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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０６．１４｜Ｎｏ．１２２
在儒家文化传统当中，“衣冠”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作“文明”的象征。与中国同属儒家文明圈的朝鲜（1392-1897），对衣冠制度也极为重视。明清鼎革之后，东国士大夫以固守“大明衣冠”，来表示其对“中华”文明的坚持与传承，这点已为学界熟知。然而，中国的东邻究竟在何种背景下接受明朝的服饰体系、“衣冠”在明初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的互动中曾经扮演过何种角色，笔者尚未见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讨论。中国的元明易代（1368），与朝鲜半岛的丽鲜更迭（1392）近乎同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能稍异于后人的想象，不同于明亡后朝鲜士大夫对“衣冠”的固执，丽末鲜初对“大明衣冠”的接受，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十四世纪后期的明丽、明鲜关系起伏跌宕，“冠服”曾是其中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双方宗藩关系得以确立的文化基础之一。
一、“胡化”与“复古”：蒙古风下的中国与高丽
至迟从汉代开始，朝鲜半岛就与中原王朝存在着持续而密切的政治文化关系；而自蒙元以降，朝鲜半岛诸多政治与社会变化，更显示出与中原地区的联动性。十三世纪草原蒙古民族迅速崛起，建立起涵括众多族群、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元帝国。不仅中原金、宋故地被悉数纳入版图，高丽王朝在九次残酷的抗蒙战争（1231-1273）失败之后，也被卷入蒙元世界体系，仅通过王族入元为质、与蒙古皇室联姻等方式，维持一种半独立状态。忠烈王以降，高丽国王世代为蒙元驸马，并担任元朝在其国土设立的征东行省长官；高丽人和原先金朝辖区内的各族群一样，被归为第三等级的“汉人”。虽然蒙元统治者并未长期推行强制蒙古化政策，但在族群混融的背景下，蒙古风俗作为一种优势族群的文化，开始在东亚大陆弥散。中国南北方，经历了蒙元一个到一个半世纪的直接统治，汉族民众的日常生活，无论服饰、语言还是婚丧习尚等，都可以看到蒙古风俗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谓：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虽然元代“悉以胡俗变易中国制”的说法有所夸张，但蒙元时代中国胡汉风俗混融程度之深、波及人群之广，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福建将乐元墓人物像
高丽王室与蒙元贵族关系密切，曾以政令的形式，强制推行蒙古化生活方式。因此高丽“胡化”的程度，可能要超过中原地区。高丽与元朝世为“甥舅之国”，丽蒙联姻对高丽上层社会习俗的影响，萧启庆先生归纳为“通血缘、用蒙名、易服发、行胡礼、奏胡乐、嗜狩猎”六个方面。就服饰而言，《高丽史·与服志》总括高丽五百年间的习尚演变，称高丽前中期大致参用唐代制度，然而成为元朝藩属之后，情形大变：
事元以来，开剃辫发、袭胡服，殆将百年。及大明太祖高皇帝赐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自是衣冠文物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
