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相忘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叶曼先生：鱼相忘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道德经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上一章讲了统治民众的几个不同境界。这一章继续讲无为和有为的高低之分。“仁义”、

　　“智慧”、“孝慈”、“忠”这些观念都是儒家最推崇的。从现实生活中来看，如果有了这几方面的品质，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毕竟这几个方面体现了积极入世的态度，在处理各种事情上，往往会导向良好的结局。但老子站在更高的立场来看这些问题，揭示了这些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对大道的背离。

　　“大道废，有仁义。”王弼注说：“失无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进物也。”前面已经讲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基本上已经理解“不仁就是大仁”的辩证观点，知道大道是能容万物，公平无私的，而有无、难易、仁不仁这些观念都是后来的划分。老子消解了这些后来的划分，返回大道中去看待问题，认为不仁不是做坏事，而是做事情的时候没有私心。比如说天地普降甘露，善人得益，恶人也得益。三国时候有个名医叫华佗，曹操有头疼病，让华佗给他医治，华佗把他医治好之后，就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去给人家看病。曹操不许他走，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你帮我治病，我可以救广大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比你为少数人治病有用得多。”这里面就存在这一种辩证关系，如果华佗放弃救其他人的想法，而愿意专门医治曹操一人的话，那么他反而能解救更多人。天地不偏私于任何人，却能让所有人都获得好处。而按照一般对仁义的理解，则华佗离开曹操去为百姓治病，自然是富有仁义之心的。

　　人类社会中，如果所有人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那么又

　　何必讲仁义呢？就是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家都不行无为之事，各自竭尽聪明才智去争权夺利，掠夺更多的生存资料，这样随着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而就产生了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为了调和这两个阶级的矛盾，让富人不至于穷奢极欲，穷人不至于无法生存，才有了“仁义”这样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阶级分化已经成了现实。老子和孔子他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况，老子采取批评的态度，揭示问题的根源；而孔子采取救治的态度，努力挽救行将崩溃的社会体制。

　　

　　“智慧出，有大伪”。王弼注说：“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覩形见，物知避之，故智

　　慧出则大伪生也。”智慧是指人们在社会生存，明察各种技术，有辩明奸伪、趋吉避凶的本领，要做什么事情非常明确。但一个事物总是可以从多个侧面去看的，从这个方面去看是智慧，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很可能就是大伪。所以智慧出来以后，就会把“无为而治”这个原则给失掉了，助长天下的混乱和不安。比如说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各国合纵抵抗秦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燕不受秦的侵略，在燕国人民看来可能苏秦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在其它国家看来苏秦乃是一个言而无信、信口雌黄的小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也是这样。

　　《庄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子贡在汉阴见到一个老人在灌溉园圃，老人抱着瓮子从河里取水，艰难地走上来把水倒在园圃里，然后再回去取水。子贡走过去对他说：“我有一种机械，可以让你取水很方便，不用这么费劲。”老人听了勃然大怒，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意思是机械是由机心生出来的，用这种机巧的器械会助长对机器的依赖和追求，这样就破坏了自然平衡之道，并且使自己忘记劳作的目的，心智变得不能淳朴。对于统治者来说，如果用智慧的手腕来治理国家，制订了很多自以为很完善的法令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会针对这些法令见缝插针，弄虚作假，更有一些人慢慢地知道怎么去用所谓的合法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权利。

　　诸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律师这么多吗？因为他们国家的法令太繁复了，如果法令使人无法办成某事的话，他们就要想办法钻法令的空子，很多人包括律师自己都懂得怎么操作，并且如果操作得好的话杀人都可以判无罪。又比如说统治者巧立名目去捐税，于是会计师就会用各种办法来填补其中的空缺。所以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于上下都以技巧来对付对方。这就是“智慧出则大伪生也”。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王弼注说：“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

