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大诗人，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美英；一个弃医从文，继而以文从政，一个弃经从文，为艺术而艺术；一个长寿，一个早夭，演进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们差不多同时学成回国，住在同一城市上海，却无缘结交。倒是回国不久，不经意之间发生了一次碰撞——那是一场由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
左：徐志摩 右：郭沫若
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5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札记《坏诗、假诗、形似诗》，不小心踩着了地雷，文中不指名地批评了郭沫若的诗，其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有一首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
“……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此文公之于世后，即有好事者写信报告郭沫若，郭大为愤怒，将此事通报伙伴成仿吾，成仿吾马上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责问徐志摩的信，并与另外两封徐志摩此前写给他的，其中有对创造社尤其郭沫若表示恭维的信一起，在6 月3 日的《创造周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这样痛斥徐志摩：
“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那般田地，要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
“泪浪滔滔”郭沫若
“一叶障目”徐志摩
徐志摩与创造社短暂的“蜜月”从此宣告结束，有人将此归结为文坛上的宗派关系，这是不错的，因为在《坏诗、假诗、形似诗》一文中，徐志摩以亲密的口气提到胡适，两人一唱一和，攻击“坏诗”与“假诗”，尤其是对所谓“假诗”，更是竭尽贬损之能事。
面对成仿吾咄咄逼人的攻势，徐志摩迅速回应，写了一封长信，取名《天下本无事》在《晨报· 副刊》上发表，信中徐志摩在竭力给自己辩护，向对方道歉的同时，批评对方缺乏“幽默感”“反射性过强”，一副地道的西方绅士的派头，其中这样写道：
“仿吾兄，你自己也是位评衡家，而且我觉得你是比较的见过文艺界世面来的，我就不懂你如何会做出那样离奇的搭题——怎么我评了一首诗的字句之不妥，你就下相差不可衡量的时空的断语，说我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真是旧戏台上所谓‘这是那里说起呀’！”
进而居高临下地开导对方：
“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那里还有心意与工夫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倔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干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耗费可宝的脑力与文才，学着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
创造社成员（左起）：
徐志摩确实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在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并没意识到他随意而发的“假诗”之论，已经深深地触痛了郭沫若的神经。
这里有必要对这首诗做些说明，此诗题为“重过旧居”，作于1921 年10 月5 日。郭沫若于1921 年3 月底丢开学业回国开创文学事业，三个月后归来，居处已变，其间唯利是图的日本房东对他的眷属下了逐客令，安娜不得不另觅住处，从博多湾边的租屋，迁到另一处背海的房子。
旧居临海，上下两层，房间虽不宽敞，四周的景色却异常优美，能看到博多湾大海和十里松原。曾在这里小住过的田汉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沫若的家里的楼上。楼上有房子两间——我坐在前一间，开窗子便望见博多湾。湾前有一带远山，湾上有五六家矮屋。眼瞥着小鸟翩翩的飞……”可以想见这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居处。郭沫若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女神》的众多诗篇都诞生于此地。一日郭沫若携儿出去理发，绕道在旧居缠绵徘徊，往事袭来，不禁“泪浪滔滔”起来，这就是这首诗的由来。全诗共八节，前四节这样写道——
别离了三阅月的旧居，
依然寂立在博多湾上，
心怦怦地直向门前，
门外休息着两三梓匠。
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
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
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
我忘不了网屋町上的鱼网。
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
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住泪浪滔滔，
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
郭沫若、安娜和孩子们
郭沫若1921 年10 月6 日致郁达夫的信中，对此事有更具体的叙述，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我如今却已迁徙了，在四月中我回了上海以后，现在的住居在与海岸成平行的一条街道之中部，背海，又无楼，我看不见博多湾中变幻无常的海色，我看不见十里松原永恒不易的青翠，我是何等的不满意，对于往日的旧居何等景慕哟！”
