记》中的“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之句。
这里的“釜山”，至少有三条线索是指向河姆渡人的早期文明地域：一条是“黄帝”时期的“合符釜山”；一条是“尧帝”时期的“丹朱开明”；一条是“禹帝”时期的“会稽禹冢”。
这三条线索沿革了7000-5000年前的华（即花）人历史，约在5000-4000年前，展开了天子之都的釜山之争。它由神农的帝权而产生“都”位，由都位之长而产生了炎、黄之争。泰古的华史因此开始了“从都到国”的地域变革，釜山由此成了大中华地区内的中国发源之地。
应该说，是鲧在治水中发明了“成池”，禹在治水中发明了安邑（即免水平安之邑）。安邑最早就是“台成”，台为“陆高地”时也叫“陆高池”。后人台的基础上发明了高墙，城池为廓时发明了郭。历史上最早的郭家都是自家人，有了分支（即宗族部落）以后，就有了中心郭，国家的权域概念由此而诞生。
可能是河姆渡人的后裔“广土天下”后，约在舜时有“虞朝”，《史记》中载舜在“中国践天子位”。禹掌天下之后建有“州十二师”，这应该就是“大明釜山”分春夏秋冬四邑的开始。春夏秋冬是四时农事，神农称为农帝，当在东南西北四国之后。四方之国来自“八卦”概念时期，伏羲创八卦为“八面之山”。南面之山最早来南河之山、北河之山，南为“河姆渡遗址”的文明之地；北为“傅家山遗址”的文化之地。傅山即釜山、覆釜之山、浮山、盆山等称，至黄帝时期“逐鹿中原”，至“轩辕”（即有车）之时国分百治。司马迁定轩辕为黄帝的“有熊”国号，这个有字，是不是就与“有虞”（即舜一族）、“有穷”（即后羿一族）等族支有关呢？由此釜山也成了黄帝之国的代名词，禹有大夏朝之后，大江南北，便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古国了。
釜山与河姆渡文化域的“地治发展”非常吻合。那么远在陕西西安的东方朔，怎么会提熟悉“东海”、“大明”、“釜山”的呢？
原来东方朔虽是汉武帝时期的齐国之人，但齐国在春秋时期勾践大越时曾为毗邻，故越、吴、齐、楚的宗支在夏商时期根连。尤其是殷末纣王时期，周的故公在东海吴越地组成了自王的先周之国；又在周穆王时，东南36夷组成了与陕周对峙的徐偃王之国。
故东方朔在《列仙传》中，是个弃郎官、在会稽卖药的“五湖智者”。基于他的博学和在会稽的可能经历性，他那“东海大明釜山”一说，基本是指浙东地区的早期“祖”国。
“大明”，即夏会稽国之前的丹山“开明”之国。《史记》载尧死之后让位于舜，舜为了让位于尧子丹朱，故意避走于“南河之南”（可能就是上虞的“姚丘”来历）。可惜历史上丹朱未能接替上父亲的帝位，《史记》载“诸侯不至丹朱而至舜”，舜不得不“而后在中国践天子位”。
在这一帝位的禅让事件中，《竹书纪年》等书的说法与《史记》是大不一样的。《竹书》叙道：“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复偃塞于丹朱，使不与父相见”。故河姆渡邑东的不远处，有“石塘庙”和“朱将军堰”地名（见《宝庆四明志》慈溪地图，这似乎就是“舜偃丹朱”的历史影子。偃即石塘，后人以“石塘”是为庙名，以“朱将军堰”而名石塘地名，暗含了对丹朱北流放时期的那个意思（注：徐偃王初为“偃王”，被周穆王东征后封于徐州之山因称徐偃王）。
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丹朱和舜的那种关系：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古代葬于山阴处为“阴损”的那种意思，这里明显是一褒一贬的流传。但能与帝舜葬在同一山的，其历史地位当然非同一般（丹朱可能也是个代名）。
以上两书的说法，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一、《史记》承认开明丹朱即尧嗣子的说法。“开明”实为大明，“嗣子”实为太子。中国最早都是长子接父地位的，故司马迁的“三代贤让史”，可能只是儒家的理想而已。尧夺兄位事件在《史记》中也有隐现，可能就是《竹书》中的“德衰”，舜看不下去了，于是成为了有记载以来的第二个的“武帝”（第一个是黄以武力夺去炎帝位）。
二、《 汲冢纪年》（即《竹书》）载：“后稷放帝子丹朱”（注：《史记》中后稷为舜禹时的农官），这也是丹朱曾被关押的一种认同。
三、《史记》载禹践天子位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也是说尧、舜两子，要到禹即天子位时才有疆土之封。此前的尧和舜如都很贤君的话，那么两子的国土之封应该很久，不必要禹来封给了。即丹朱在押一事，仍暗有隐情。
