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我 行 走 山 西 许 你 万 里 荣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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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史上，三家分晋的意义极为重要，他不仅宣告战国时代的开启，使中国的地域版图向北扩张了一千余里，更突破了现在以“黄河金三角”（即现在的河南大部、山西南部、陕西西部）地区为政治中心的格局，在元朝以前，强势政权政治中心北移绝无仅有的例证。
一
随着晋国霸权的旁落，强大王国走到了穷途末路。晋平公时期，为了重新获取霸主地位，继位指出就与齐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几乎是以倾国之力出动，在临淄城下大败齐军。临淄城外，高亢的是晋军胜利的凯歌。一年后，晋平公些余威南下再战风头正盛的楚国，不仅让大军所到之处的郑国心惊肉跳，更是让位于中原中部（今河南叶县）的许国差点有了亡国灭种之忧。
两次大战让晋国重新回到了霸主位置，但是两次大战中也豢养了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大家族，成为后来架空王权、最终导致晋国灭亡的诱因。晋平公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557年―公元前532年，正是春秋中后期大国争霸最为频繁的时候，很多小国不得已以附庸形式依附大国求得生存，而一些新兴政权或者势力开始看到中原地区的极端风险，不断地远离中原地区，开始向更偏远的地方寻找战略迂回的空间。
这个时候，现在的太原地区被两支游牧民族所占有，但并没有城垣和固定居所。汾河谷地肥沃土壤和湿润气候，使他们很少对中原地区有侵扰。这两支游牧部落以南面太岳山（现在著名标志即晋中绵山）为界，向北几乎毫无阻拦的可以远走大漠深处。
因此，当晋平公后一百年，晋国六大家族的后裔赵襄子率领数万人北上太原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晋中盆地的平原区域（现忻州以南、介休以北，包括平遥、太谷、祁县、介休、汾阳、孝义以及现在太原市的清徐县、阳曲县和太原市区），同时将东周在山西北部唯一封国代国（今山西代县）消灭，中原地区对匈奴占有的广袤北方地区的通道完全打开。
可以说，赵襄子几乎进入了过去王侯从未发现的战争处女地，战略上可以居高临下对晋南汾渭平原形成虎眺之势，而向北则有近两千里的战略纵深。因此，当赵襄子选择兴建晋阳城作为战略跳板形成攻守兼备的格局时，自然遭到了晋国其他强势家族的共同攻击，解决高悬头上的利剑。
当时，晋国六大家族经过近百年的演变，范和中行两大家族已经衰落，剩下四家中智家势力范围最大，在家族首领智伯瑶的要挟下，韩、魏两家不得已加入到了对赵家讨伐的战斗序列中，以晋阳之战为标志的三家分晋由此开始。在战争中侥幸胜利的赵襄子开始带领着赵国走向一段极其辉煌的历史。
公元前497年，不到一年时间，赵襄子就在汾水之滨将晋阳城（今太原晋祠附近）修建完毕。从城市发展史看，春秋时期的城市功能已经由过去防御野兽和敌人袭击，变为单纯的军事功能，屯军和战略物质的储备成为城市建造的主要目的。因为，在没有严格行政功能的情况下，城市的建设较为简单和快速。
二
为了保证晋阳城服务人员的充足，赵襄子调邯郸500奴隶入晋阳城添做人口。而当时镇守邯郸的赵午公然拒绝了赵襄子的要求，使勃然大怒的赵襄子带兵讨伐邯郸。赵午战死后，其子赵稷联合没落的范家、中行家对赵襄子进行讨伐，同时利用晋国公室的权威，宣布赵家为叛臣，史书上记载：“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赵鞅便是赵襄子的父亲。赵襄子又名赵毋恤，襄子是他的谥号，与赵鞅“简襄之烈”，说明其行事风格的干练与坚决。赵襄子年轻时候就被赵鞅选为接班人，这与春秋时期王族众多公子争夺嫡世子身份不同，使赵襄子较早地便融入了政治生活中。
早在赵襄子年轻时候，年龄大于襄子的伯鲁为世子。但是在襄子长大后，伯鲁逐渐被赵鞅所厌恶。伯鲁身上具有富家公子天生的傲慢，同时又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属于纨绔子弟之列。在对众多儿子长时间系列考察，特别是常山之行后，赵鞅终于确定废弃伯鲁，而立襄子为世子。
