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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一个春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社会名流贤达,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赋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作写出了后来著名的《兰亭集序》。在这篇记序之中,王羲之提出了一个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并发出“死生亦大矣”的深深感慨。
目睹雅集之盛,王羲之想到的是“向其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然后对此不可逆转的生命过程,发出“岂不痛哉”之叹!这篇文章,颇能代表中国人对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态度,与苏东坡后来泛舟赤壁之作一样,千百年来,于无常的世事之中,给人以强烈持续的美感体验,从而载入文学史册。但是,也正由于此文极尽兴会之事,并未给后人一个明确的生死观,除给人带来无穷的遐想之外,而于如何赴生就死的根本性的哲学命题,却留给后人去自己参透。他以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却并未想到,今之所谓社会精英与知识人士,对生烦死畏的终极思考,并不较古人同心同理和有更深的领会,甚至早已漫漶模糊。一个最显见的问题是,在文化的变异与物质带来的巨大迷宫之中,无数的人都认为这身外的一切更为重要,需要“探究”和征服,而安静地回到内心的宇宙,审视生命的来去,倾听万物的对生命的开示,则已经变得迂阔与多余。
生死事大。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之前,被称为人类轴心时代“四大圣哲”的东方孔子,于此就已给出了明确的态度。二十多年前,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从东西方科学、宗教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李认为,中国汉字“聖(圣)”,从耳,从听,强调的是人在世间重于“闻道”而知天命,此与西方的“认识真理”有所不同。后者纯为认识论,前者则重于“本体论”,它要求的是人的身体力行(实践),并在此过程中而依归。对外在客体的认识,反为次之。这正是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给他的启示。不止于此,他对此还有进一步的“总而言之”:
生烦死畏,真理岂在知识中!
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
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是佛家;
生烦死畏,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李泽厚《论语今读》第114页·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恐怕正是这“顺事安宁,深情感慨”。这仅从中国艺术美学自殷商时的以巫为主的祭祀崇拜,日益回归到汉唐时期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肯定,似可略见一斑。尤其到宋明时期,中国山水画作的大量留白与极简主义,以不为而彰有为,以节制而代铺排,东方文化心理中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更达到一个空前的个体与群体的社会性反映。故一个人人格之最后完成,面对生烦死畏,便真能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的境界。从情感出发,而能超越情感,儒学不亦有宗教之功乎?
任何人都不免这“生烦死畏”,那么,为了所谓客体的知识“真理”,而拼命地向外攫取,倘于天地宇宙无敬畏之心,而尚矜于个人之智力,等而如此的“真理”追逐,不正是当前社会愈来愈烈的浮躁与焦虑的根源之一吗?
不如无生,此即无我。我之不存,而大道寂静。佛家智慧强调彼岸归依,但又强调因缘得渡。佛教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中兴迹象,这本是一大好事,但是传统中国禅宗佛教“以心印心,明心见性”似已被弃;历史上这样的宗教革命曾带来空前的学人接引,也似被忘却。当前持佛宗师,多有堕于认识论中,厚此非彼,壁立二元,故其真正有益于人们对生死的认识,实在仍有所待。
儒家之情感本体与实用理性,以我之陋见,更多的用功,是务求尽美,而佛道宗教,则唯求尽善。孔子能知,除了表明“朝闻道夕死可也”的达观知命的态度,还借论乐艺来说明此道。于是评《韶》,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评《武》,谓“尽美矣,未尽善也。”盖因《武》乐,尚多有“杀伐之声”。由此我们至少可知,孔子早就承认了人的不完美,但人需要对生命持以肯定的态度,通过对此一世间生命之美的深刻体验,尽美以求之。如此,即使未能达至善之境,则亦可不负此生矣。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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