“我每到无聊过甚的时候，便走到海边上来访访我的这些旧友。他们总肯十分地安慰我。”
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泪浪滔滔”并不像徐志摩说的那样没有“相当的缘由”，倒是徐志摩自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看来，徐志摩对郭沫若当时的生存处境并不了解，少一点同情的理解，这也是养尊处优、优越感堂堂的富家子弟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即使从诗学的角度，“泪浪滔滔”也不值得指责，尽管《重过旧居》不是什么杰作。假如这也成为问题，那么李白的“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都不能成立。身为艺术同行的徐志摩做出这样的酷评，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我们只能用“一叶障目”来解释，其实还是他的贵族趣味在作怪。
留日学生积郁了太多的苦闷，
眼泪是种极端的纵情
其实，在当时郭沫若的诗作中，类似“泪浪滔滔”的表达有很多，比如“吾爱泪泛澜”（《寻死》），“泪落无分晓”“泪流达宵晓”（《夜哭》），“蕴泪望长空”（《春寒》），“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读〈少年中国〉感怀》），“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凤凰涅槃》）……
其时，郭沫若身心正处极度焦虑的状态，故国的沉沦，小日本的压迫，耳疾造成的对医学的厌倦，前途的迷茫，偷尝禁果带来的后果（指良心的谴责与巨大家累），爱的摧残（指婚姻使爱情变成坟墓），所有这些交迫，使郭沫若如坠地狱之中。在这种狼狈的状况下，何以解忧？唯有眼泪。幸好郭沫若有特别发达的泪腺（这一点徐志摩正是说对了），使苦闷与焦虑得到释放，发而为诗，当然就是“泪浪滔滔”了。
此时，眼泪不仅具有排毒、净化身心的功能，甚至上升到了“涅槃”的境界。在1920 年3 月30 日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录了一首读《浮士德》感想的诗，题目就叫“泪之祈祷”，其中这样写道——
狱中的葛泪卿（Gretchen）！
狱中的玛尔瓜泪达(Margareta) ！
要你才知道我心中的凄怆，
要你才知道我心中的悔痛。
你从前流过的眼泪儿……
流到我眼里来了。
流罢！……流罢！……
温泉一样的眼泪呀！……
你快如庐山底瀑布一样倾泻着罢！
你快如黄河扬子江一样奔流着罢！
你快如洪水一样，海洋一样，泛滥着罢！
泪呀！……泪呀！……
玛瑙一样的……红葡萄酒一样的……泪呀！
你快把我有生以来的污秽洗净了罢！……
你快把我心坎中贯穿着的利剑荡去了罢！……
你快把我全身中焚烧着的烈火浇熄了罢！
泪呀！……泪呀！……
请你把我溺死了罢……溺死了罢……
这首诗与郭沫若的代表作《凤凰涅槃》异曲同工，表达了一种“想把一切束缚都摆脱干净”的心情，眼泪在这里成了“涅槃”的重要媒介，作用与意义之大自不待言。这时眼泪的价值已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妨说，正是这种趋于极端的纵情，迎合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与社会心理的需要，将郭沫若推到了中国诗坛首席诗人的位置。当时的中国人郁积了太多的压抑和苦闷，需要一位郭沫若那样的诗人，替自己释放压抑的能量，舒展焦虑的神经。然而，如此神圣的眼泪现在竟成了徐志摩讽刺调侃的对象，是可忍，孰不可忍？
影视剧中的郭沫若
日本和欧洲的文化因子，
造就截然不同的革命浪子和东方绅士
细考这场由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可以给人丰富的启示。
徐志摩对“泪浪滔滔”的质疑，令人想起梁实秋对中国现代文学“浪漫趋势”的批判，明眼人不难看出，梁实秋矛头所向，实际上就是创造社诸公，如离家不到百里，便描写自己如何如何地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叙述自己如何如何地自杀未遂之类，与郭沫若、郁达夫笔下的描写颇为吻合。
若干年后，新月派与创造社的冲突，正是以此为开端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海归的“留日派”与“留欧派”的冲突，反映了留欧/ 美的东方绅士与留日的革命浪子之间，不同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对立差异，而其背后又各有不同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
稍做比较就可发现，留日文学作品的“含泪量”远远高于留欧/美文学作品，这应当不难解释：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生存环境严峻、风景优美的岛国，文化风土中有着悲情与伤感的因子，感性大于理性，正如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喜欢沉迷于感伤的世界，日本是一个被眼泪浸泡的国度，这种感伤倾向的背后，是一种非理性的虚无。
留日学子受这种文化风土的潜移默化，变得伤感、激进、躁动，是极其自然的；而在融合了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欧美大陆，文化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理性精神，中国学子受到它的影响，变得理智、冷静、保守，也是极其自然的。唯其如此，留日学子中多出革命家、文学家，留欧/ 美学子中多出科学家、思想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由“泪浪滔滔”生发的笔墨官司，绝不仅仅是徐、郭之间个人的事，而是显示了“全盘西化”历史处境下不同留学背景的中国学子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郭沫若是文化英雄
但注定在文学创作上行之不远
从艺术谱系讲，郭沫若与徐志摩都属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诗学，按理说彼此应当投机才是，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从表面上看，郭沫若与徐志摩都倾倒于浪漫主义，但却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吸取的方式。
