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丨胡丹
（1）
事情要从嘉靖八年（1529）年夏季北京的一起凶杀案说起。被害人是一名老年妇女某氏，死者的儿子张福向东厂告发说，凶手就是他家邻居张柱。东厂经简单调查，即取信张福之言，认定凶手就是张柱，并以此奏报。案件在发刑部审理后，张柱被判处死刑。
但张柱不服，提出上诉，而且他还有很有说服力的证人与证言：张福的姐姐和邻居众口一词，指出真正的杀人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死者的亲生儿子张福！
凶手是谁，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如是张柱，则是一般的杀人案件，按照律法，当依“为斗殴杀人，刑止于绞”；如是张福，则为人伦惨案，“为子杀母，刑至凌迟处死”，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
由于张柱不服，刑部只好申请再审，这回的主审官是刑部郎中（相对于司法部的司长）魏应召。
魏应召推翻了原审判决，认定真正的凶手是张福。
然而东厂对此提出异议，并向朝廷提出申诉。
东厂的态度可以理解，因为凶手如果不是张柱，等于否定了东厂的侦查结论，不啻于打了它的脸。可令人奇怪的，是嘉靖皇帝对这个普通杀人案的热情和他偏执粗暴的态度。
嘉靖皇帝接到东厂的奏辩后，大怒，当即以魏应召“擅出入人罪”，将其逮捕下狱，并命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锦衣卫再审。
还未开审，先有刑部右侍郎闻渊和大理寺右寺丞简霄“俱辞疾不出”，借口生病，逃避参审。不知道他们是不愿掺和到法司与东厂的纠纷呢，还是另有忌讳？总之这件案子从东厂奏辩后，已不再是一桩简单的凶杀案。
毕竟案情简单，在会审时，“自张福之亲族邻里，众口一词，证其（张福）逆状；而其姊之痛愤，又发于至情，不容伪为者”。其实凶手就是张福，张柱是被他嫁祸之人！可是与审官员的态度就微妙了：刑部尚书因故没有参加，而代表刑部参加会审的左侍郎许赞，在审问时竟然“噤口不言”——审判官在审问时，一个字都不说。
由于事实清楚，会审官员中唯有大理寺少卿曾直一人认同东厂的意见，最后主持会审的都御史熊浃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认可魏应召的改判是正确的，一方面建议“行提原检勘官及张福自报邻佑里老，再行会审”。
但会审结果奏报上去后，嘉靖帝竟以熊浃“徇情曲护”为由，将其革职，并令许赞等将原审官魏应召及张柱等，“用刑追问”——不承认就打，那就是必须要他们承认了！
嘉靖帝此举被科道官员认为是偏袒东厂，给事中陆粲、刘希简纷纷进言，均被下锦衣卫狱拷讯。
慑于君威雷霆，许赞等在再审时，不顾证据，认定张柱就是凶手，判处他死刑，魏应召及出庭作证的证人全部发边卫充军，张福的姐姐被被杖责一百。唯熊浃因为是大礼议的功臣，从轻处理，但也被革职闲住。
（3）
在这个案子中，嘉靖皇帝先入为主地认定张柱是凶手，并强行维护东厂的原审意见。对此有多种猜测，有说他刻意偏袒东厂的；有说他“圣孝”，不相信有子杀母之事，主观认定法司判决有误的，但最后大家都明白了，嘉靖帝那么做，其实是他对前朝外戚怀忿，抓住张柱的小命来泄他的私愤。
这张柱不是一般人，他是武宗夏皇后的外家庆阳伯夏臣的家人（也有说是庆阳伯外甥的）。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如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所说：“夫殴人致死，一小事耳，何至上干宸怒乃尔？盖庆阳伯，武宗外家也，上所深欲折挫之。”说嘉靖帝为了“折挫”夏皇后外家，而拿张柱做了替死鬼。
《明史》在评述此案时，也说：“帝以（张）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当是时，帝方深疾孝、武两后家，（张）柱实武宗后家夏氏仆，故帝必欲杀之。”
都认定嘉靖帝强力干预此案，并一定要杀死张柱，本意就是为了裁抑孝宗、武宗两位皇后的外戚。
孝宗后张氏的外家是昌国公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兄弟，武宗的外家是庆阳伯夏臣。这两家仗着皇后的势力，都非常跋扈，尤其是张氏兄弟，是京师大患。嘉靖帝是因为武宗去世后没有子嗣，而由外藩入继的。嘉靖帝母子初来北京时，武宗之母张太后竟然对新君母子颇为倨傲，给他娘俩留下了深深的恶感。
初始，嘉靖帝还有所隐忍，但权力巩固后，就处处给张太后难堪，给她小鞋穿。他没法直接打击张太后，就拿前朝外戚出气。
张柱案发生时，正处在他欲报复张太后及张、夏两家外戚，而时机尚未完全成熟，还不得不对张氏兄弟恩礼有加，但愈是如此，他内心愈是愤懑难平。恰在此时，张柱案发生，他知道张柱是夏家之仆，遂一时兴起，一意孤行，宁肯放过弑母的张福，而必要坐罪于夏氏之仆张柱。
但张柱被杀后，此案也未进一步牵连到夏皇后外家。据学者高寿仙先生分析，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张柱与夏家的关系，本来就不能点破，否则必会落下制造冤狱以发泄私愤的话柄；二是即便在武宗生前，夏皇后也没有多大势力，其与世宗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她可能只是因为张太后的缘故，而被“恨乌及屋”，所以世宗一方面小题大做，一方面又适可而止，他不过是借此抒发一下怨愤情绪而已。
张家就没那么幸运了。仅仅数年之后，张氏兄弟先后下狱，张鹤龄即瘐死，张延龄被判死刑后长期关押。嘉靖帝要用他来折磨张太后，太后去世后，最终将张延龄斩于西市。世宗报复之心，于此昭然可见。可见，张柱案只是嘉靖帝报复前朝外戚这道大餐之前的一道小菜。
清乾隆帝在修《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时，对嘉靖帝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张福弑母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无冤抑可言。而他以张柱为夏后家奴，遂援东厂之言为据，必佑护真凶张福而致张柱于死地。如果外戚之家果然有罪，自当加以裁抑。如果仅仅是对后家怀有宿怨，就偏听断狱，而以廷臣之言和证据皆为不可信，竟致冤杀无辜，而使弑母之人反而逃罪，“天讨有罪之人，何君人者顾出此耶”？他认为，嘉靖帝这么做，是偏狭之举，有失人君之体。
（欢迎关注皇帝不称朕微信公众号 hdshuoshi）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