坐在赵家府邸豪华的宝座中，赵鞅向他们的儿子宣布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常山（今河北古恒山，在河北阜平）之内，他已经暗藏了兵符秘笈，他们可以前去寻找。赵鞅的儿子们父命难为，又抱着残存的希望前往了常山。
包括赵襄子在内，所有人都空手而归。山中有秘笈或者宝藏，本来就是传说。只是赵鞅令下，不得已前往。在一阵怨天尤人中，赵襄子却灵光闪现，突然明白了赵鞅命人考察常山的深意，只需少量人马，从常山而下，代国（今山西代县）唾手可得。
赵鞅之后，赵襄子继位。在修建好晋阳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6年，以约会代王之名，在酒席宴前，用一把勺子将代王刺杀，从此以后，晋阳以北，再无任何外族阻拦了。
需要说明的是，晋阳城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最为确切时间的城池。赵襄子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晋阳城之父。
三
当然，作为晋阳城之父，赵襄子不仅仅因为建造了这座城市而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晋阳城在刚刚建造好后，便遭受了三家分晋战火的残酷洗礼。
赵鞅赵简子死后，唯一能与智家抗衡的力量突然消失，智伯瑶带领的智家迅速霸占了晋国政权，同时对继任者赵襄子采取百般羞辱的方式，以保持他对晋国中央集权的高度统治地位。
无人能想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后人如此孱弱，面对家奴后来居上般的挑衅，居然毫无还手之力，人品大权旁落沦为傀儡。权利旁落下，只好看着王公大臣被一一杀戮殆尽。而他的唯一作用就是，利用周天子给他君王的身份，从法律的角度来宣告某家族势力荣升爵位，享受世袭罔替的待遇。
周天子之下，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每一个爵位都被上一级爵位所挟制，这便是中国最早的世袭制下的官吏制度。在礼制的束缚下，想超越任何一级爵位比登天还难。不仅要受到实力的困扰，更主要的是天子维护社会秩序下的吊民伐罪的武力征伐。
晋国作为公爵，只能对侯爵以下的爵位进行封赏和管理。但对智家来说足够了，这给一个新兴家族尚是伯爵的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机会，但是要想获取更多的晋位空间或者更高的爵位，只有消灭掉其他五家，把晋国国君牢牢地掌握手中。
智伯瑶对赵襄子有着天然地反感。因为赵襄子并非是传说中的才俊，相反相貌的丑陋和身材的松垮让智伯瑶从骨子里瞧不起他来，甚至当众羞辱，以人格的竭力贬低来满足他心中的虚荣。本以为能在意志和精神上击垮赵襄子，不料赵鞅父子居然选择晋阳作为容身后退之处，成为对智伯瑶最大的侮辱。
恼羞成怒下的智伯瑶秣兵历马，在经过整整四年的准备后，终于在公元前456年联合韩、魏两家开始了对晋阳城的总攻。弹丸之地的晋阳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攻击和水淹后，没有人相信，他还会完好的存在。
战争持续了一年有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城破之日，居然是智伯瑶人头分家之时。源于一场伟大的政治外交，赵襄子在战争中不仅保全了自己，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晋阳城，也为春秋时代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
对晋阳城旷日持久的围攻，远远超出了智伯瑶的容忍的底线，铁壁合围下，他不知道从晋阳城中射出的箭缘何还源源不断，城外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甚至从士兵的眼神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
放水冲毁晋阳城！恼羞成怒的智伯瑶终于忍无可忍，跨越两个年头，对晋阳城周边山川地理已经了如指掌的他下达了最后的命令，也是最后的希望，汾水和晋水通过新开挖的水渠涌向了晋阳城。都说水火无情，智伯瑶不相信这一次的水攻，赵襄子能把这劫躲过。