高丽在元宗（1260-1274在位）当政时，彻底降附蒙古。在蒙古扩张时期，改易蒙古式的发式与冠服，是被征服者表示降顺的一种方式。然而当大臣劝说“效元俗、改形易服”时，元宗以“未忍一朝遽变祖宗之家风”为由拒绝。高丽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蒙古化，始于元宗之子忠烈王在位时期（1274-1308）。忠烈王在大都作人质时接受了蒙古习俗，元宗十三年（1273）回国，即“辫发胡服”，尽弃高丽旧俗。忠烈王四年，更直接下令在国内推行蒙古服装与发式：
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开剃。蒙古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开剃。时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
据说大小臣僚当中，仅有禁内学馆的儒士不肯剃发，“左承旨朴桓呼执事官谕之，于是学生皆剃”。高丽的大规模蒙古化，自此以政令的形式由上而下展开。
韩国密阳朴翊（1332-1398）壁画墓“辫发胡服”人物
流行于东亚大陆的蒙古风，直至元帝国衰落时方告衰歇。开创明朝的朱元璋集团，脱胎于元末北系红巾军组织。红巾军起事时，曾以“驱胡”为口号，鼓动民众反元。朱元璋部沿袭了红巾武装的民族主义策略，明朝建立之初，便以“用夏变夷”、“复中国之旧”为口号，清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类“胡俗”。洪武元年二月，明太祖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经过洪武三十年间的增删损益，一套以“别华夷、明贵贱”为主旨的“大明衣冠”体系，基本成型。
与中国基本同时，反元潮流也开始在高丽滋长。恭愍王（1351-1374在位）即位之初，元朝开始陷入动荡，腹里地区和长江流域分别爆发了刘福通、徐寿辉红巾起义，作为财赋重地的江浙一带，也被方国珍、张士诚等人占领。恭愍王认定元朝实力已衰，趁蒙古人忙于内乱之机，一方面积极向半岛东北地区拓展疆土，攻占元双城总管府等地；另一方面废除征东行省理问所，削弱元朝对内政的干预。在这期间，恭愍王为加强王权而诛除元朝皇后奇氏家族，更造成了高丽与元朝长期难以弥合的裂痕。这一事件虽因蒙古人无暇东顾而暂得平息，却造成了元廷对恭愍王的不信任，并在以后的元丽关系中屡屡发作。
在文化上，高丽也有意祛除蒙古的影响。恭愍王当政后，表现出修举礼乐的强烈热情。他甫一即位，便以“箕子受封于此，教化礼乐，遗泽至今”为由，下令平壤府“修祠奉祀”。按照传说，箕子是最早将朝鲜半岛与中原文化联系起来的人物，认同儒家文明的半岛士人，多以“箕封”、“箕壤”作为本国的代称。恭愍王因箕子“教化礼乐”之功而令平壤府奉祀，透露出对高丽此前“衣冠礼乐”、“古国之风”的向慕。高丽礼乐曾经大量吸纳唐宋制度，然而由于蒙古入侵、国都迁徙导致“乐工散去，声音废失”，直至一百余年后，恭愍王八年方才下令“有司新制乐器”。对于国家最为重要的宗庙祀典，恭愍王在位期间也反复予以修整。在衣冠上，恭愍王对忠烈王以来“辫发胡服”的旧习亦有所不满。按照史书记载，他曾接受大臣建议“解辫发”：
王用元制，辫发胡服坐殿上。（李）衍宗欲谏……既入，辟左右曰：“辫发胡服，非先王制，愿殿下勿效”。王悦，即解辫发，赐衣及褥。
李衍宗所提到的“先王之制”，应当是指高丽建国之后，参用唐制建立起来的衣冠制度。在高丽太祖留下的《训要十条》当中，有对冠服的训诫：
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高丽太祖遗命后世衣冠典制遵循“唐风”，不得效仿草原民族之俗。蒙古和契丹一样，都有髡发之俗，在文化上迥异于中原民族，效法其衣冠习俗自然与先王遗令不符。恭愍王有恢复“先王之制”的愿望，不过在当时环境下，“解辫发”只能是个人行为。高丽与元虽有矛盾，关系却未完全断裂；而且高丽内部亲元派力量强大，从李衍宗谏言时“辟左右”的谨慎来看，恭愍王不可能公开下令国人革除“胡服”。不过，当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的明朝崛起、蒙元势力退归塞北之后，高丽和明因为有共同敌人和相似的文化追求，两个国家迅速建立关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拟之亲王：恭愍王时期的明朝赐服