徐志摩是在英国的康桥，浪漫主义的发祥地，原汤原汁地亲炙浪漫主义，郭沫若却是隔着大洋，在“读西洋书，受东洋罪”的不平和焦虑中与浪漫主义发生共鸣；如果说前者是出于单纯的崇拜之心虔诚地模仿的话，后者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是为我所用地现成套用。
唯其如此，同样的浪漫主义，到了郭沫若手里，变成一览无遗的宣泄；到了徐志摩手里，则成了五彩缤纷的呈现。这种差异随着时光推移越来越大，郭沫若最后走向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徐志摩则躲进了浪漫主义的象牙之塔。
影视剧中的徐志摩
徐志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执着，在郭沫若身上是不存在的。对于郭沫若那样的文化英雄，艺术究竟不过是一件道具，或为自我扩张的载体，或为救世济民的工具，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唯其如此，当文学事业受挫后，郭沫若很快转向革命，曾经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个性”“自我”，如今心甘情愿地被“革命”收编，文艺由“自我表现”的道具变成宣传革命的“喇叭”。在1924 年8月9 日致成仿吾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
我现在对于文艺上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文艺，如象太戈尔的诗，杜尔斯泰的小说，不怕他们就在讲仁说爱，我觉得他们只好象在布施饿鬼。
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予期的欢喜。这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我认为是过渡的现象，但是是不能避免的现象。
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玛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里了！
具体到郭沫若，还有一点值得点破：郭沫若由夸张的“个性主义”转向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是有一条内在的线索可循的，那就是对艺术本体的漠视。
郭沫若高度推崇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认为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种将“写”与“做”人为地对立，扬“写”抑“做”的主张，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有它积极的意义，却包含很大的片面性；无条件地肯定，势必为艺术上的粗制滥造，乃至“假、大、空”开启方便之门。郭沫若后来迅速转向，除了生活的压迫、时代潮流的裹挟之外，个人的气质与禀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郭沫若有一段自我剖白，对于我们理解其人不无启示性——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郭沫若
这种“冲动性”的气质和艺术理性的缺乏，决定了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行之不远。
作为一个早熟的人文奇才，郭沫若的真正过人之处，其实并不在艺术，而在雄辩——那种建立在超常的记忆、分析、归纳能力之上的雄辩才能，唯其如此，他才能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甲骨文研究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且是自学成才。不妨说，甚至连郭沫若的诗才，也是借助这种雄辩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中国现代文坛造成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的。
可以说，是“冲动”与“雄辩”的结合，造就了郭沫若这位超级文化英雄。然而郭沫若诗质的单薄，由此造成的艺术底蕴的不足，宏阔的气势下内部的空疏，也是无法掩盖的。因此，徐志摩尽管表面上曾对郭沫若的诗表示恭维，什么“华族潜灵，斐然竟露”，推他为中国新诗的“第一”（参见徐志摩1923 年3 月21 日致成仿吾的信），内心未必真的服气。
文学史的事实证明，诗人艺术天赋的大小，往往决定他对艺术虔诚的程度，郭沫若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对此亦有自知之明，在1920 年7 月26 日致陈建雷的信中，就坦率地对自己的“文学上的天资”表示怀疑，觉得自己“好像无甚伟大的天禀”。
然而，郭沫若别具更大的才赋与抱负，顺应时代潮流，告别严酷的艺术之神，投身一个伟大的黄金预约，对他来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反观徐志摩，却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的诗魂与诗艺，不容他背叛艺术之神，另觅出路。
从这个角度看，徐志摩与郭沫若的这场笔墨官司是很难避免的。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原标题：《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徐志摩与郭沫若的一次碰撞》，有删减）
【内容选自】
《喧闹的骡子》
李兆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责编：阿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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