战争之后，由智伯瑶修建的这条水渠被命名为智伯渠，至今还在当地农业灌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时作为战争工具，却给晋阳城中带来了深重灾年。晋阳城内城外一片泽国，灶台生蛙，只好悬釜而炊，长期的浸泡城内已经很难找到干燥的地方，而城墙大半已经被水泡踏，能够容纳人可以驻足守城的地方，不过三版之地。更有流落在城中的百姓易子而食。
可以城内的抵抗依然顽强，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箭雨丝毫不亚于刚刚围攻晋阳城的势头，丝毫有非常丰厚的补给被送入了晋阳城中。让智伯瑶自信的是，水即将把晋阳城泡踏，一旦城垣坍塌，赵襄子的弓箭将居高临下的优势，在智、韩、魏三家占据着晋国一半的兵力，赵襄子将死无葬身之地。
诚如智伯瑶猜测，赵襄子确实得到了充足的补给，只是这个补给并非来自外援，而城内的自生。董安于，一个在中国历史建城史上同样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在当初修建晋阳城时，采用着极具奢华的方式，以铜为柱，广修宫殿，曾经让赵襄子曾对此举感到意外和不满。
毕竟这是远离中原地区第一次修建城池，从战略上讲甚至是中原战事失败后的一个留守后方，并没有必要这样浪费。但董安于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动用堪舆学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赵家也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默许了董安于的做法。董家世代耿直，其祖上便是后来文天祥那首著名的《正气歌》中所写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以直笔闻名的董狐。
由于晋阳城刚刚修建，并没有发现巨大的军事价值，城内战争物资自然储备极少。就在守城必备弓箭即将告罄的时候，董安于突然推到宫殿，在泥皮之中露出大量的芦苇杆来。
原来董安于在建城之时，便想到了晋阳城一旦被围，战略物资匮乏下如何自保的问题。芦苇被泥皮封住，可以长期不腐，同时又是制作箭杆上好的原料。墙推到了，铜柱自然派上了用途，冶化之后，无数箭簇便露出它令人敬畏的寒光。
得益于董安于的高瞻远瞩，赵襄子面对洪水汤汤，站在单薄的城墙上想，即便晋阳城灭，他也会因为充足的武器而死的有尊严。
五
城外的智伯瑶站在高岗上望着晋阳城放声大笑。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战争，在水攻的帮助下，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水对人类来说，即爱又恨。生命之源，也是生命之殇，无数人因为水的暴虐而葬身鱼凫。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传说，谱写了中华民族对战胜自然的决心和意志，奠定了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抗争的国民性格。但是此刻的汾水和晋水却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也试图将新兴的晋阳城从人们的视觉中抹去。
即便后来，此次侥幸躲过劫难的晋阳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是毁于了大水。被外界所认知的黄土高原干旱缺水的环境中，新的太原城（今太原市区）也数次遭遇了洪水侵袭。晋阳人民的反复抗洪实践为我国治理江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智伯瑶似乎对洪水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成功地运用了周边的山川地势用水把晋阳城死死困住。春秋时期的城墙并没有砖包，夯土也很容易被水所侵蚀。智伯瑶所等待的是时间，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围困晋阳城的大水逐渐变得昏黄，眼看着大片大片的墙皮脱落，智伯瑶知道，胜利离他不远了。
“大水可以阻挡我前进的大军，也可以消灭敌人”，智伯瑶无心说出的这句话，却让身边的韩、魏两家如惊雷乍响，听来心惊肉跳。
韩康子和魏桓子，是当时韩魏两家族的首领。韩家邑平阳，魏家邑安邑，均在河水旁筑城，能水淹晋阳，又何尝不能让汾水淹平阳、绛水淹安邑。骨肉相连或者唇亡齿寒的恐惧深深袭来。