恭愍王十七年（洪武元年，1368）九月乙卯，高丽得知明军已经攻克大都、顺帝与太子先后北奔。仅仅三日之后，恭愍王便“令百官议通使大明”，著名儒臣郑梦周(1337-1392)等人“力请于朝”，建议高丽正式弃元投明、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两个月后，高丽派遣礼仪判书张子温前往金陵通好。这是高丽与明朝之间的首次正式通使，《高丽史》所记载的出使细节非常有趣：
吴王礼待甚厚，使六部、御史台宴慰。至台宴日，张乐。大夫谓子温曰：“台宴未尝用乐，今日之乐，为使臣也。”子温曰：“乐以和为主。诸公既以和气相接，何必乐为。夫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大夫曰：“尚书既知礼乐之本，不必用乐。”乃止。吴王闻之，加厚礼以送。
因为朱元璋此时尚未向高丽遣使宣告建国，所以《高丽史》依据《春秋》义例，依旧称朱元璋为“吴王”而非皇帝，并无贬抑之意。高丽正使为礼仪判书，身份是文臣——丽末鲜初派往明朝的使臣，绝大多数为儒臣，这与遣元使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统计，为了迎合蒙元的崇武风尚，高丽在朝聘活动当中派出的使者近半为武人。这表明高丽已经意识到明朝和元朝，在文化性格上的差异。以接受过儒学训练的文臣作为使者，更有利于与明朝的沟通。张氏此行的成功正说明了这一点：张子温以言辞辩驳明朝台臣，朱元璋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加厚礼以送”，这不仅仅是出于联合高丽对付北元的政治需要，还因为张氏熟练地征引《礼记》、《论语》等儒家典籍，向明方展示了一个“儒化”的高丽，成功拉近了与明朝在文化观念上的距离。而《高丽史》对本次出使细节的铺述，意在暗示明丽关系可以在儒家意识形态框架内建立，绝非是无心之笔。
由于文化相近、敌手相同，恭愍王时期高丽与明朝宗藩关系的建立，相当顺利。张子温回国后不久，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1369）四月，明朝遣使高丽，正式宣布朱元璋已“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而高丽历来“慕中国之风”，故此特地来告。忠愍王基于“尊王攘夷”的儒家义理，立即上表庆贺明太祖“复中国皇王之统”，承认明政权接续中国“正统”；并称赞明朝“典章文物之粲然，华夏蛮貊之率俾”，表示愿意认同明朝文化，成为藩属。一个月后，高丽再遣捴部尚书成准得赴金陵祝贺明太祖生辰，并“请赐本国朝贺仪注”、“请祭服制度”。对这些要求，明朝一概应允。有意思的是，明太祖不仅颁给了高丽所请求的冠服，而且还额外赠送了明朝重新校正的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以及六经四书、《通鉴》等经史典籍。显而易见，明朝乐见高丽这类尊奉中国典制的“向化”举动。明太祖在给恭愍王的答书中即称：“王欲制法服以奉家庙，朕深以为喜”，并劝说恭愍王切勿沉溺佛教，要“修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而在此前后，明朝先是派人来祭祀高丽山川、颁诏革正神灵封号，以示高丽境土已“归职方”；又颁行开科举诏，提出高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可以“贡赴京师会试”。无论是颁给冠服、乐器，还是祭祀山川、广开科举，明朝意在通过这些文化和礼仪的互动，宣示已将高丽纳入重新恢复起来的中华文化圈；而这也正合高丽的初衷。
