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绝不能拿今人视角来评断古代。现代社会,货币不可一日不用。古代却未必如此。事实上,古代货币通用化程度极其有限。以物换物始终是占主体模式。别说朱老八时期尚且在用米粒计量官员薪酬。即便是到了近代萌国。
CKS发“金圆卷”的范围尚不能出魔都。城里人没办法也就算了,真到了乡下,以萌国对农村薄弱的控制力,农民们谁鸟他?你发你的“金圆币”,我用我的“过墙梯”——以谷计价,在老乡眼中,粮食才是计价器。
因此,在汉末皇权衰弱,经济命脉实际上都在各大豪族手上的特殊时期。刘备想靠狂印纸币来吸取人民血汗,真的是想多了。实际上,任何滥发货币的行为都会受到民间的抵制并自然淘汰。同时代典型如曹魏,前期也搞过货币改革。
结果是整个货币政策的崩溃。只能彻底放弃,又回到以物换物的状态。所以,近如中华萌国的范例——城市猛推,农村扯淡。再倒退至1800年前可怜的城市化进程,总体来说还是扯淡。
刘备发直百币,韭菜自然是要割的。但割的范围有多大,对象是谁。倒还真是个问题!私以为,暂列两个方向。一是有功的将士。
《三国志刘巴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库府诸物孤无预矣。“后拔成都,部众皆弃干戈,赴库内皆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
刘备入主成都的时候,可能一则是高兴,二则有言在先。因此当场拍板,将府库内金银、谷匹全都分给了大家。可问题是皆大欢喜没错。可刘备自己开始犯愁了。因为金银、谷物、布匹都给将士们了,下一场战争该怎么办?
国库搬空了,军资分封了,公司资金链断了。拿什么来打仗,来继续发展壮大事业盘呢?因此,无论是官市也好,直百钱也罢,其实就是利用超发货币回笼资金的一种手段。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令吏为官市。“
也就是说,既然要搞”货币手段“,蜀汉不会有现代专业的金融机构。但最起码的”平准官与均属官“应该是有的。而且只能用于朝廷回购”谷匹“等军用物资,也只允许在官市中通用。由庙堂对”官市“和”货币“本身进行担保。
用来”平诸物贾“(平抑物价)。亦可避免民间流通的其他货币(如五铸钱等)贬值等矛盾。事实上,一般通胀超过百分之五十,都算是可控的,这与同时期还有个叫董卓的:铸小钱,单纯为掠夺天下财富,导致经济崩溃的天下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后汉书献帝纪》: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焉,委积白骨。尽管蜀汉不置史官,我们无法完全还原直百币具体规则和完整流程。但从现存史料中,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蜀汉因为超发货币,导致民不聊生的记录。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政策可控、随着流通产品增加而增发的金融工具。靠国家的囤积居奇,来取代民间的囤积居奇。《蜀先主庙》:分势三足鼎,复业钱五铢。唐,刘禹锡。《入蜀》:白腹黄牛馀识歇,汉家寻用五铢钱。宋,宋祁山。
古代历代,包括离汉末更近的唐宋,都觉得直白币是个好政策。为何现代人被几个营销号忽悠,脑子就不好使了?不否认刘备拿这玩意确实收割了财富,但曹操、董卓们都在搞事情。史官或许不懂经济,但刘巴也知道抓住主要矛盾,而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二是国际贸易。先了解一下益州的硬通货:蜀锦。正所谓”决敌之资,唯赖锦耳!“蜀锦贸易一直是蜀汉经济的支撑。无论是东吴、曹魏,以现存史料来看,对蜀锦的依赖程度颇高。萌代《丝绣笔记》:魏晋以来,蜀锦兴,遂使锦楼专为蜀有。
当代丝绸考古学家武敏也评价过:魏晋以来,织锦以专为蜀有。尽管魏吴对蜀锦这样的敌国产品怀着严重的复杂心理。一则离不开,二则害怕影响本国经济。魏文帝甚至专著一则《与群臣论蜀锦书》的论述,来说明其工艺越来越粗糙。
(蛮夷都不喜欢)想劝阻大家不要买蜀汉的丝织品。但纵使你能管天管地还能管人家穿啥?依然没法阻止民间或豪门士族们,越来越依赖靠商人偷偷的走私。那些宫廷清谈、舞宴会饮,宅院装潢,若离开了蜀锦,全都会黯然失色。
就更别提若是五石散发作,没有如丝滑般柔顺的蜀缎,权贵们娇贵的皮肤可要遭殃呢!至于同盟关系的东吴,则更是商贸繁盛。南朝《丹阳记》:江东历来无锦,而唯成都曰佳,故三国时魏皆与蜀市,吴则兼西道,乃有之。
从考古中发现,除开益州地区,在长江流域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直百钱。说白了,蜀汉的大量货币靠蜀锦、蜀盐等硬通货输出,是上演了一场东吴版的通胀输入。《晋书食货志》: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但有空名,人皆虑之。
孙权当然也不傻,也想弄通货本土化。于嘉禾五年(236年)首铸“大泉五百”,一枚当五百来用。更是5倍任性!第二年,又铸“大泉当千”,也想学习掠夺民间财富。然而,从三国墓藏的出土发现来看,与蜀直白的数量相比极其有限。
再结合史料记载,没有蜀锦、蜀盐等硬通货支撑,最后的大泉货币只能是砸在自己手中。稍微了解常识的都清楚,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而同时代都是古典国家,董卓铸小币最终死于非命、东吴一时的虚额超发却无法长期维持。
曹魏搞货币改革还没开始就废了,最后只能回流到落后的“以物换物”。唯独蜀直百能够长期发行(40年),且在国内外广泛流通?这本身就说明了其稳定的运行性,具备着强大的国家信用和符合流通的精准投放,否则这一现象恐怕很难解释。
大胆推测一下:蜀直百就是早期国家干预经济的雏形,在古代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对先秦法家思想颇有造诣的诸葛亮、刘巴等对于经济方面的军事化管理。再联系一下后期发展成行的蜀锦、井盐、冶铁业国营化、规模化生产。
东吴豪族合众体及曹魏门阀代言人的属性,其小作坊、家族式的零碎生产又怎么能竞争得过呢?其币本身价值或许与实际面额不相匹配,但就信用货币而言,只要能建立稳定的信用基础,材料就可以忽略不计。
七年五伐,以区区百万人口,支撑十万大军的后勤奇迹,难道不是法家稳定物价的方法,简单粗暴而又直接有效吗?当然了,自古史官”皆轻商“。没有更具体的史料支撑,倒也不妄作断言。毕竟古代货币流通的混乱程度不可以今人逻辑推论之。
市面混杂的币种可能不少,兴许王莽时期的通货也在使用,在流通期间自成了其时的换算规律。可问题是,董、魏、吴同为“剥与夺”的集团,同有“吸血”行径,有人不骂其低质拙劣的失败败招。
反倒来诋毁稳健推行40多年、促进金融发展的蜀汉“直百币”。是想用其创造性的“其实”“我告诉你”“本来是这样”的惊爆大史料,来揭露刘备也牟利,他也要割韭菜,也并不符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的真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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