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文人相轻的习俗，在我国文人圈普遍存在，如，北宋文坛两位大咖王安石和苏轼，一生中几乎大半辈子都在文斗，相互看不上对方的文采和诗作，故意给对方挑毛病。
某次，苏轼登门拜访王安石，看到王安石书桌上有一首没有写完的诗，诗曰：秋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
苏轼觉得很好笑，堂堂王宰相怎么能犯常识性错误，就指出：当年你才高八斗，下笔皆是锦绣文章，如今你江郎才尽，文思枯竭，漏洞百出，世上怎么有菊花落瓣的现象呢？岂不是贻笑大方。
于是，苏轼提笔补写了最后两句，诗曰：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看到后，认为苏轼少见多作怪，心里非常生气，却压住怒火，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后来就把苏轼贬到黄州，让苏轼去看看世上到底有没有“吹落黄花遍地金”的菊花。
苏轼赴任黄州后，真在赤壁旁看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落瓣菊”，它的花期很短，还处在盛开中，花瓣就凋落满地，留下一片金黄。苏轼看到此情此景，有些惭愧，原来自己真的错了，只能仰天长叹：菊花误我哇！
在我国现代文坛，鲁迅（1881年——1936年）先生被誉为“现代文学六大家”之首，文学地位高高在上，对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无人能及。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鲁迅的名气太大，影响力太高，在生前，攻击他的人大有人在，在死后，他仍然逃脱不了被诋毁的命运。
跟鲁迅性格十分相似的当代作家李敖（1935年——2018年），可以说是当代最喜欢跟鲁迅较劲的作家。
李敖曾经说过许多大言不惭的话，在此，列出两句有代表性的名言。
我李敖是数百年来中国白话文第一人。
内陆人过分高估了鲁迅，将其奉为文学标杆是不可取的，鲁迅的文学水准还不如我李敖。
听到这些话，许多听者都会感到脸红。特立独行、恃才傲物的李敖，谈这些话时脸不红心不跳，仿佛是他说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和真理。
因为都有作家的身份，因此，李敖很喜欢把自己跟鲁迅先生拿来比较，曾经在评论类节目《李敖有话说》里，几乎把鲁迅批评得一无是处。
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
其一，鲁迅一生没有写过任何一部长篇，连剧本也未涉足过，因此，他不是真正的文学家。而我李敖，既写长篇又写剧本，文学水准自然要比鲁迅高。
其二，鲁迅对文学创新的贡献不够，因为他的许多文学作品根据文言文的用法和日语习惯改写过来，在行文上非常别扭，缺乏个人特色。
其三，鲁迅大多数杂文作品是情绪的发泄，缺乏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内容。
其四，鲁迅不配“文化斗士”的美誉，是靠国府供养的作家，从来没见过他批评日本人。
李敖这样批评鲁迅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他比鲁迅更有资格享有作家的殊荣。细细分析下来，李敖这些话难以自圆其说。
鲁迅一生不写长篇，最主要原因是那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的主要作用被看作是改造民众的思想，在鲁迅眼里，文学的教化作用要远远大于娱乐作用，因此，致力于创作杂文和短篇小说，成为鲁迅的文学初心。
毕竟，篇幅短小的文章言简意赅，更利于传播思想，更能让读者受到思想的启蒙，引起共鸣。
文言文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其特点是音律工整，辞藻华丽，讲究对仗，行文中注重典故的运用，在表达中有一定限制。白话文以唐宋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语言形式更接近于现代口语，在明清小说中被大量使用，更利于阅读和传播。
鲁迅生活的年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期，白话文还处在探索之中，在书面交流和文学语言的使用上，白话文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些文言文的痕迹，给现代的读者来看，会有一种夹生感，因此，不能用时代因素来批评鲁迅的白话文不够成熟。就像一个十岁的小孩，本身还没有发育成熟，指责他跑得不快，就是一种无稽之谈。
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仅仅这个探索精神，足以让鲁迅名垂青史。李敖有什么资格指责鲁迅，如果他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写出白话文都要让人怀疑。
作为性情中人，鲁迅爱憎分明，常常在文字里不掩饰自己的嬉笑怒骂，如此真诚而可爱的性格，竟然被李敖说成是情绪的发泄，真是断章取义，缺乏严谨务实的大家风范。
鲁迅一生嫉恶如仇，怎么不可能骂日本人呢？因为鲁迅是一位是非分明的人，非常明白日本人里边有好人也有坏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鲁迅当然是拍案而起，口诛笔伐。“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号召作家们联合签名，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鲁迅多次谴责日军，因此，说鲁迅不骂日本人根本站不住脚。
种种事例表明，李敖批评鲁迅，更像是过嘴瘾，根本没有站在事实依据上客观评价。因为时代不同，观念不同，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鲁迅的年代，文学主要作用是用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武器，而在李敖的年代，文学的消遣作用和娱乐作用更为显眼，李敖用当代的眼光去审视100年前的文学，显然有失公允，也暴露了他是坐井观天。
如果以文学成就来衡量，李敖更是差了鲁迅十万八千里，所以，把李敖的话当作笑话来看，不必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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