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青年照
作为文化名人，1948年，沈从文和胡适一样曾被动员南下。但是他最终选择留下。
别人对前途充满忧虑，沈从文却有他的打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北京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维持一二年生活下去有办法，因卖去一本书，总即可支持半年也。还有几十种未印行，还有五六卷新书待付印。家中人在此大致不会为难，有照料的，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
这一年四十六岁的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战争连年、携妇将雏，他已经十多年没能全力进行文学创作了。现在，多年战争眼看要结束，孩子们也都大了，他认为他的第二个创作黄金期将要到来。这一年他和儿子虎雏之间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
“肯写那么多也不难。……”
从这段对话看，沈从文的心情全然不象身处围城之中。 虽然也经历过种种犹豫和不安，但他最终认为，自己从不热衷政治，不像胡适那样与国民党走得近（国民党还禁过沈从文的书）。他是凭本事吃饭的，因此新中国的文坛中，仍然会有他的位置。
李扬分析说：
他闯入文坛20余年来……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生存经验，尽管自己对（国民）政府颇有微词，但最坏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书籍被禁毁，怎么着也不会影响到生计问题，我写我的，你禁你的就是了，总不能把我的作品全都禁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在去留之间的选择上，“留”的念头渐渐占据了上风。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他本来以为，以自己的创作水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总不至于没有读者购买自己的作品，只要有人买，自己就能凭借版税生活。在他看来，卖一本书，总可支持半年生活，情况最糟时，还可以到乡下，过两三年乡野村夫的生活，总能再写十本八本书，更何况自己还有几十种书存在开明书店未能印行呢!因而，尽管他对新政权下的生活并不乐观，但也还是抱有着很大的信心的。
沈从文发现他的判断大错特错，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在1948年，作为新政权文化权威的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把他定性为“桃红色作家”，并且说“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郭沫若说：
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意味着在政治上，他已经被划归新政权的对立面。
不久之后，同他有着多年合作关系，印行了三十多种他的作品的开明书店给他发来一封公函，说他的“作品已过时，代为全部销毁，已印(已出十种)未印及纸型，包括在内。”
社会这张“皮”已完全更新，他这根“毛”无所附从。在这期间，沈从文神经发生错乱，以致两次自杀未遂。
晚年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既然已经被定性为“反动作家”，沈从文不得不放弃写作，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改行从事文物研究。
沈从文对自己的命运当然会有沧桑甚至委屈之感。他的文学作品不涉及政治，也从来没有对共产党的攻击之语。虽然解放前他与左翼文学关系不算特别密切，但他对共产党颇有好感，这不但有他营救丁玲一事为证明，甚至他还曾一度计划和茅盾等人共赴延安，只不过因故受阻未成。如果当初成行，他的命运是否不同？
沈从文晚年照。“文革”期间，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这对于一把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羞辱。这痛甚至在他的晚年，还压在心头，无法消散而去。据林斤澜回忆：“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 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 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
沈从文知道，郭沫若对他用语如此严重，其实是有个人恩怨因素在内的。1930年沈从文发表了《论郭沫若》一文，对郭沫若的小说创作表示不以为然，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说郭沫若的文字空话太多，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不适宜于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他直言不讳地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从此以后，沈从文的言论就格外地受到郭沫若的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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