根据《高丽史·舆服志》的记载，本次明朝颁给高丽的冠服，有国王和臣下的祭服、国王朝服以及王妃冠服。其中官员祭服共分七个等级，其规格“比中朝臣下九等，递降二等”，也即高丽本国官员的服饰等级，比同品级的中国官员降低两等（参看下表）：
这种服饰等级的换算原则，后来也基本上被朝鲜王朝所继承。按照洪武初年制度，明朝王国（亲王封国）最高官员左、右相，品秩为二品；而高丽一品官则相当于明朝的三品。由此推断，高丽官员的这套服饰规则，很可能是依据高丽（朝鲜）“郡王爵”的地位制定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明朝颁赐给恭愍王的冠服，却是高出郡王一等的亲王级别的冠服。明朝颁赐恭愍王祭服（衮冕）和朝服（远游冠、绛纱袍）两套冠服，其中渊源最为古老、最能反映穿着者身份的，是衮冕。按照《周礼》等儒家经典的构想，天子与群臣参加祭祀和典礼时，应当各自穿着不同种类的冕服。冕服共有六种，制度甚为繁琐。明初对冕服制度作了很大的修整：在种类上，仅保留衮冕一种，而将其余五种删汰；穿着冕服的人群，也仅限于皇族（皇帝、太子和亲王）内部。群臣参与典礼，只能头戴梁冠，不得服冕。明朝颁赐给恭愍王的祭服，是仅有皇族才可以穿着的衮冕，而非朝臣使用的梁冠。按照当时制度，衮冕又按照冕的旒数和衮服的章数，分为两个等级：皇帝衮冕十二旒、十二章，太子和亲王衮冕九旒、九章。而恭愍王衮冕为九旒、九章，等级基本与明朝亲王相同。
鲁王朱檀（1370-1390）墓出土明初亲王九旒冕
这种比于亲王的特殊规格还体现在印绶上。明朝颁降的高丽国王印，是和亲王相同的龟纽金印；而同为藩属的安南和琉球，所赐则为郡王级的驼纽涂金银印。
作为恭愍王朝服的远游冠，在明初服饰体系里，地位也甚为特殊。按照汉唐旧制，亲王服远游冠，明初对此作了调整。根据洪武初年制度，皇帝服通天冠；而远游冠和通天冠形制相同，仅在梁数上有所数差别（十二梁/九梁）。为了凸显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的特殊身份，远游冠成为皇太子的专有服饰，虽亲王亦不得服。恭愍王获赐的七梁远游冠，仅下皇太子一等。另外，明朝颁给恭愍王妃的冠服，虽然低于亲王妃的等级，但其装饰也为明朝皇室特有。恭愍王妃冠饰为七翚二凤，翚和凤是明朝内命妇（皇族之妻）专有的冠饰，外臣之妻不得佩。
明初皇帝的通天冠（左）与《大明集礼》中的远游冠（右）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高丽王室获赐的冠服，在明朝服饰体系当中的等级序列：
显而易见，在冠服类别上，高丽国王与明朝皇室相同，等级上与亲王接近。按照儒家礼制，冠服是身份等级的外在表现。明朝将恭愍王比之皇族、拟之亲王，不能不说是“异典”。这里可资比较的一个例子是琉球。洪武三十一年，明朝亦曾给赐琉球中山王及其臣下冠服。虽然史书未载冠服的具体名目，但从其他史料可以推知，当时国王受赐的冠服当中，规格最高的是郡王级别的七梁皮弁冠，而没有冕服。洪武二十七年，明朝下令琉球国王相“秩同中国王府长史”，即相当于中国正五品官员。冠服与官员的品秩相应，据此可以推知，琉球朝臣的冠服等级，应比中国递降四等。通过颁降服饰的规格，不难看出明朝对高丽的特别重视。
对于明朝颁降的礼服和乐器，高丽君臣喜出望外。著名文臣李穑（1320-1396）在草拟的谢表中，有“礼服乐器，示华制于方来；经籍史书，发良心于久昧”之句。恭愍王久有摆脱蒙古影响、兴复礼乐之志，因此这些学习明朝礼乐的举动，并非故作姿态。儒臣郑道传（1342-1398），曾经参与恭愍王兴举礼乐的活动：
圣明龙兴，我玄陵（按，即恭愍王）先天下奉正朔，天子嘉之，赐祭服、乐器。王于是躬祼大室，卿（郑道传）为太常，协音律、定制度。
