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姜亮夫先生诞辰115周年
姜亮夫先生学记
文 | 傅杰
姜亮夫先生讳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出生于云南昭通。父亲姜思让先生曾就读于清末大学堂，武昌起义后返家领导地方光复事业，云南护国之役时又领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先生自幼即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学，一九一六年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学，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费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得林思进、龚道耕、廖平诸先生指授，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等典籍，为日后的传统文化研究植下了根基。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问学，在王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诗骚联绵字考》。毕业后在南通、无锡中学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上海，先后任持志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章先生指导他从杜佑《通典》入手读史，并告诫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学人，不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学教授。一九三五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结识了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里斯等汉学名家，接触了多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遇友人王重民先生，相约摹录为伯希和所劫去的敦煌经卷，开始了敦煌学研究。其后又游伦敦、罗马、柏林，西方学者整理文物、研究学术的科学方法与宽阔途径，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英士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文教处处长。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云南革命大学学习。一九五二年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一九五三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教授，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三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所长。曾被推举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主编。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于杭州，终年九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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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的学术研究，大抵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已刊行的著作有：
《屈原赋校注》
属稿于一九二九年，以明翻宋本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校他本，复征引《文选》《史记》《慧琳音义》《太平御览》等书考证史实，订正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先生晚年以“明断是非”与“充实内容”为重点，加以重订，于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楚辞书目五种》
综录历代有关《楚辞》著述的工具书，包括：
（一）楚辞书目提要，内分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类，计二二八种；
（二）楚辞图谱提要，内分法书、画图、地图、杂项四类，计四十七种；
（三）绍骚隅录，著录汉代以来摹拟屈赋的著作，以见屈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计书籍十九种，篇章一九二题；
（四）楚辞札记目录，著录赵宋以来各家读书札记中考证《楚辞》文字的条目，计八〇二题；
（五）楚辞论文目录，主要著录现代有关《楚辞》及其作者的论文目录，计四四七题。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修订再版。
《楚辞今绎讲录》
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楚辞》学讲习班，本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讲，对《楚辞》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迹、《楚辞》的源流、系统、内容、特色都有阐说。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八三年修订再版。
《楚辞学论文集》
收录有关《楚辞》的论文廿五篇，对屈原生平、屈原思想、《楚辞》中的训诂、语法、文例、《楚辞》学史以及楚史、楚地理与楚文化中的问题作了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楚辞通故》
先生治《楚辞》的总结性著作，对《楚辞》中的全部语词与重要问题分类加以考释，凡十部：（一）天部；（二）地部；（三）人部；（四）史部；（五）意识部；（六）制度部；（七）文物部；（八）博物部；（九）书篇部；（十）词部。齐鲁书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
原为所撰《敦煌志》中的总论，五十年代以白话改写而成，对敦煌史地、敦煌文书与敦煌艺术作了介绍。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
《敦煌学概论》
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敦煌学讲习班，本书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六讲，涉及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敦煌卷子与敦煌艺术的内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列入“大家小书”丛书再版。
《敦煌学论文集》
收录所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三十八篇，既有关于敦煌历史、文书、艺术等的专题研究，亦有资料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
《莫高窟年表》
将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依次编定，正表起自晋惠帝永熙元年传说莫高窟始建窟寺时，止于宋仁宗嘉祐二年，表前“摄照中原之往迹，以明敦煌体性之所自”，表后略记藏经洞开启至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历年大事，并附有《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敦煌寺名录》及分类的《敦煌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瀛涯敦煌韵辑》
凡廿四卷，分隶三部：（一）字部，摹录藏于巴黎的敦煌韵书残卷廿七种，附录六种；（二）论部，收论文廿一篇，多为所摹录的卷子的考释与论述；（三）谱部，为全书的总摄，综合字部所收各卷及有关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诸韵切语上字不见于〈广韵〉诸字谱》、《隋唐人韵书所载诸体字谱》，以便总观比照各相关韵书的全貌。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五年出版。后数十年时加订补，写定《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于一九九〇年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声韵学》
