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和一个中国制度史的超级问题相关，那就是内廷和外廷关系的演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是中国政治史的核心命题，即君权的人身属性和君主的制度属性是如何协调的。这两个问题实在不是我一个业余人士敢说半句的。
不过以我的粗浅认识而言，宋代在中国古代的宦官专政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宋代，内侍，也就是宫官的政治身份急速虚化，已经失去了在正式官僚行政中的地位，因此，内侍专权从此不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问题(童贯是个例外，他的政治身份取得并不来着传统的内侍体系)，因此，宦官废立皇帝也就从制度根底里不再可能。因此，宋代无宦官专政，实际上是中国官僚政府制度化真正开始成熟的标志，皇帝尽管依然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它只有在“祖宗之法“所规定的成宪之内才有效，尽管并没有所谓成文宪法，但是皇帝与朝廷，也就是官僚共同体互相依存却已经是一个共识，朝廷无内廷，那么作为朝廷头等大事的废立自然也不会和宦官发生关系。
明代并没有超越这一点，实际上明代的宦官问题和汉唐宦官专政本质上并不相同，第一，它来自明代皇帝在官僚体系之外保留的一系列特殊权力，首先是财政权，皇帝有直接从地方取得内帑的权力，这在中后期形成了宫使问题。第二，它来自军权，明代军制是一笔糊涂账，从制度上讲，明代军户直属五军都督，而五军都督对皇帝个人负责，因此军户隔离于朝廷之外，这使得中后期厂卫势力非常突出，而厂卫本质上是属于皇帝私人的(但是明代和唐代宦官掌禁军不同，后者实际上是将皇帝的军权委托给内廷的结果，而前者上，宦官始终只能掌握极小一部分半正式的军队，其实包括锦衣卫在内都不能说被宦官掌控了，真正的军户总权后来越来越虚化，其实变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中期以后总兵官崛起，军户将领地位急速衰退，也就消除了宦官掌军最后的隐患)，因此内官也获得相对独立于官僚行政体系的政治权力。这两点是明代宦官问题的根本，但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只能间接影响以皇帝为首脑的朝廷行政，所谓废立一开始就完全不可能，因为作为一个制度实体的内廷在明代实际上并不存在。
所以，宋对于唐政治问题的反思是非常深刻而全面的，废藩镇只是其中一环，对于皇室自身而言，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废内廷，可以说两者都成为后世明清两朝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得到了相对完整的继承，也因此，如汉唐那样猖獗的宦官废立在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出现。清代从始至终，内廷都没有被赋予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权力，所谓阉乱问题更是完全没有可能。
所以总的来说，从唐到清，阉政从肆虐无度到基本不是问题，是在总结唐代政治问题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的皇权官僚制度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宦官无法参与废立正体现了皇帝废立本身从帝王家事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不得不承认，明代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此皇位继承有成宪可依，大大减少了传统王朝面临这一问题的巨大政治风险)
(但宦官对政治依然可以有间接而特殊的影响力，明政之坏与皇帝肆意使用宦官，在官僚之外再叠加一套私人政治权力渠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现在有些人因为要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指桑骂槐，就开始捧阉党是非常愚蠢的，愚蠢之处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就反复说明，只是今人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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