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1947年夏天，一个周日，三个年轻的外乡人，兴致勃勃地逛着上海的四马路。四马路，在今天被叫做福州路，民国时期，是著名的报馆一条街。东段是报刊、书籍的出版中心，不到两百米长的马路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报、华美报馆……聚集于此，西段则是莺歌燕舞的风月场所，时不时能看见坐在龟奴肩上的长三书寓先生，穿街而过的情景。三个快乐的年轻人，都不到三十岁，他们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在书店翻翻新书，或者干脆在马路上闲逛，用今天的话说，慢悠悠地“杀时间”。四马路上的人熙熙攘攘，大概谁也没想到要多看他们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他们将来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这三个年轻人，一个是黄永玉，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黄裳。黄裳28岁，汪曾祺27岁，黄永玉最小，只有23岁。他们日后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黄裳是散文家、文史专家、藏书家；汪曾祺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黄永玉是画家、作家。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黄永玉和黄裳的结识，应该是在《文汇报》编辑部，他那时候已是沪上初露头角的木刻家。黄永玉去取稿费，一来二去，和当时在《文汇报》担任编辑的黄裳结识了。抗战胜利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侄儿黄永玉已经成为木刻家，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沈从文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将他推荐给萧乾，还有他的得意弟子汪曾祺。1946年7月15日，汪曾祺在见过黄永玉的次日，就激动地写信给老师沈从文，热情称赞对方是个“小天才”。六页的泛黄信纸上，汪曾祺洋洋洒洒写了差不多五千字。涉及黄永玉的内容集中在七月十五日的信中。他首先向沈从文告知与黄永玉的见面经过，以及对其木刻作品的印象：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他那幅很大的《苗家傩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还说了许多木刻家们的可笑事情，谈话时可说来笑笑，写出来却无甚意思了。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来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应是侄儿——修订）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比黄永玉大4岁的汪曾祺，还以兄长的态度，认真地对黄永玉说，现在你可以考虑谈恋爱了。不料，黄永玉淡定地来了一句：“我已经结婚两年了。”他们和黄裳经常一起逛街，有时就他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汪曾祺喜欢听黄永玉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黄永玉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汪曾祺会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1948年，黄永玉从上海旅居香港。他在香港旅居三年多，并活跃于香港电影界。1951年，他作为编剧，创作了喜剧电影《儿女经》，该片于1953年在香港上映。即便相隔两岸，汪曾祺也一直挂念着黄永玉。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黄永玉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为期一周的第二次个展。这一年，汪曾祺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文章中最后这样说：“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回到祖国来，更多地和更好地为这个时候，为人民服务。”汪曾祺该文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题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1953年，黄永玉听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建议，离开香港来到北京。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人的交往非常频繁。黄永玉多次写信给住在上海的黄裳时，告知汪曾祺的近况：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曾祺兄写了一个范进中举京戏，我对京戏是外行，但觉得写得很高雅妥帖，您是行家，可能要求严一些，未必像我的意思一样，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据说这剧本评选时得头奖，又得了奖金若干云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从信里看，黄永玉是为汪曾祺的才华和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汪曾祺之子汪朗在一次与读者的对话中，谈到父亲与黄永玉在“文革”前的交往：这两个人都是很有才的人，彼此都认可。黄永玉是解放以后从香港到了北京，他们交往非常密切，而且我们家小时候住的老的四合院，里面挂着一个很大的像，那是黄永玉给我画的一个人物像，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既不知道黄永玉，也不知道那个画画的是我。但是对黄永玉的名字都很熟，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爸隔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去一次黄永玉的家，他没带过孩子，还是孩子没跟着去过，我没有印象我见过黄永玉，但是那时候我爸跟黄永玉联系非常密切。黄永玉来过我们家没有，我也没有印象。他出的第一本书《夜晚》，那是黄永玉给他做的全套的插图和封面，当时少儿出版社编辑说黄永玉这个人很不好打交道，我爸说你去吧，就说汪曾祺让你来的，黄永玉很痛快地答应了。汪朗所说的《夜晚》，应为汪曾祺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这是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所出版的第一本书。黄永玉在写给黄裳的信中也提到过此事，他对这项工作非常上心：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没时间写，对这位老人的作品评价可不是玩儿，随便写，就显得很不尊重了。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黄永玉还谈到为汪曾祺这本书画插图和设计封面的过程：“反右”后，他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有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还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他在那里还继续写小说。