就在当天晚上，冥冥中的一种天意，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大营中分别接见了由城内泅水而出的张孟谈。作为赵襄子的特使，张孟谈直接指出智伯瑶刻薄寡恩的人性弱点，并强调若赵家灭亡，便是韩魏两家覆灭的开始。
话不多，但直接指向要害，本来就被智伯瑶强迫而来，白天智伯瑶的一翻话又让二人心悸，索性便在胜负即将分野之际，直接起兵对抗智家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使赵襄子困守城中的大军踩着城垣倒塌的泥泞，举戈而歌一往无前。
智家彻底败了。他所有的家底都被派到了晋阳城前线来，除去攻城时候的死亡代价，在韩、赵、魏三家的进攻之下，不是被歼灭，便是倒戈，成为韩、赵、魏家族的努力。而他们的主子则在乱军之中被斩首，来不及留下半句遗言。
胜利后的赵襄子将智伯瑶头颅做成了痰盂，来发泄被困晋阳城时的愤懑。
六
晋阳之战后，韩、赵、魏三家恪守诺言，分别退回了自己封地，他们瓜分了智家的土地和民众，其中获益最大的便是赵襄子。面对属臣的任性妄为，当时的晋公自身都难保，也就默许了他们的行为。因为韩、赵、魏三家势力均超过了晋国本身，所以晋公死后，后人给了他哀公的谥号。而他的继任者晋幽公，也不过是两座城池的实力，每天都为吃饭发愁，再不会组织军队去“吊民伐罪”了。
赵襄子的大获全胜，喜出望外的他以智伯瑶的头颅做痰盂，本是胜利者应有的狂欢，但不料一位义士的存在，让晋阳城又增添了几分魅力和风骨。
豫让，战国初年的第一位刺客，他的出场本身就有着悲壮的色彩，智伯瑶的死并不是他报仇的直接原因，而是赵襄子对旧主的侮辱让他忍无可忍，决心以生命的代价来惩罚对逝者的不敬者，毕竟在迷信时代，死者为大和对主人的尊崇，让他走上义无反顾的暗杀之路。
最好的办法便是接近赵襄子。晋阳城赵襄子宫殿内的厕所需要维修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豫让立刻以工匠的身份进入了王宫。刺杀的计划在慢慢地实现着，赵襄子前来如厕，大仇即将得报。关键时刻赵襄子发现了面生的豫让，侍卫立刻从他身上发现了凶器，刺杀计划落空。
宽仁的赵襄子居然放了豫让，侠肝义胆会被所有人尊重。但赵襄子没有想到，在他必经之路，晋水桥下竟然是豫让的藏身之处。马车经过之时，豫让突然从桥下窜出，纵身跃起，宝剑寒光到处要对赵襄子一剑封喉。
偏偏又差了一点，赵襄子再次躲过一劫。也有人说，是赵襄子的驾辕的马闻到了生人的味道拒绝前行而发现的豫让。豫让本是智伯瑶手下名不见经传之人，其本领无异于常人，在赵襄子森严的防守面前，失败是一种必然。为了此次桥头的暗杀计划，豫让几乎脱胎换骨般地改变了自己，“吞碳漆身”，声音形象完全变异，浑身长满了疥疮，以流浪者的面目示人，为得就是赵襄子身边的卫队不再认识他。
赵襄子再一次原谅了豫让。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交还给他武器，任他随意砍剁。将赵襄子“碎尸万段”之后，豫让横剑自刎，临死前大声长叹，“吾可以下报智伯矣”！
豫让的精神感动了赵襄子。面对敌人，他不再以情感的幼稚发泄来向世人示弱，让外界以政治不成熟作为笑柄。他将豫让所藏之地命名为豫让桥，后来豫让桥旁慢慢恢复了人烟，当地百姓感怀豫让忠诚，将村名命名为赤桥村（今太原晋源赤桥村）。
七
晋阳之战作为三家分晋的起点，也是三家分晋的标志性事件，成为后世不断争论的话题。
首先一个假设是如果战局没有反转，而是智伯瑶灭掉赵家，很明显韩、魏家族政权也难以保全。这样晋国衣钵将会被智家完全集成，而不是强大的晋国出现分裂。在晋国依然统一的情况下，就有能力直接对抗秦国的发展和东晋。
此刻的秦国在秦穆公争霸之后，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沉寂。面对一衣带水的晋国长时间的强盛，秦国只好向河套和关西等较为贫困的地方寻找战略迂回，而无法向东方扩张，这样就给晋国三家分晋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政治和军事环境。
三家分晋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由韩、赵、魏三家蚕食鲸吞晋国城池、土地为代表的系列事件组成，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从法律上承认了韩、赵、魏三家的合法地位，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迁于端氏（今晋城沁水），标志着三家分晋事件以韩、赵、魏在获得利益平衡后事件的最终结果。
