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与大家分享延安大学教授魏久尧著的《禅宗哲学与文化革命》一书：
无限革命及其理论表现（五）
真正的无限革命在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具有潜在的无限革命的性质，但是，如前所述，它在其实践上最终沉沦为有限革命，它的无限性质只是在理论上以不完善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这就是列宁的国家革命学说，和马克思早期的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天才猜测或预想。
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中提出一个永远闪光的论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国家，其途径和步骤是：首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基础之上逐步消灭由历史形成的一切阶级和国家形态，最后消灭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国家，过渡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理论天才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性质：无产阶级革命不单是停留在有限的否定和肯定方面，不单是推翻旧阶级、旧政权、旧国家，建立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政权和新国家，而且要对革命的有限成就和革命阶级自身进行不间断的革命和否定，直至最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本身及其一切有限的肯定阶级和国家的成就和事业。
这一理论之所以不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走向全面的胜利，是因为列宁尚未弄清到底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否定、消灭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自身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他仍一如既往地求助于科学和理性，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因为科学和理性亦是无限革命所要否定、扬弃的对象，若以此为无限革命的手段，最终仍然难免陷入革命目的与其手段的有限矛盾。如此恶性循环，永无休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想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即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共产主义只能通过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或革命来实现。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终极目的是彻底扬弃私有制和全面归复人性。他认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经过程度和性质有别然而连续一贯的两个阶段，即低级的或粗陋的共产主义和高级的共产主义。
后来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地将它们规定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称作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上，尚保留着私有制和国家，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则完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国家因此而自行消亡。前一阶段上的革命是有限的，因为它仍然保留着肯定着它最终所要扬弃的东西。后一阶段上的革命则具有无限的性质，因为它和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有限革命不同：它最终不是成就外在之形器、制度，肯定文明历史，复原历史，而是成就内在性命，归复本真。这两种形式的革命虽然有此重大区别，但又是统一的，连续的，相互因依的。“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1]
彻底消灭私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否定性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或私有财产原本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因此要消灭私有制，必须从根本上消灭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于外在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异化，即财产的私人占有或私有制，“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2]于内在方面则表现为意识、精神的异化，它集中表现为宗教的异化。“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3]
归复本真的人性，或重建圆满自足的性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肯定性内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然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4]此种建立，“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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