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里寻安全 | 叁肆：晋阳城高，赵家祠内董安于

随我行走山西许你万里荣耀

鉴古 | 知非 | 旅途 | 视野 | 生活

《左传》曰: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戎，是讨伐，是保境安民。祀是对祖宗极高的尊重与敬畏。宗庙之崇，从商周史开始便成为士阶层以上礼、至大夫、至诸侯、至天子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以至于祭祀中的礼器，都成为国家政治形象的代表，以酒为敬，以彝为尊，尊彝代表着国家。

晋阳之战后不久，董安于的牌位便被请进赵家宗庙内朝乾夕愓，享四时祭拜，丝毫不敢亵渎。以外姓而入家族宗庙，董安于不仅是历史上的首位，更是将一座城池化作自己丰碑，并使这座城池在身后两千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座城池便是晋阳。

与智家反目后，赵家退守晋阳，一方面是赵家战略的既定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局势的现实需求。在当时情况下，除了晋阳城，赵家尚有邯郸、长子可去。于邯郸而言，粮草丰足，于长子而言城高池深，似乎都有利于赵家退守。而赵无恤选择晋阳城，则看重了董安于在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深得民心。

赵家与董家是世交，缘于董狐与赵宣子之间由陌生到熟悉的一段“直笔”往事。当年，董狐一句“赵盾弑其君”让赵宣子尴尬万分又羞愧不已，急忙找赵盾辩解：弑君者为赵穿。但董狐解释到，你是国家的正卿，理当为此事负责。在当时董狐能够不畏强权，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让孔子钦佩，也让赵家见识到了董家的风骨和品格。

因此，在赵家开疆裂土、寻找新的战略支撑之际，兴建北方重镇的任务便托付给董狐后人董安于，也不仅仅是因为董安于“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的出类拔萃，更有此种原因下稳定的政治合作基础上的寄托。

晋阳城，位于太原盆地中部，北有盂邑天门关、石岭关和赤塘关为塞，南接绵上，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尚书·禹贡》中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岳阳即是今太岳山之南霍州一带。公元前541年，盘踞在太原地区的两支犬戎部落被晋国驱赶，太原盆地正式纳入晋国版图，同时也揭开了以太原为桥头堡，此后两千年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直接对抗的序幕。

古人修建城池的条件极为苛刻，不仅要符合传统风水学中规范要求，更有着对当地气候、风向、水土以及人文地理和战备等方面的严格比对。当时汾河水量充沛，有利于耕种和放牧，特别是在汾水、晋水交汇处，更是背山面水、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冲，“山环水绕，原隰宽平”，因此，董安于决定在此地修建晋阳城。

晋阳城的始建年代暂不可考，但建成时间是在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赵简子向邯郸同族赵午索要寄存在那里的500名奴隶，意图发往晋阳充实新城。事情并非如赵简子想象简单，赵午并未兑现交还奴隶的诺言，一怒之下的赵简子手起刀落，就诛杀了赵午。不料，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联合范家、智家共同起兵复仇，对抗赵家。而晋定公以清缴名义派出大将籍秦讨伐邯郸赵家。

风头正经的董安于献言赵简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但赵简子怕留下挑起祸端的口实，被天下人围攻，采用了韬光隐晦的方式静待时机。而董安于的建议却不胫而走，中行、范家以此为借口，又挥师北西进，讨伐赵简子。赵简子无奈，弃长子而守晋阳。在夺取晋阳失败后，两家军队调转矛头突然向晋定公发难，阵前杀死籍秦，开始了大逆不道的弑君反叛行动，瞬间天下舆论哗然，晋国各地勤王之兵四起，晋阳之危解除。

中行、范家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尽管由于晋国六氏的武装割据，晋国实际权力被架空和降格，但是韩、赵、魏、智四家还需要晋国国君以共主的身份来来维护他们基本的权利和存在的理由，因此，在各方的努力下，中行、范家的造反很快被平叛，韩、赵、魏、智瓜分了两家的土地，晋定公对赵简子诛杀赵午之罪既往不咎，反倒升赵简子为上卿，继续在晋都绛邑执掌国政。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如同国家治理一般，对城市的管理才是重中之重。晋国作为法家学派的重要滥觞地，董安于继承了法治思想，同时又跳出了刑罚过多过滥以及朝令夕改的极端。在治理晋阳城期间，董安于秉承“法之无改，则民莫之犯”的箴言，即法令一出，轻易不去修改，而使民知之，又使民尊之的教条，成为后世法家治国的标准样板。同时为了鼓励农耕，董安于及其继任者尹铎大胆地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井田制，以田亩制和地税制完成对生产力的大解放。

同百年前（公元前594年）鲁国执行初税亩一样，并非是单纯税收制度的改革，更是人性的发现和国家体制的大变革。井田制的核心是宗主奴隶制，是奴隶对宗主的无条件的物质提供和保障，而田亩制则将奴隶身份废除，转而以农民即自由民的身份进行农垦耕种，使其拥有了掌握私家财产的基本权利，在劳动积极性提高的基础上，家国的理念开始产生，并由此而根深蒂固地延伸下去，形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晋阳城在建城之日就表现出得卓尔不凡和蓬勃活力，使赵简子对晋阳城寄予厚望，因此在临终前告诫赵无恤，危难关头退守晋阳城可保赵氏家族平安。

