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我 行 走 山 西 许 你 万 里 荣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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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东坡的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既是写实，也是写情。除了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以景寓情外，苏轼对宋朝频繁的瘟疫，表现极强的反感和对罹难者莫大的同情。全词用幽人、孤鸿的出场营造了凄清的氛围，间接地表现出瘟疫过后一派萧索的景象。
两宋见于《宋史》等正史的瘟疫共发生42起，平均每七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瘟疫，其中发生在汴梁和临安两座京城的瘟疫就达20余起，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瘟疫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如三国时期赤壁之战曹操军队就是因为瘟疫而失败，而建安七子中的五子均死于瘟疫。
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瘟疫对社会和经济乃至战争的影响，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瘟疫，至宋朝时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社会应急保障体系。京城一旦发生疫情，除太医院派遣名医审视疫情检视病情外，政府还将为受灾民众“免单”，《宋会要辑稿》中记录了宋太宗淳化三年五月，公元992年京师发生的一场瘟疫：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 ，扶疾而至者即诊视。后来宋仁宗时期发生疫情，皇帝还亲自砸碎一只名贵的通天犀角，分发给百姓，以显示政府的重视。
此外，宋朝还在京城与其他州县都设有药局。药局，称和剂局、惠民局、施药局，运营经费由财政补贴，而所售药价为进价，不再进行额外加价，有时候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或免费提供药物。如江东提刑司拨官本百万，开设药局，“制急于民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高斯得《江东提刑司新创药局义阡记》）；建康府的惠民药局，“四铺发药，应济军民，收本钱不取息”（《景定建康志》卷二三）；临安府的施药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梦粱录》）药局诊病配药，只收药品的成本价，大约相当于市场价的三分之二，为此，户部每一年拨给京城药局的财政补贴达数十万贯。
苏轼本人便是宋代瘟疫的见证者，几次不同地区爆发的瘟疫都被他赶上，因此苏轼第二次在杭州任职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对瘟疫的预防。公元1089年，元祐四年三月，苏轼来到杭州恰逢大旱，凭借经验，他立刻敏锐的大旱之后会有大疫，为了筹措防疫资金减少灾民负担，他两次上疏朝廷请求蠲免杭州赋税和贡米。
由于宣仁太后对苏轼的支持，苏轼的请求被朝廷采纳，也正因为此，杭州在元祐五年开始的瘟疫才得以度过。因为此次爆发与杭州的瘟疫与饥馑重叠，更加加剧了瘟疫的横行。苏轼一方面“遣吏挟医，分房治病”，同时又募集了二千钱，加上苏轼自己捐出的五十两黄金，在杭州设立“病坊”，专门免费收治急症、重症患者。
病坊名为安济坊，又名安乐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染病隔离医院。安济坊的出现，使疫情的蔓延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在疾病治疗上积累了大量经验，“三年医愈千人”。
安济坊的成功经验被朝廷迅速推广。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朝廷诏令全国各路遍置安济坊；崇宁四年，又“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至公元1110年，大观四年，朝廷颁行《安济法》，从国家法律的角度确认了安济坊的存在：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
安济坊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并实行病人隔离制，以防止传染：“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
建立安济坊的成功并没有让苏轼舒心，而是思考为何江南瘟疫要比北方发作的频繁。后来他发现杭州地区地处水乡，湿热之气容易滋生戾气，“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因此苏轼就在瘟疫发生的第二年即1090年，元祐五年开始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成为现在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
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很明显，苏堤建成后，苏轼的这首《轼在颍州》，心情与前一首大为不同了。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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