　　谓美恶同门，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孝慈之道，是因为社会上不孝不慈的人太多了。拿台湾模范母亲的评选活动来说，如果社会上所有的母亲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并行之有道，大家都是很好的母亲，又怎么会有高低之分呢？就是因为有的母亲并没有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或者行之不得其道，所以才有成功的母亲和失败的母亲，才要来评选这个模范母亲。我们会夸奖某个年轻人很孝顺，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孝顺的人。如果社会上都是孝顺的人，那么就没必要标榜孝顺了。所以只有当六亲不和的时候人们才会提出“孝慈”的观念。

　　人的孝慈与否，从不同角度看也是不一样的。历史上周幽王、周厉王、晋献公都立有太

　　子，后来他们爱上别的女人，就改立这个女人的儿子为太子，结果弄得国家大乱，他们为了表示对某个儿子的慈，不免做出对另一个儿子不慈的事来。汉代刘邦也是这样。刘邦喜欢戚夫人，想废吕后生的儿子，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后来吕后听了张良的建议，找了商山四皓作为儿子的师友。当初汉高祖请这四个老人出来做官，他们并没有答应，现在汉高祖看到他们竟然都辅助自己的儿子，就回去跟戚夫人说羽翼已成，没法改变了。后来惠帝继位，吕后把戚夫人处死，又把如意杀掉了。正因为六亲不和，才有孝慈的观念，可是孝慈出来之后还是无法根治六亲不和的弊病。

　　二十四孝中的第一孝就是舜，舜有个糊涂的父亲，娶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后娘，他们生了

　　一个儿子叫象。象非常顽劣，三个人都看舜很碍眼，就用各种方法去害他。他们让舜去挖井，在井上面拿土填上；又让舜上房顶去修房屋，然后撤掉梯子放火。这些圈套都被舜机智地避开了，后来他统治天下，对家人以前的行为并不计较，反而更加孝顺友悌了。古人拿二十四孝作为榜样，就是为了教导人们孝顺父母，不要做不孝的事情。倘若社会上都是六亲和睦的气氛，就不会有二十四孝这样的文化现象了。

　　“国家混乱，有忠臣”。王弼注说：“若六亲自和，国家自和，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

　　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徳生也。”这句话跟上一句的意思相近。我们常常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贫穷的家庭中对儿子依赖比较多，如果儿子不养父母，那么父母晚年就无所依靠。所以，做儿子的就有更多奉养父母的责任，这就容易出孝子了。国家太平的时候，大臣们都按部就班，不需要承担太多事情。可是国家混乱的时候，大臣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必须承担更多的苦难，这就容易出忠臣了。儒家大力鼓吹忠臣孝子的伦理道德，但在庄子看来，这并不是最高的道德。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当大旱河水干涸之时，鱼在河滩上相濡以沫，这是一种互相帮助的高贵精神，但庄子换了一个环境，说这样生存还不如在江湖中自由自在地游着，虽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人也是一样，与其在乱世中提倡仁义，互相帮助，还不如在太平时代各自过各自的逍遥生活。太平时代大家都有饭吃，绝对不会想到要去救济另一些人，这就是“鱼相忘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诸位知道商朝有个忠臣叫比干，他见天下大乱，奋不顾身地犯颜直谏，结果被剖心而死。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把兄弟杀完之后做了皇帝，朝廷上有个大臣叫魏征，经常对他进谏，有时说话非常直接，让唐太宗下不了台，气得脸色都变了。这时魏征只说了一句话：“我希望陛下不要使我成为忠臣。”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君昏聩的时候，正直的大臣才会遭受迫害，才享有“忠臣”这样的荣誉。如果国君非常显明，能够采纳大臣的意见，那么臣下就没所谓忠不忠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在同样的情况下遇难，所以他们作为忠臣而青史留名。不过在老庄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社会的正常现象。

　　诸位学了这一章以后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总是要提倡助人为乐、仁义道德、大公

　　无私等品质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不良现象急需改变。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报道某某廉洁奉公的消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政府非常好，相反正是因为太多人没有廉洁奉公，所以出了一个廉洁奉公的人，才要好好地鼓吹一下。老子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弊病的根源了。知道了这病根，也就知道世间多少人借着仁义的名称在欺世盗名，借着智慧的名称奉行利己主义。法国大革命时候，罗曼罗兰在断头台上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也是多少罪恶假借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