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 资治通鉴序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 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 存王道之正，垂鉴戒於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 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 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 不谬於圣人，褒贬出於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 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 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 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系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 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 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 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 面赐御製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御制 资治通鉴序 柏杨译文
赵顼序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书经》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诗经》、《书经》、《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义的，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搜集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起自公元前四○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陵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础，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将领们的战略，官吏们的施政方案，严格的分析它们是邪恶？还是公正？是长久之计？还是只顾眼前？不仅于此而已，连词藻美丽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议论，也都一一收集。历经十六个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广博而扼要，简洁而不遗漏。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辑。
荀况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像西汉王朝的刘恒（五任帝）、刘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说的，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诚挚的爱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俭谨慎，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诗经》说：“商王朝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镜，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治平四年（一0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讲课，我奉到圣旨，宣读《资治通鉴》。该月九日，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皇上把御制的序文，当面赐下，吩咐：“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
柏杨注：后一段是司马光先生注。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序
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 前四八0——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 二二0——二八0年
大分裂时代 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 九0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这篇序文写于第一册完稿之后，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时比新的创作，还要困难。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而彻底解决，时间又不允许——有些问题可能要聚讼累年。但我仍继续下去，孜孜不息，竭尽全力。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