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
作者:十年砍柴
来源:凤凰网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于事无补。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
这段对话,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对明朝情感之冷薄。科举是表面上的原因,本来明室仅仅把八股制艺作为笼络也是控制读书人的手段,读书人也只把它作为敲门砖。所谓忠义之说,远不能遮掩利益驱动的本质。所谓明朝养士三百年的“养”,和用草料养牛马差不多,多数士人哪会给它尽忠?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像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而是很敬业、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具有悲剧意义,比其他亡国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养士三百年,最后大敌当前,这些食朝廷俸禄的人很多都这个样子,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无耻、软弱。可他们天生就这样无耻吗?同样是读书人,宋末士大夫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足让明朝士人汗颜。同样读孔孟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宋、明两代养士的差别。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歼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与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后,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以复社文人做领导,他们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闲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识分子,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桢,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清兵下江南后,跟随唐王抗清,最后被清廷杖死。《研堂见闻杂录》感慨:“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而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以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清朝,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末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众多,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是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出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是当权者在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士人。经过仁宗、宣宗等相对仁厚的皇帝执政,士人的正气也渐渐地又被培植起来,打屁股不再是耻辱,因为直谏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荣誉。孟森先生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明史讲义》)
真正对士气产生根本性摧残的事情是明中叶以后两件大事: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此后虽有复社上接东林、匡正士风的努力,但一切来得太晚,真正能显达的总是那些无耻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严重的逆淘汰生态。
先说严嵩杀谏臣。严嵩父子当权时,杨继盛上书劾严嵩“十大罪”,被定为死罪,行刑的那天,围观民众皆流泪为之送行。高阳为此评论道:“明朝杀谏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荡,致使言路趋于偏激,由意气而戾气,国亡始息。说严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为过。然而此养奸纯出于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国之君,乃有亡国之臣,于此又得一明证。”
魏忠贤诛杀东林党人是明史上对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围剿,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报私仇的文臣也不少,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的技术层面几乎是不合格的,纯粹靠一股浩然正气支撑,而阉党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随便把人处死的东厂和锦衣卫。东林党诸君子被拷掠的惨状,可说是空前绝后。东林党被灭后,士大夫正气几乎荡然无存。死在北镇抚司狱的东林党人之一黄尊素,他的儿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君权提出质疑,对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复有父辈的愚忠,他们对异族入侵、文化毁灭感到痛心,但对朱家皇朝的完蛋并不痛惜。这不能说没有父辈遭遇带给他的教训。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再说崇祯皇帝的个人原因。
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王朝,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是绝症的“病人”,首先是应该慢慢地调养,先维持生命,再如抽丝般一点点减轻病情,或许大明帝国还能延续几年,可感觉到时不我待的崇祯,想用霹雳手段救帝国于沉疴之中,反而欲速不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祯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颇相似,勤于政事而人不够通达,对臣下过于苛刻。如果崇祯和雍正一样,继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样留下来的全盛帝国,他未必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一个人身体健壮抵抗力强时,对体内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药也无妨,而对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谨慎。崇祯面临的不是雍正那样没有根本危机的帝国,但也采取和后来雍正一样的刚猛之法,是他执政的失误。
一位号锁绿山人的明朝遗民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这番话很有道理。崇祯刚即位能清除阉党,很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天下人对他寄予中兴大明的厚望。可到后来觉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监,如开门投敌的曹化淳。经过他父亲、哥哥的那些年折腾,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为他的刚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职,袁崇焕被冤杀,卢象昇孤立无援战死疆场,重用的都是温体仁、杨嗣昌这类治国御敌没本事、搞权争却手段高明的大臣。远因和近因交杂在一起,明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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