收到祭服和乐器后，恭愍王亲自穿着冕服祭祀宗庙，而且还任命官员仿效明朝重新考订音律、定立乐制。对明朝以去蒙古化为目标的礼仪复古运动，恭愍王也欲仿效实行。恭愍王二十一年，高丽上表祝贺明朝平蜀，称赞明太祖“大勋斯集，污俗维新”。这里所谓的“污俗”，是明初文献里的常用词汇，指元代受蒙古影响的习俗。恭愍王同时请求派遣子弟入明求学，称：
秉彝好德，无古今智愚之殊；用夏变夷，在诗书礼乐之习。
而在此两年之前，明廷以“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为由，下令兴举天下学校，以期“大振华风”，“复我中国先王之治”。高丽表文所谓的“用夏变夷”，正与明朝重建中国文化的旗号遥相呼应。在服饰上，恭愍王决定仿行明代制度。明朝的衣冠体系，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大类别，而此前明朝仅应高丽请求，颁给了国王和臣僚的祭服、以及国王朝服。恭愍王二十三年五月，恭愍王先是下令“禁效胡剃额”，也即禁止仿效蒙古人剃发垂辫，至九月又派使者“请冠服”，准备全面实行明制。然而二十天后，恭愍王突遭国内亲元势力暗杀，请冠服的使臣未出国境便中途折返。此后，明丽关系急转直下，恭愍王时期频繁的文化往来，亦随之戛然而止。
三、曲折与反复：丽末“大明衣冠”的行废
高丽末期，国内始终存在以儒臣为主导的亲明派，和倚蒙古为后盾的亲元武臣。两派势力随着时局变化，此消彼长。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恭愍王被弒后不久，明朝派往高丽的两个使臣，也一个被杀、一个被执送北元。这是明丽交恶的转折点。禑王（1375-1388在位）即位后，权臣李任仁（？-1388）当国，郑梦周、郑道传、李崇仁（1347-1392）、金九容（1338-1384）、朴尚衷（1332-1375）等大批亲明儒臣，同时遭到放逐。恭愍王生前推行的冠服改革，也陷入停顿。《高丽史·李仁任传》谓：
大明龙兴，续中原之正统。玄陵（按，恭愍王）先天下而奉正朔，将请衣冠而变胡服，下令国中，禁人剃头。升遐不日，仁任以侍中，剃玄陵所长之发。于是国人知仁任有无君之心，无事大之志矣。
李仁任是亲元势力的代表，《高丽史》更直接指其为杀害明使的幕后主使，此后高丽一度全面倒向北元。禑王三年（1377），高丽正式接受北元册封，与明朝断绝关系。自恭愍王十九年（1370）获颁《大统历》以来，高丽一直使用“洪武”纪年，以示奉明之“正朔”。至此，高丽改行北元“宣光”年号，又下令“中外决狱，一依《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顺帝时颁行的法典，此时又被重新用作决狱的标准。明朝遣使祭祀高丽山川时所立的石碑，也被推倒。凡此种种举动，皆意在表示高丽不再遵从明朝建立的文化制度与国际秩序。然而北元实力日衰、难以尽恃，再加之国内亲元、亲明两派势力彼此制衡，高丽不得不长期依违于北元与明朝之间，实行“两端”外交。对于高丽多次的通好请求，明太祖都以“高丽隔海限江，风殊俗异”、“实非中国所能治”为由，“命绝往来，使自为声教”。所谓听凭高丽“自为声教”，即不再承认原先的明丽宗藩关系。
高丽印经题记中的北元年号，宣光七年（1377，即禑王三年、洪武十年）
禑王十一年（1385），高丽与明朝的关系终于有了实质性缓和。明太祖答应恢复高丽正常的朝聘往来，并派遣使臣册封禑王。使者至时，禑王身穿“先王所受法服”，率领臣僚至郊迎接，礼仪“悉如朝廷所降仪注”。明朝使臣逗留期间，对高丽的典章制度也特别留意。他们先后谒文庙、观社稷坛、请见祀典、求观城隍庙和藉田。以上礼仪，在明初或是新设、或是经历更革，意在考察高丽是否接受中国制度，以此判断高丽君臣是否真有“向化”之心。
