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貌性原则要求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采取礼貌策略，尊重双方的文化差异。在礼仪之争跨文化交际中，西方传教士未能采取礼貌性原则，没有尊重中国文化和传统礼仪，导致清朝百年禁教，中西交流以不欢而散告终。文章从“天与上帝”、“尊孔与偶像崇拜”、“祭祖与迷信”三个方面对礼仪之争进行分析，阐述中西文化背景差异。
礼貌性原则是语用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遵守得体等六大准则，避免语用失误，以达到顺利交往的目的。在交往中，针对交际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的观念等差异，应采取相应的交际策略，在充分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实现交往的顺利进行。同样，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也应该遵守礼貌性原则，尊重交际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在礼仪之争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传教士乃至教皇没能尊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根据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念臆断中国传统礼仪，在跨文化交际中因为没能采取礼貌性原则而导致交际失败。笔者将通过对“天与上帝”、“尊孔与偶像崇拜”、“祭祖与迷信”三个方面礼仪之争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中西文化背景差异。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对天的解释，是在《简易道德经》中：“常言天，齐究何也？昊曰：无题，未知天也，空空旷旷亦天。”意思是说：对于我们经常讨论的天，齐追溯根源问天究竟是什么？伏羲说：没有一句确切的话来给天定义，不为我们所知的是天，空旷的苍穹也是天。在部族时代，由于受认知水平的局限，我们的祖先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作为天的象征。而到了商周时期，天成为一种国家信仰，是部族时代信仰内容衍生出的泛神主义特征观念。在儒家典籍中，天是对神灵世界的泛指，是一个混沌而又模糊的宗教概念。战国时期，这一概念受无神论的影响，天逐渐演变成一个泛指自然界的概念。由此可见，其实古人在对天的认识上是唯物的。而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认为天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之间存在血缘伦理关系。那么人与天之间就应该有相应的尊卑顺序，人们应该敬天并尊敬、效忠作为天之子的皇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政治秩序，宣扬三纲五常，要求人们效忠最高统治者。这样一套体系其政治功能远远大于宗教功能，是封建帝王愚弄百姓，笼络民心的一种思想手段。
西方的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是一神教，独尊一个最高神灵。在犹太教当中，国王或祭司被称为受膏者，意为救世主。有人认为基督一词是中文救世主的音译，耶稣最初是作为基督出现的，后来基督教传播到欧洲，耶稣被当作是整个人类的救世主。当教士保罗传教时，被问到上帝是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上帝？他回答道：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既然上帝是外邦人的上帝，那么对于外邦人信奉的神基督教是排斥的。
在基督教一神教义的影响下，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是不会允许其信徒有其他类似信仰的，换言之，基督教从诞生开始就具有排他性。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同样也不会允许中国的信徒有其他类似于基督的信仰，这是由其所代表的宗教教义决定的，也是由宗教教义的严谨性、纯洁性决定的。此外，他们没能像其前辈利玛窦一样暂时搁置自己固有的观念基础，深入了解、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理解天的深层含义，只是简单地根据一些表象：中国人心中天是至高无上的，而在西方人概念里上帝是众神之上的一神，将两个概念等同，忽略了中国文化中天所具备的政治内涵。如此浅尝辄止，就直接禁止中国人信奉、祭祀天，恰恰是没能遵守礼貌性原则，没能尊重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其失败的结果当在情理之中。
孔子生活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那是一个礼制崩溃、社会纷争四起的战乱时代。孔子亲眼目睹了社会的满目疮痍，各诸侯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常年进行争霸斗争，兵戎相见。面对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两点对策：一是提倡礼与仁，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行仁爱推己及人；二是宣扬有教无类，创办私塾，平民百姓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宣扬“学而优则仕”，以培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从政君子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学习与思考并重，同时将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他主张言教与身教并重，以自己的高尚品质为学生树立模范，堪称中国教师的典范。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变迁，中国选官制度逐渐改变，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科举考试成为平民百姓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尊孔的由来，一方面是出于孔子提出的礼仁思想意义重大，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提高人们思想道德修养；另一方面是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为平民百姓受教育、步入仕途、光宗耀祖提供了途径。
从宗教方面来分析，偶像崇拜是相信某位假神祇存在于塑像中，因而对之施以尊敬之礼的行为。对于中国的祭孔之礼来说，从表面上来确实是一群人面对孔子的塑像行跪拜之礼，烧香、上供；单从表面仪式来看确实符合偶像崇拜，但是从其深层意义来看，其内涵是不能仅从表象去理解的，而西方传教士恰恰是仅从其表面现象去理解尊孔，结果也可想而知是天大的谬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也是一次跨文化交际，传教士在尊孔问题上也没能采取礼貌性原则，没能深刻理解尊孔内涵，没能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实在令人遗憾。
祭祖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山顶洞人时代。祭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由于受认知水平局限，人们面对自然灾害（如：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时心存畏惧，彼时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祭祀：祭祀天，祈求天不要降祸于人；祭祀祖先，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家人。他们认为祖先虽然去世了，但是灵魂还在，灵魂具有神通，祭祀从实质上来说是用非现实的方式（有时是超自然的力量）来达到一些现实的目的（如：降雨解决干旱的问题，祈祷神祗使病人康复等）。但是，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祭祖的内涵也由封建迷信逐渐演变为纪念先祖，追忆先祖的高尚人格和宏伟事迹。其二，祭祖可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社会家族观念占据重要地位，祭祖作为一种重要形式，可以维系一个家庭成员对本家族的认同，可以增强家族的集体凝聚力。比如：2010年清明节万余人齐聚陕西黄陵县参加黄帝陵祭祖活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对先祖的缅怀之情，从实际效果上看，增强了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三，祭祖是缅怀祖先，弘扬孝道的重要形式，而从其现实意义上来看，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朝历代维系统治的道德准则。儒家先贤孔子曾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古代弘扬的孝道，目的不仅仅在于赡养父母，而是通过对父母的敬爱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按照我国解放后约定俗成的习惯，迷信是专指人们信占卜、巫术、风水、命相和神鬼等的思想和行为。传教士认为祭祖是在祭祀祖先的灵魂：在祖先灵位前，摆放祭品，点燃香烛，行叩拜之礼并默哀，而这在传教士看来又具备了迷信鬼神的一切外在特征。迷信鬼神是采取程序上类似的仪式，但是西方文化中的迷信鬼神是有现实性目的的，即向鬼神祷告，以达到降福、消灾免祸的作用。而中国人在祭祖过程中，并没有类似的现实性目的，只是为了缅怀祖先，表达孝道，教育子女。最主要的是祭祖背后深层的文化、政治内涵，是为了培养人民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与祭祖的实质相比较，其形式显得单薄。传教士在祭祖这一点上，仍然没能采取礼貌性原则，没有尊重祭祖礼仪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政治内涵，其采取的策略也必将导致这次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在中西方这次文化交际中，我们可以看出相互尊重对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交际的前提与基础。假设当时西方传教士在跨文化交际当中，充分认识到尊重双方不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也许能达到跨文化交际的预期目的；如果只是一味地推行“文化单边主义”，丝毫不尊重对方文化背景，肯定会招致对方的反感，最终导致交际失败。世界上任何民族，无论人数多少或是贡献大小，在文化上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因此，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应当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谋求共赢。纵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人们都在寻求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冲突的有效路径。不同的经济制度尚且可以兼容并包、共同发展，那么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是不是应该求同存异呢？在今后的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该共同思考，以史为鉴，求同存异，互信互利；采取礼貌性交际策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谋求共同进步和发展，努力营造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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