这同样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攻坚战：风寒草枯、尸横血碧。韩、魏、智三家军队将晋阳城围困长达两年之久，试图用旷日持久的战争将城内战备资源消耗殆尽，从气势到心理，全方位打垮赵家。

在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双方比拼的不是武力和军械，而是后勤与智慧。后世无数战争揭示，后勤保障的有效供给将决定战争最终的胜负结局。《孙子兵法》有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对于韩、魏、智三家来说，由于当时战争理论和战争形势，并未形成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和完整的保障体系，但在行军中可以沿途劫掠，甚至可以视为有组织的盘剥。

在战术角度，韩、魏、智三家更具有由太原盆地退守河东大地的可行性，至少生死无虞。因此他们调集重兵围困晋阳城，志在必得。战事发展又如三家所愿，晋阳城几度告急，除粮草尚可支撑外，武器的大量消耗基本上赵家无还手之力。岌岌可危的赵家，被逼上绝境。

关键时刻，董安于建城方略再次显示了神奇之处。晋阳城内遍布宫殿，拆去墙垣，里面芦苇稍微加工，便成为最好的箭杆，而支撑宫殿的铜柱，炉火中冶化，成为箭簇上等原料。转瞬间，晋阳城又转危为安。

赵家日后成为战国七雄中，唯一可以与西方秦国单独抗衡的大国，在其发迹初起，晋阳之战功不可没，不仅没有如范家、中行家族的消失，相反通过晋阳一战成名，后勤保障居功至伟。而这些功劳，需要完全归功于董安于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艺术性的后勤保障系列行为。

董安于在建造太原城时，创造性的在墙内填充芦苇，使用铜柱作为支撑，一方面使建筑的抗震强度大幅增高，另一方面为日后战争提供了基本物质储备。这种平战结合的建筑思路，在现在都闪烁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光芒，称为城市抵御突发事件、战争和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等基础性预防重要原则之一。现代社会，战争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防洪、防旱、防台（风）工作在防护内容、防护程度、抢险种类上都较古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保一方安全，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努力的提高自身抢险救灾能力，其中物质储备在应急体系建设中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现代物质储备理论同董安于的储备所不同的一点是，借助计算机管理机构可以轻松掌握应急物质存储状态和使用年限，并能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科学调配，实现智能化监管和动态管理，大幅提高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防范处置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与古代的物质存储形式和管理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可同日而语”，但相同点却是需要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超前预判能力是相通的。

董安于在服侍赵简子时，一次赵简子由晋阳前往邯郸，但迟迟不见董安于。赵简子命车队停下等待。但随从谏言，表示大军不能因为一人而废。赵简子无奈只好动身，百余里后董安于才追赶上大军。赵简子说，去往秦国的道路还没有安排人去防范。董安于答道：这便是我迟到的原因。稍后赵简子想起晋阳城宫中珠宝还未携带，董安于再答，这也是我迟到的原因。赵简子又说，我忘记与高人辞行了。董安于又说，这也是我迟到的原因。

如此缜密思维和细致安排，被放大到晋阳城的修建中，自然安如泰山，处置危机游刃有余。但是，智瑶也并非碌碌无为之辈，能够在晋国如林般的大卿中保持智家威望，甚至独占鳌头领韩、魏两家进攻赵家，其外交艺术和领导能力就可见一斑。在对晋阳城久攻不下后，智瑶想到了水攻。

引水灌城！从悬瓮山脚下将晋水挖沟修渠引致晋阳城下，决堤放水。大水对于新建的晋阳城又是一种考验。水火无情，而水还列位于火之前，可见水对于城市及生命的巨大危害与威胁。自大禹治水后，古人以对水的原始认知，不断地加以利用，在农业灌溉和生产生活中得到了空前的应用。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最初的选址中，都会有意无意的紧依大江大河而起。

因此，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着河流之治。而以自然力的身份，成为攻城略地、战胜对方的重要战争手段，除去黄帝时期的历史传说外，晋阳之战尚属历史首次。从此以后，晋阳城以及后来由晋阳城衍化而来的太原城，几度兴废，均与洪水有关，或是人为，或是天灾。

史书上这样描述当时晋阳城内的惨状：“城中巢穴而居，悬釜而饮，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更为恐怖的是，城墙已经大部浸毁，能够保持直立状态的不过三版而已。

《战国策》中记录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年，直至赵无恤遣张孟谈出城游说韩、魏两家，离间计成，晋阳城大水方才退却。大水漫城三年尽管有其夸大成分，但也说明当时晋阳城危在旦夕，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董安于等人所建晋阳城的牢固性超出当时人们的预知，而董安于对风险的预判又超乎常人。

晋阳之战的最大影响是使中原文明的势力范围向北扩张了近八百里，太原以北方重镇的身份隆重登场。韩、赵、魏三家在战胜智家后，开始了近百年的对强大晋国土地的蚕食鲸吞，同时也宣告了春秋时代的结束，更加混乱和无序的战国时代开启。公元前433年，晋国仅存绛、曲沃两邑奉祀，晋幽公自降身份，朝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周威烈王赐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公元前376年，晋静公二年，赵、韩、魏瓜分了公室仅存的土地，废晋静公为民，晋国彻底灭亡了。

《故纸堆里寻安全》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