而高丽儒臣，也有意以“慕华向化”的姿态，来弥合明丽关系的裂痕。“制册新颁周典礼，衣冠复见汉仪章”，明朝册封使穿着的服饰，再次引起高丽儒臣的注意。郑梦周作诗赞美使臣“翩然乌纱帽，色映海东陲”，“路人奔走看乌纱”。此后两年之内，高丽接连三次遣使金陵，请求明朝赐予冠服。禑王十二年二月，郑梦周亲赴京师“请（国王）便服及群臣朝服、便服”。著名文臣李穑与李崇仁合拟的《请冠服表》，盛赞明朝“议礼度制，大开华夏之明”，请求允许本国“用夏变夷”、“俾从华制”。本年八月，高丽又派密直副使李竱“再请衣冠”，希望明太祖“推一视之仁，遂使夷裔之民，得为冠带之俗。对这两次遣使，明朝都没有明确答复。礼部转述明太祖的谕旨说，“（高丽）表至，云及‘用夏变夷’。变夷之制，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言外之意，是听任高丽自为。然而，高丽希望得到袭用明朝衣冠的明确表态，因为这意味着明朝同意将高丽重新纳入中华文化圈。十三年二月，高丽再派精通汉语的偰长寿（1341-1399）赴明交涉，终于如愿而归。
至此，高丽正式得到袭用明朝衣冠的许可。偰长寿“服帝所赐纱帽、团领而来，国人始知冠服之制”。高丽士大夫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文臣权近（1352-1409）和从金陵回国的偰长寿中途相遇，得知“许令本国冠服皆袭华制”后，当即赋诗庆贺高丽“衣冠制度新”。禑王十三年六月，高丽正式“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自一品至九品，皆服纱帽、团领”。这次改制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阶层，除官员外，学生士人、巡军螺匠以及工商百姓人等，皆改制新服，唯有丁吏和宫内奴仆“其头巾与带仍元制，以其微贱不改”。而在此三个月前，司宪府已下令“禁辫发胡笠”，又效仿明朝出榜“禁胡跪，行揖礼”。当时郑梦周与河仑（1347-1416）、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等人，曾一道“建议革胡服、袭华制”，应该就是这套方案的策划与推动者。据说明使看到高丽官员穿着明式冠服，感慨说“不图高丽复袭中国冠带，天子闻之，岂不嘉赏！”布衣元天锡（1330-1394后）所作诗歌多与丽末时政有关，可谓“诗史”。他曾为此专门赋诗四首，其前两首云：
天子宣威及海滨，衣冠法制已敷陈。
着新革旧何其速，外国人为中国人。
自古三韩事大邦，从循典礼不蒙狵。
得逢风教重兴日，方信殊方尽可降。
高丽郑梦周（洪武二十二年）与明朝方孝孺（洪武二十五年稍后）常服画像
对于高丽易服，元氏之诗大概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情。“得逢风教重兴日，方信殊方尽可降”，意谓明朝复兴礼教，异域殊方皆可成为明朝藩属。毫无疑问，元氏对“天子”权威的认可，是建立在其“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形势再起波澜。禑王十四年二月，明朝通知高丽，准备在元朝双城总管府的故地，开设铁岭卫，以统辖当地的女真人。然而三十年前，高丽趁元朝势衰向北拓境，早已将这一地区纳入版图。这个消息引起轩然大波。禑王一面派人赴明申辩，另一面却又不待明朝答复，便调动全国兵力并串联北元，准备进攻辽阳。禑王前往平壤做战前准备时，命随行人员“宜皆着大元冠服”，一时“城中人编发胡服者已多”。四月，禑王下令攻辽，“左右军发平壤，号十万”，同时命“停洪武年号，令国人复胡服”，以示与明朝彻底决裂。元天锡作诗纪其事云：
近闻有朝旨，除年号改服。抽兵尽丁数，上下事驰逐。貔貅十余万，欲渡鸭江绿。
然而，这只是一段插曲。当时明朝已在东亚大陆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洪武二十年长期盘踞东北的北元军阀纳哈出降明，翌年明军又在捕鱼儿海之战中大获全胜，北元势力益加衰微，高丽更难以与明朝抗衡。在此背景下，大将李成桂（1335-1408）回师“兵谏”，征辽之事草草收场，高丽王朝也从此进入尾声。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多次提到禑王喜好畋猎驰逐、胡服胡乐。如更易衣冠时，“禑与宦者及幸臣独不服，李沃以左常侍，胡服呼鹰，从禑驰射”；攻辽前，禑王夜半使群妓“唱胡歌宴乐”；下令攻辽后，“张胡乐于浮碧楼，自吹胡笛”，大同江泛舟时使人“奏胡乐，禑自吹胡笛，且为胡舞”。史书中这些细节描写，都意在表现辛禑蔑弃礼教、喜好胡风，暗示其对以华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明丽宗藩关系，并非心悦诚服。