四、《史记》中尧、舜、禹三帝都有太子（丹朱、商均、启）。但他们的帝位遭遇如同一辙（即尧荐舜、舜荐禹、禹荐益）等，这多少暴露了司马迁的一种模式性，禹子与益争帝之事，《竹书》也有具体的描叙。
正因为丹朱是“嗣子”（即接父帝位的儿子），所以丹朱才会有《竹书》上的那么惨了。原因一：尧的儿子不会只有一个，谁嗣定、谁就可能会遭祸殃；原因二：舜若真的不想做帝天子话，就会坚决隐退，成为第一个“大隐”之人。
因此在《蜀王本纪》中，蜀王“开明帝”，已转化为了“望帝”（即望眼欲穿意思）。治下有个荊民叫“鳖灵”的，治水成功后，蜀王便委以国号曰“开明”。这个望帝即丹朱的化身，河姆渡西有“蜀山”一名，因属舜地就化为“蜀王”了。
望帝又名“杜宇”，实即“杜有太子帝位”的意思（注：河姆渡土话中“宇、有”音同）；因在产酒之地也叫“杜康”，河姆渡东北的“窖湖”地名，应该时对杜康的酒神化身（侥窖同音，也含尧意）；望帝治“汶山”下曰郫（即卑邑），河姆渡东北有汶山。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纪念他，故民众就假托“鳖灵”（龟山、灵山）等传为故事了。
《蜀志》中，望帝还化为了“杜鹃”，河姆渡地区叫杜鹃鸟为“子归鸟，叫杜鹃花为“啼血杜鹃”、“喇叭花”等。喇叭于“拉爸”是谐音，简直就是“父望子归”的写照。
其实爸即父、夫，夫在古代是“家长”的意思。故《周礼》中一夫即代表一个家庭，九夫为一井，九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就是都国了，姚江四邑历自6500年前，而“鳖灵”本身，也暗含浮鳖山、灵山、龟山、罗浮山等意。《括地志》、《荆国记》书中，都称丹朱的故乡是“丹水”、“丹川”。其实“丹山”（即今赭山）都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之山东，地区内的影子是可连接的。
秦前的文章很难传世，除了“龟甲文、钟鼎文”外，最多的就是“竹简书”了。但竹简的保存非常之不易（一出土就风化），故《史记》与它书的说法不一是很正常的。
其实《蜀王本纪》的成书也不算晚，杨雄虽是西汉末期的著名文人，但他所传的开明帝故事，就未必一定仅参考于《史记》一书。有的来源也许比《史记》更早，如丹朱（开明帝）是尧时期“洪水人物”话，则《竹书纪年》中的“复偃塞于丹朱”一说，就不一定指的是人，也可能指的是事了。
大明釜山，正是“东海方丈”的地貌特征。《山海经》中有“会稽山，四方”，或许就是“天台”（即古天子的金字塔式之墓）、“方岩”（即天柱峰、仙人台、佛迹岩）等意思。
现在流行“二重证据法”（注：我国考古学者王国维等人所创），即当我们考证一个历史事件时，其出土当与记载相吻合。无疑，会稽山就是河姆渡文化的中心地；他们在6500年前建有木屋四邑，发展到5000年前时，如有这么一个“神农之都”，其实也是毫不足怪的。出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面积就达四万多平方米，而它的东山边上，又存在有一处约4500年前的古城基遗址（注：即王家霸的小焦山上）。史、地正在巧合，根据《史记》、《竹书》等书推断，中国的五帝时期，就在约4500-4000年前的那个时期里。它们对于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来说已经很晚了，河姆渡人会因“漂海迁移族”的诞生，而万全放弃原有的邑成基础吗？
“天子都”的所在会不断地变化，但本土上的邑民之居，却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有记载传说神农是“木王”三代人物（伏羲、神农、女娲），禹是“水王”三代人物（尧、舜、禹）。少康之后就是“夏后国”了，而《越绝书》中的“越之先君无余”，就是“以守禹冢”的最早夏时越国。
这可不是浙江地区的“大言不惭”！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则《史记》中的“中国”，本身就很难“恰当其称”！其实4200前的“浙江良渚古城群”出土后，更能证明河姆渡人西进过程中的从越地到吴地。其中一个中转站式的标志，就是《越绝书》中禹“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史记》中也有“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崩”一说，这些记载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中国与夏相关的地名很多，自浙江起，至安徽、河南、山西、甘肃、四川等，都有与夏初切切相关的出土遗址。这里只提夏初，是因为“夏、周、殷”三国或许都在同一个世纪里（见《史记-三代世表》中的“黄帝纪年法”），也就是说，历史并非如《史记》所叙是夏、商、周的完整延续。它们有可能三国并列历史已久（即4600-4000年前的三地龙山文化并列时期），只是天子国的地位，在最后的100年里，相互换了位子。天子国只是王者的权力中心，夏时的各国并列延续情景，看看九洲制、十三州制、大周、大秦、大汉时就知道了。
