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西方，伊斯坦布尔其实是全人类的“嘴脸”——君主、贵族、百姓、流民，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俄罗斯人，古代、中世纪、现代、当代，先来的，以及后到的……他们无不在道德上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无不取这样的观点：“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自认为他们不仅是战胜方，而且是解放者，自认为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是顺应天意，解救当地人民免遭愚昧政府的荼毒。”可是，那些湮没无闻的平头百姓——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们所等待的“解放”，非其所愿，这是每一次革命的悖论，革命者信誓旦旦，而被“解放”者却懵懵懂懂。到底谁需要革命？到底是谁的革命？这是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佩拉宫的午夜》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接受简明的答案而不是繁复的事实，甚至是混乱的史实。佩拉宫从奥斯曼帝国晚期自身改革开始，历经了整个帝国的消亡和新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正如作者所说:“奥斯曼帝国源远流长，它的覆灭是外交史上始料未及的大事。”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必然如此”，而事实却往往“不必如此”，甚至另有蹊径，但是，我们确实只看到一种结果，这正是人类不断想要证明的“多样性”的灾难。历史在现实的城市中潜行，而我们只看到一个结果，过程已经荡然无存。佩拉宫的兴旺交替是现代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腐尸中夺胎而出的大舞台的一角，我们跟随作者检视它的时候，发现从这个建筑看出去的城市历史同样是一具骷髅。个人、族群、民族、宗教的辛酸和遭际日渐模糊。只剩下雄才伟略的宏大叙事，可是当我们努力钻进历史夹缝里时会发现，其实历史不过是草民命运的折射，虽然历史学家有意将他们的生活剪影成历史的背景，也掩饰不了在逼仄的穷巷中人生之河的奔淌。草民有草民的逻辑和道德观，所有的现代意义上的忠诚在特定的环境下都会显出其可疑的一面：1918年冬天协约国把佩拉区扩建成了他们的行政中心，伊斯坦布尔看起来越发像是建在本地的外国城市。这座异邦城市——似乎并不反对反而欢迎入侵者——就快胜出了。“就像是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大迁徙，过去的才华统统以新的方式被唤醒。”在中国的某个历史阶段、很多历史阶段，也有类似的经历：南方和北方，华界和租界，鼎冠和蛮夷，贵族和黎首……都发生过无数次翻转和激荡。
这不足以证明历史发展的悖论，但是，至少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善恶可以界定的，甚至善恶也是难以界定的。现代的意识形态，使我们的思想进入一个嗜好划分和界线的时代，我们不借助族群、种族、阶层、宗教、国籍，甚至观点就无法完整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平稳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国家更是制造各种界线，并且利用界线创造获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可是，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正义不是人民的正义，而是政治的正义，政治可能是人类最悲惨的作品，正如：“一个希腊东正教家庭拉家常或许说的都是土耳其语，而且寻根溯源，他们可能世代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同一个村庄。同样，希腊穆斯林讲希腊语或斯拉夫语，他们应该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也没有多少共鸣。但是在这场交换中，官方会公开宣布前者是希腊人，后者是土耳其人，他们最终都会被送往所谓的同种族家园的异国他乡。”
当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在透露种族清洗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仅发生在土耳其，而是在全球多数国家，实现“现代”治理的初期，都曾不遗余力实行过，或者变相执行过，种族的、族群的、宗教的、阶级的。没有人试图从人类本性角度解释过这种现象，从“猎头族”到意识形态的钳制，人类在党同伐异的方面花样百出，变化无穷。可能的解释就是人类掠食本性的转化和掩饰。
从此意义上看，人类几千年讲道德，其实最缺乏的就是道德，因为作为动物的人并没有道德可言，只有本能和规则，而恰恰不知怎么人类沾染了神性，开始讲道德，而令人痛苦的是人无论如何要在食肉本能的泥沼里翻滚，无法真正升华到神的高度。同时，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那些神或是自称神的人，我是敬佩的，无论真实与否，他们是真正知道人的局限和解决之道的。伊斯坦布尔在混乱中充满神性，这一点它和耶路撒冷有几分相像。可是在伊斯坦布尔，虽然有如此多的神迹、圣迹，但是正因为此说明此城有多么需要拯救，真如人类有那么多神、先知、圣人，就是要来拯救无望的人类。所以，我称此城是人类的盲肠，集中了人类得救的希望和堕落的绝望，以及无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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