写了一篇《羊舍一夕》，出书时，要我帮忙设计封面和配插图。我刻了一组木刻，有一幅《王全喂马》，刻得很认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马灯往上照，古元说我刻得像魔鬼一样。(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黄永玉的木刻插画（孙佳摄）照片拍自《给中学生读的大师经典：人间草木》（汪曾祺著 金波主编），读蜜童书馆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4月第一版白驹过隙，中国文化界的两位老友被卷进时代的潮水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有了在“样板团”写戏的待遇，有了上天安门城楼的殊荣。因为工作繁忙，汪曾祺与黄永玉等朋友之间的交往也由密变疏，在黄永玉写给黄裳的信中，可以读出其中信息：曾祺未见近一月，忙！忙！(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赵头牌(在《沙家浜》剧中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与曾祺已赴重庆体验红岩生活，退软卧而睡硬席，身背行军背包，大有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之感，何来上海演出之传说，也可能是B团活动。《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约七十年代末，七月十八日)即便汪曾祺成为“右派分子”，两人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文革”的爆发，让这对曾在上海轧马路的快乐朋友开始渐行渐远。“文革”开始后，汪曾祺被剧团抓了起来。他们单位派人来中央美院审问我，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他们说“还是朋友！”就拿手里的康乐球杆捅了我几下。后来，他的才能在那个《沙家浜》得到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也许是他太忙。
在这段黄永玉的淡淡回忆里，似乎能听出一丝难掩的不满。关于汪曾祺没给黄永玉孩子《沙家浜》戏票一事，汪曾祺之子汪朗特地澄清过，并非汪曾祺不帮这个忙，当年虽然汪曾祺是编剧，但票根本不在他掌握之中，工作票有，家属票特别难弄。就连汪曾祺的子女，看戏也要等机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黄永玉是挨批挨斗的，汪曾祺是大红大紫的，觉得为了划清界线不够情谊。黄永玉七几年的时候画黑画挨批，画一只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那是猫头鹰的特质。我爸看完了特别着急，说黄永玉挨批了，我得看一看。我妈妈那时候比较胆小怕事，我妈说你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如果正常情况下，他们的交往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情况下，有一些小事把多少年的交情……”两位老友的几十年友谊，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这样流逝了。“文革”结束后，两人友谊虽不复当年，但并非完全中断交往。黄永玉回忆，汪曾祺后来曾找过他两次，并送来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但时过境迁，两人心中已生了隔膜。不管怎样，两人在彼此心中还是有特殊的分量。汪朗谈到自己结婚时的一段往事：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有点联系，包括那时候黄永玉在北京饭店画画，我妈就说儿子结婚了，黄永玉名气也比较大，跟永玉要张画吧。我爸开始挺抹不开面子，好不容易打了个电话，黄永玉说行，让小老虎来吧。我小名叫小老虎，但我觉得我干吗去，我又不认识他，为了拿一幅画，就没去……他们俩都彼此认同，但是谁都不好迈出第一步恢复原来的关系。我爸尽管后来跟黄永玉没有特别的联系，但是对黄永玉的绘画才能和他的作品评价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黄永玉对老头儿文学上的成就也很认可，但是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的交往。
1980年前后，黄永玉开始写沈从文、聂绀弩等人，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单独写一篇汪曾祺。面对朋友们的疑问，黄永玉说过这么一句：“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回忆往事时，汪曾祺却不止一次出现在黄永玉笔下。黄永玉在1979年岁末完成了《太阳下的风景》。这篇叙述沈从文的长文中，黄永玉以“他的学生”代指汪曾祺，颇为留恋地回忆两人当年在上海的交往：“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1996年冬天，移居香港的黄永玉夫妇时隔七年，首次回京。朋友们为欢迎他，在北京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坊”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聚会。其中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两人见了，依旧仅是礼节性的寒暄了几句，没有深入交谈。黄永玉后来说，“当时他的脸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缘故。他后来与另外一帮文艺界的年轻人来往，喝酒喝得厉害，把身体都喝坏了，真是可惜了。”那种喧闹的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1997年，汪曾祺因病去世。噩耗传来时，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女儿上楼来告诉我说，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没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总是觉得他还太年轻，才不到80岁，真可惜，真可惜……”3个月后，京郊的“万荷堂”修建完工，黄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叹：“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三个意气风发逛四马路的年轻人，最终成了老人，最后一一离开人世。1997年，汪曾祺去世；2012年，黄裳去世；2023年，黄永玉去世。汪曾祺离世后，黄永玉说：“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也再也没有人叫他“小天才”了。他曾以为汪曾祺没有机会读自己的文章，但汪朗提及他爸书柜里有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时，黄永玉听了心里一片黯然。《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再版后记里，黄永玉说，自己在文学上最服气三位指导者，沈从文表叔，萧乾三哥，汪曾祺老兄。他开始写书了，这三位却都离开人世了。“如果眼前三位都还活着，我的文学生涯就不会那么像一个流落尘世，无人有胆认领的百岁孤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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