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不谈政治，潜心学术。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左右，他到清华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上，书法秀丽，浓墨宣纸，十分美观。这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合集》里，但是读他的文章与听他讲演，犹如读剧本与看戏一样，趣味相差很多。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随后走进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任公。
他走上讲台，打开讲稿，眼光向下一扫，然后是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很标准，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有力，有时又宏亮激昂，所以听众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甚至让人以为，要是他说标准国语的话，效果反倒要差一点。
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令人历久难忘。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他敲头的时候，听众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听众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亡家破鼎……”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帕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他讲杜诗“剑外忽传受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又真是涕泗交流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以外，不少人从此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世人但知启超参加戊戌变法，策动云南革命，叱咤清末政坛，一时名满天下，不知先生晚年讲学清华，其思想之深邃，抱负之宏大，也是冠盖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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