三十年代讲授声韵学时所撰讲义，是今人较早全面概述传统声韵学的著作之一。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出版。
《文字朴识》
三十年代讲授古文字学时所撰讲义，结合王国维先生的古文字研究与章太炎先生的声韵学研究成果，考察文字的孳乳演变轨迹。第一卷于一九四六年收入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出版。
《古文字学》
五十年代所撰古汉语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结合古代文化史实探讨了汉字的产生及其形体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昭通方言疏证》
成书于二十年代，凡十卷：（一）释词；（二）释天；（三）释地；（四）释人；（五）释衣服；（六）释饮食；（七）释宫室；（八）释器用；（九）释博物；（十）附录。记录昭通方言语词约四千个，明其音读，证以古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古史学论文集》
收录有关古史的论文廿五篇，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原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年代重加删订，改题今名。收录自春秋末期至一九一九年以前去世的历代人物一万二千馀名，以表格形式按历史顺序列出诸人姓名、字号、籍贯、岁数、生卒年及所据材料出处，在生、卒年两项中又分别注出帝号、年号、年数、干支及公元，是稽查我国历史人物的生卒年、籍贯及碑传情况的工具书。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
上举之外，先生已问世的著作还有《诗骚联绵字考》《夏殷民族考》《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等；未单行的著作有《古汉语论文集》《古汉语语音学》《甲骨学通论》《二招校注》等。今并汇录为《姜亮夫全集》廿四卷，于二〇〇二年由先生故乡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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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的治学，其要盖在以下数端：
一、治学基石：资料与工具
先生治古史而成《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治《楚辞》而成《楚辞书目五种》，治敦煌学而成《莫高窟年表》。在这样的资料基础上来做专题研究，自然易于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导后学：“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要做到无微不至，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材料一定要搜集得比较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辞》，最好把《楚辞》全部有用的资料都找来，还要找一些同它有关系的东西，面要宽一些。有许多问题，你从正面来论证，可能证不出来，还要从反面、从侧面、从上下四方来包围它。”并强调“编工具书这种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称羡“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如研究金文，即先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故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然于胸，其研究成果“点点滴滴都是有详细根据的”。
二、治学中心：语言与历史
先生审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根本问题仍在语言与历史两事”，自言“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既宣示自己的古史研究“植基于语言文字”，又指出“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实读史，搞文字声韵学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所以要以语言与历史为治学的根株，则“自语言言有二义：（一）谓解释文词以驰骛语言学规律，务使形、声、义三者无缺误；（二）谓凡历史事象所借以表达之语言，必使与史实之发展相协调，不可有差失矛盾。以历史言之，则历史发展与语言规律之出入，繁变纷扰，往往与语言之变有如亲之与子”。
三、治学方法：综合与贯通
先生进一步申论：“然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者，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乃能透达，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社会诸科，乃觉昭晰。”因为“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廓的，凡此事物有关的科学，你都得用到，这就是所谓‘综合’，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个学科”。譬如“我不满意我的《屈原赋校注》，就是因为未曾使用一切语言、历史、风习、民风、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会、政治、哲学乃至天文、物理、化学等等许多知识，细细引入，以详释各词语。于是，后来我尽量引进，尽量发挥，改写成为《楚辞通故》”。欧洲游学的经历促使他突破了自己“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于是“思想有凝滞的，可以抉择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补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样化的路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它，有无往不适之乐。所以我现在更体会到，把方法论放在科研中第一位，是有其必要的。我纵观先代的学术工作者，其成就的大小和深浅，往往决定于方法是否多方面的，是否灵活运用得纯熟”。
四、治学态度：耐劳与求实
先生笔耕终身，广涉多门学科，没有刻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他自称是一个“迟钝”的人，“因此，我在学术研究上，就有一种毫不为人所难的脾气”，“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这一点，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线光明，一丝成就”。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他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很，同时也细致得很”，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并痛惜许多时间与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被浪费了。在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读书写作，指导学生，勉励青年“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他强调治学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不敢偷懒”，坦承“我对《楚辞》也还有许多未弄懂的东西”，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
五十年代陪同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游览花港公园。右起一为陈望道先生，二为姜亮夫先生，三为师母陶秋英先生，四为先生女儿姜昆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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