三家分晋导致了原先强大的晋国实力被分解，秦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契机。除了关中平原的丰饶外，秦国一向被中原国家视为贫穷之所，因此晋国、楚国等大国在与秦国的交战中，也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不会对秦国发动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懒于思考如何使秦国灭亡。
但是三家分晋让秦国看到了侵占原先晋国丰沃土地的机会，甚至萌生了以晋国为跳板王霸天下的勇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商鞅的出现使秦国的奢望成为可能。秦国地处西戎，民风好斗，商鞅变法的核心便是将这种好斗之风变为国家军事力量，从而有能力去与东方诸国争斗。
商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战争做准备。他改革的重要部分如军功制度、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等，无不透露着浓郁的战略思想和战争气息，而东方晋国故地韩、赵、魏为了既得利益则开始了长期的明争暗斗，或以冲突方式来改变边界形态，或座山争虎斗，希望从中渔利。也就在这样长时间的思想意思统领下，最终形成了赵国对秦国，也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关键的一次战争——长平之战。
至今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累累白骨还在晋东南高原的荒地上被不断挖出。四十五万赵人的殒命，使秦国统一称为必然，北方最大的军事强国和军事联盟的分化瓦解，再也没有力量能阻止秦国战国跨国黄河滚滚东去了。
这或许就是历史对后世的一种警示。
八
“左手一指是吕梁，右手一指是太行”。从地理位置上讲，赵国的晋阳城处于太原盆地的中段，依汾水而兴。晋阳城的出现和赵国的强势崛起，几乎是西周之后晋国图强争霸的翻版。
桐叶封弟的故事造就了晋国传奇。但当时的晋国仅仅局限于唐、曲沃（均在今临汾侯马、曲沃附近）等地，“河汾之东方百里”。最早在晋献公的时候才开始土地扩张，“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大致范围包括“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也就是说今天晋南盆地（临汾和运城地区）成为晋国的实际控制范围，再往北则属于外荒，不属于军事管理范围。
典型的例子便是介子推外逃的故事。重耳出游回到晋国后，对跟随他十九年流亡生活的臣仆进行封赏，唯独忘记割股啖君的介子推。在流亡最苦难的日子里，因为绝粮，介子推只好把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奉献给重耳充饥，危难之际一碗人肉汤让重耳度过了难关。
没有对介子推进行封赏，让介子推脸面很是难堪。本是信道的他开始对官场和人世间产生了厌恶之感。在对晋文公重耳留有书信后，开始了隐居生活。当书信递呈给晋文公时，晋文公才想起介子推的恩泽，名人寻找介子推。不得已，介子推只好带着母亲，向距离最近、人烟稀少的北部边境躲藏，最终选择介山作为最后修道之所。
介山又名绵上，介字，通界，即边界之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述“绵山石桐水”千回百转，飞流激荡，确实是升仙的绝佳场所，也成为晋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所能辐射的最北范畴，至此可以看出，晋文公时晋国所处于中条山、太岳山以及吕梁山余脉等围蔽中，期间浍河、汾河作为主要的河流贯穿其间，只有沿着河谷或者山罅，才能找到外出的出口，是完美的表里山河。