威化岛回师后，李成桂成为高丽实际掌权者。此后高丽内部虽然分化出拥护王室与拥护李成桂的不同派系，但他们在尽力维系明丽宗藩关系上，态度并无二致。李成桂回京后，立即下令“复行洪武年号，袭大明衣冠、禁胡服”。不久禑王被废、昌王即位（1388），文臣赵浚（1346-1405）上《陈时务疏》，其中专门提到冠服问题。他简要回顾了高丽冠服演变的历史：
祖宗衣冠礼乐，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压于时王之制，变华从戎，上下不辨，民志不定。我玄陵（按，恭愍王）愤上下之无等，赫然有志于用夏变夷，追复祖宗之盛。上表天朝，请革胡服，未几上宾。上王继志得请，中为执政所改。殿下即位，亲服华制，与一国臣民涣然更始，而尚犹不顺其品制，以梗维新之政。愿令宪司定日立法，其不从令者，一皆纠理。
按照明初的宣传，明朝衣冠体系是仿照唐代制度建立的，明初官员所带的乌纱帽，名字即为“唐巾”。因此在高丽士大夫看来，使用明朝衣冠，具有“追复祖宗之盛”的意义。昌王即位后即“亲服华制”，但尚有人不遵从衣冠新制，赵浚建议专门立法纠察。至此，在经历了禑王时期的反复之后， 明朝冠服在高丽的行用再未发生波折。
四、一代之制：朝鲜王朝对明朝服饰的沿用
高丽王朝最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凡四易（恭愍王、禑王、昌王、恭让王），最终王族覆灭、国家易主。明朝正式册封过的恭愍王和禑王，一个遇弒，一个废黜后被杀；恭让王（1389-1392在位）曾派世子亲朝金陵，但也未摆脱被废黜的命运。曾被明朝册封的高丽国君一再被弒、被废，这对宗主国的权威无疑是严重的挑战。对于权臣操纵下频繁的王位更迭，明太祖极为不满。他对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有极为负面的评价：
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任）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君，姑待之。
可能因情报有误，明太祖错把李成桂当作丽末亲元派首领李仁任之子。不过，高丽末年的王位更迭，确实操控于李仁任、李成桂两位权臣之手。在明丽宗藩关体系下，李成桂擅行废立，不仅破坏了高丽的政治秩序，也损害了明朝的权威。再加上两国间的军事猜疑，终洪武之世，明与新建立的朝鲜关系并不融洽。虽然明太祖为李成桂选定了“朝鲜”国号，但却始终拒绝给予正式册封；明朝的不满，还借所谓的“表笺”问题反复发作。
然而身为“乱臣贼子”的李成桂，需要以明朝的认可作为新王朝的合法性基础，不得不尽力维系明鲜关系。而且与高丽尊崇佛教不同，朝鲜王朝以儒家意识形态立国，当政者对内也和明朝一样，以变易“胡俗”作为新政权的合法性证明。开国之初，权近所作《平壤城大同门楼记》曾谓“王氏之世（按，即高丽），辽金与元境壤相邻，熏染胡俗，益以骄悍”；李成桂建国后，明太祖锡以“朝鲜”国号，士大夫都希望能“丕变旧时骄悍之习，以兴礼义之化”，恢复箕子古风。??因此在服饰上，朝鲜自然也沿袭了作为“华夏制度”的明朝衣冠。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祭祀宗庙，即先“服绛纱袍、远游冠”，“百官公服前导”入庙斋戒，然后改着冕服行礼。洪武三十一年定宗李芳果即位，也是“改服绛纱袍、远游冠”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再改着冕服，率领官员为李成桂上尊号。朝鲜国王在典礼上穿着的这些冠服，皆系高丽时代明朝颁降。
