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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一个春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社会名流贤达，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赋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作写出了后来著名的《兰亭集序》。在这篇记序之中，王羲之提出了一个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并发出“死生亦大矣”的深深感慨。
目睹雅集之盛，王羲之想到的是“向其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然后对此不可逆转的生命过程，发出“岂不痛哉”之叹！这篇文章，颇能代表中国人对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态度，与苏东坡后来泛舟赤壁之作一样，千百年来，于无常的世事之中，给人以强烈持续的美感体验，从而载入文学史册。但是，也正由于此文极尽兴会之事，并未给后人一个明确的生死观，除给人带来无穷的遐想之外，而于如何赴生就死的根本性的哲学命题，却留给后人去自己参透。他以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却并未想到，今之所谓社会精英与知识人士，对生烦死畏的终极思考，并不较古人同心同理和有更深的领会，甚至早已漫漶模糊。一个最显见的问题是，在文化的变异与物质带来的巨大迷宫之中，无数的人都认为这身外的一切更为重要，需要“探究”和征服，而安静地回到内心的宇宙，审视生命的来去，倾听万物的对生命的开示，则已经变得迂阔与多余。
生死事大。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之前，被称为人类轴心时代“四大圣哲”的东方孔子，于此就已给出了明确的态度。二十多年前，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从东西方科学、宗教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李认为，中国汉字“聖（圣）”，从耳，从听，强调的是人在世间重于“闻道”而知天命，此与西方的“认识真理”有所不同。后者纯为认识论，前者则重于“本体论”，它要求的是人的身体力行（实践），并在此过程中而依归。对外在客体的认识，反为次之。这正是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给他的启示。不止于此，他对此还有进一步的“总而言之”：
生烦死畏，真理岂在知识中！
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
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是佛家；
生烦死畏，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李泽厚《论语今读》第114页·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恐怕正是这“顺事安宁，深情感慨”。这仅从中国艺术美学自殷商时的以巫为主的祭祀崇拜，日益回归到汉唐时期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肯定，似可略见一斑。尤其到宋明时期，中国山水画作的大量留白与极简主义，以不为而彰有为，以节制而代铺排，东方文化心理中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更达到一个空前的个体与群体的社会性反映。故一个人人格之最后完成，面对生烦死畏，便真能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的境界。从情感出发，而能超越情感，儒学不亦有宗教之功乎？
任何人都不免这“生烦死畏”，那么，为了所谓客体的知识“真理”，而拼命地向外攫取，倘于天地宇宙无敬畏之心，而尚矜于个人之智力，等而如此的“真理”追逐，不正是当前社会愈来愈烈的浮躁与焦虑的根源之一吗？
不如无生，此即无我。我之不存，而大道寂静。佛家智慧强调彼岸归依，但又强调因缘得渡。佛教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中兴迹象，这本是一大好事，但是传统中国禅宗佛教“以心印心，明心见性”似已被弃；历史上这样的宗教革命曾带来空前的学人接引，也似被忘却。当前持佛宗师，多有堕于认识论中，厚此非彼，壁立二元，故其真正有益于人们对生死的认识，实在仍有所待。
儒家之情感本体与实用理性，以我之陋见，更多的用功，是务求尽美，而佛道宗教，则唯求尽善。孔子能知，除了表明“朝闻道夕死可也”的达观知命的态度，还借论乐艺来说明此道。于是评《韶》，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评《武》，谓“尽美矣，未尽善也。”盖因《武》乐，尚多有“杀伐之声”。由此我们至少可知，孔子早就承认了人的不完美，但人需要对生命持以肯定的态度，通过对此一世间生命之美的深刻体验，尽美以求之。如此，即使未能达至善之境，则亦可不负此生矣。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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