也正因为这样的地势，对内形成了天府之国，对外则易守难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自由空间，非常适合韬光隐晦的自我成长。公元前632年，为寻找介子推，火烧绵山后旋即与楚国进行了春秋争霸的首战城濮之战。在胜败难料之际，大臣就晋国山川之险给了晋文公坚强的信心：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晋国进退都有山川之险。这是晋文公在争霸时敢于出击的重要原因。同样，赵襄子能够利用晋阳城进行坚守和对南领土扩张，也是依靠与晋国相同的地利之险。只要守住汾河谷地，绵山就成为南面诸国难以率军逾越的天险，整个晋阳城就会免受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周天子及晋国军队袭扰。
再后来，随着战争的需要和视野的开拓，人们发现整个山西均呈现表里山河的形态：即东面有巍峨太行山，西面有延绵的吕梁山，汾水南流，沃野千里，不仅是天府之国，更是难得的战略要地。表里山河，表和山对应，外面有山为守，里与河对应，更为农耕文明提供基础保障。
在所有的基本安全需要满足后，山西的地理、军事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从晋朝开始成为龙潜之地，赵襄子修筑的晋阳城被誉为龙城，几乎宋以前每一个皇帝都与太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封为晋王者，大多做了皇帝。
九
除了晋阳为都城外，赵国还有另外两处都城：中牟、邯郸。中牟位于今河南鹤壁，邯郸古名至今未变。此外还有一个备选国都邢台，古称信都。
需要指出的是，赵国都城的变迁，并非是废弃一个都城选择另一个，而是多个都城并存，也就是在政治上都体现为军事中心，只是政治中心会随着赵国国王因为战争或者政治需要的临幸。这个多个国都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特别是战乱或者政治因素较为突出的时候，这种现象会普遍发生。因此中国地名中北、东等都或者京的地方很多，如北京、南京等名至今使用。
赵国将中牟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很多，按照典籍记载推算，不过四十年时间。但就在这四十年中，赵国完成了建国史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赵烈侯赵籍为诸侯，使赵国合法化，从而能够在当时社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尽管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赵侯是如何获得周天子的认可，但移都中牟，必然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即可有利用赵国的强大的军队对周天子所在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形成军事威慑，逼迫周天子对赵国地位做出认可。
赵国此举在获得战略主动性的前提下，事实上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本身不出现在周天子朝廷，而是当时国际社会由舆论而军事的潜在威胁。在没有获得周天子的默许下，擅自开疆裂土，事实上是侵犯了当时周边诸侯各国的利益，没有理由不相信，赵侯在中牟的定都，是通过武力获取的，稍有不慎，就会被周边诸侯国以勤王为名，群起而攻之。
好在由上党至中原地区有一条秘境即白陉（太行八陉之一。陉，为两山之间的谷道，因为险峻艰难，而称为陉），可以将晋阳之北的虎狼之师迅速运送至中原，形成大军压境的局面。
春秋时期，晋阳并不以农耕作为基础文明，更多的是杂和匈奴习性，属于半游牧半耕种的状态，长时间的共容相处也不断地优化赵国百姓的身体状态，有向胡人身材和体质过度的可能，同时以晋阳为军事中心的赵国，在战略上更多吸取了胡人军事侵犯的特征和心理倾向，也为日后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心理基础。
因此。在中牟的四十年间，赵国较为平安的度过，也为自己争取了发挥机会。选择邯郸则也是因为战略需要，主动退让为赵国赢得更多的发展契机。从地理位置将，邯郸背靠太行山，从自身安全角度看，更有利于防守。
邯郸是赵国作为政治中心时间最长的都城，因此在邯郸留下了众多美丽的传说，包括邢台地区，豫让的故事传说也有遗迹和遗存。这不奇怪，文化的发酵和流传并不是地域所能限制的。相反传说越广，越说明当时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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