明太祖去世后，明鲜关系逐渐取得实质性改善。尤其在靖难之役期间，出于军事需要，高丽成为建文政权拉拢的对象。经过不断奏请，建文四年（1402），危在旦夕的建文朝廷正式颁赐朝鲜冕服。明廷的敕书详细解释了颁赐的理由。与洪武时代的严厉语气相比，本次敕书行文极为亲切柔和。按照明廷的解释，因为朝鲜能“自进于礼义”，故此按照“远人能自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春秋》大义，特旨赐予朝鲜国王“亲王九章之服”，以此显示明廷对于朝鲜“无异吾骨肉”的亲爱之情。这是朝鲜开国二十年来，首次获得明朝赐服；而且朝鲜国王等同于中国亲王的服饰等级，也正式得到了明廷确认。然而不久之后，朱棣以藩王的身份起兵夺位，宣布革除建文旧政，恢复“祖制”。此时不仅朝鲜需要明朝的支持，朱棣也需要藩国的认可来显示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当朝鲜“奉表贡献”之后，朱棣立即给予国王诰印，并按朝鲜请求赐给冕服，等级亦为九旒九章，朝鲜国王冠服的地位再次得到了确认和巩固。
《国朝五礼仪序例》载永乐元年冕服之制
五、结语
中国和高丽都被蒙古风笼罩接近百年，而明朝服饰体系的建立和流行，是东亚在文化上走出蒙古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丽末鲜初接受“大明衣冠”的过程中，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李崇仁、赵浚等大批文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明朝以“用夏变夷”为口号推动的礼仪重建，迅速和高丽士大夫的儒学信仰形成共鸣。出使金陵的高丽使者，每每赞叹“汉家礼乐睹新仪”、“礼乐衣冠迈汉唐”；朝鲜初河仑历数明太祖之勋业，更首推其“雷厉逐异类，正统接皇王，衣冠复华夏，礼乐尊唐虞”之功。不仅明朝着意塑造的汉唐中国“正统”继承者的形象获得了认可，而且高丽“祖宗衣冠礼乐，悉遵唐制”的历史记忆，也被重新唤醒。在此影响下，丽末也以明朝为模板，出现了“追复祖宗之盛”为目标的服饰改革。高丽袭用的“大明衣冠”，其后又为李朝继承，明清易代后更被视作华夏正统在本国延续的象征。
迥异于前代以暴力征服为基础，以质子、联姻、助兵、贡纳等方式来维护的元丽关系，明丽（包括后来的明鲜）宗藩关系是在大致和平的背景下缔结、并依靠朝聘礼仪来维持的，这在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是极为少有的特例，值得特别关注。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存在双方对现实需求的考虑、以及对各自国力强弱的权衡，但不容否认，东国士大夫长久以来的“慕华”心理，或者说两国共同的儒家文化认同，是这种宗藩关系得以和平建立的重要基础。
而作为文化象征的衣冠，在明丽新宗藩关系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丽末士大夫屡屡通过“请冠服”这一举动，来表示对华夏文明、进而是对自称接续中国“正统”的明王朝的认同；而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明王朝，也乐于通过颁赐冠服的形式，来显示对藩属国在文化上的接纳。 “大明衣冠”在丽末鲜初的行废，与明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起落相同步；在明初的东亚国家关系里，衣冠成为构建政治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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