故《越绝书》中禹“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等，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从君者地位走向了王者地位（即天子都）。此前他曾经只是“茅山”地的一个君长而已，所以《史记》中，才会有禹的“中国赐土姓”、自云“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的怪事。他如果是在中原的土地上，就会根本谈不上“中国”赐土姓。
4000年前的天子国，“五服领辖”才刚刚开始。十二洲牧各行其事（即各有君土），“帝天子”也不会赶去他国的土地上去“践天子位”。所以中国的考古史上，真正有“大夏帝都”可能性的，实际只有“良渚故城群遗址”和“殷墟故城群遗址”两处。
据当年河姆渡文化出土时的“探洞”分析来看，西到今天“萧山”、南到今天“象山”、这就是7000-5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传说中浙江三天子都的全部治域了。它的中心范围也能说明，历史的进程其实是非常缓慢的。因此我们对大禹的“政治远达能力”该持怀疑态度，即他用什么方法，能去“跑万里路、行夏朝政”的呢？他用什么方法跨过了长江、黄河这两道天堑，并且让其它的全部部落都能俯首称臣的呢？至于逆长江而上进四川，那就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了。他是凭几个人去呢？还是带了几千个人去呢？
我们知道，秦王朝打长江南北六国，实际上是打了整整的85年！即从秦昭襄王开始，到秦赢政灭六国为七国之主（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21年），不但随地修筑马路，而且还用马车进军。
禹时代的交通还非常落后，禹凭什么，能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的厉害、或者你的很贤惠呢？4000年前的中原可荒蛮得很，因为长江、黄河的中下游平原才刚刚形成，没有多少粮田只是或多湖泊、江河、溪流而已。你单靠借行或许没有问题，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物质交流困难难免。单靠兵征不是禹的手段，贤者治国先礼（即教说）、后兵（即刑法）。
故5000华里的大夏说法（仅《史记》先载），不但可能是后世人的万代积累之后，而且从出土的5000年前“相似文化”来看，就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来看，这2500公里的“方域”也太小些了。
所以在《墨子》、《筍子》、《越绝书》等书中，“殷”和“周”都只有百里之地；在周初的战争描叙中，关于兵的数量也非常有限。
广有天下也许就是一种概念上的事情吧？我们并不怀疑每一个文化域的独立性存在，但它们不一定都是一个连贯的进程，应该是本土与异地民族的移并特征。国域多数是“虫进式”的，从南走到北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即同一帝国的代代累积）。而且权政也是从“附从”到“服从”的，“不服”即算独立。所以“君国”的历史往往很短，替代即是从零开始。只有“帝国”的历史才会很长，同一姓氏，统一帝（即庙）祖的人，不管到哪里，根都在发源地上。
故东方朔的东海大明釜山，最后也演变成了大东海的广域地区。它必然会与深厚的帝国历史所相联系，其中起源于浙东的可能性最大。
浙东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明”域国，川东是6400年前的“大溪文化”域国，山东是6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域国。它们都是中国浅内海时期的“东海大豁”域内，最早、最强的“滨海王国”，正是出自在从“太行山”到“巫山”到“大别山”的沿海滨线里。它们都有可能是东海的大明之地（即日月东升、陆边之处），则釜山一词的渊源，实谓难分仲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