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韻樓集，道光元年七葉衍祥堂刻本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賈氏作“不迆”，故《疏》曰：“不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下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曰下迆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註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與？“不”者是與？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圓甚，牙皆向下迆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圓”自謂牙，輪之圓在牙。上文“轂輻牙為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迆”之誤改為“不迆”，因以疏文之“不迆”改經文之“下迆”，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註》云“周立小學於四郊”，唐孔氏本經註皆作“西郊”，【《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註》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註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設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於西郊。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今本疏文作“設置於四郊”，文理不可通，則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註者改《疏》之“西郊”合《註》之“四郊”，所仍之註非孔氏之註本也。然則《祭義》注本有二，“四郊”是與？“西郊”是與？曰：“四郊”是也。《鄭註》以“周有四郊虞庠”釋《經》四學，文理一直，並無轉折。周有四郊虞庠，即《王制》之“虞庠在國四郊”，《註》之“周立小學於四郊”也。故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引鄭註《祭義》“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註《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註》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見《祭義註》皆作“四郊”。王肅雖好駁鄭，而劉芳《表》云“王肅《禮記註》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鄭氏則不知遠近”。按鄭註《王制》“移之郊”云：為習禮於郊學，郊在鄉界之外。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肅則云近郊五十里，惟此為小異，而小學在四郊無異。故盧辨註《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劉芳《表》曰：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引《保傅篇》“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帝入大學，而總之為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竝方名之國，中謂之大學”然則四郊小學絕無可疑。再證以《王制註》“習禮於郊學，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則斷不專在西郊一處。亦可證或以《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為疑，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祭先賢專在西郊”也。西學者，四郊之一，別辭也；四學者，合四郊言之，都辭也。孔氏於《王制》依誤本“西郊虞庠”，因改此註，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經文故作四學。因用《儀禮註》“周立四代之學”釋《經》之“設四學”，以“四學中有西郊虞庠”釋《註》，謂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禮儀》“四代之學”，謂立太學於國中，不得與郊之小學糅合為四也。且以一承四，甚費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祭義疏》，改“四”為“西”，因竝改《祭義註》之“四”為“西”，《王制》經註疏之“西郊”皆沿誤不改，則《孔疏》之底本雖得，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春秋左傳》“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與之”，《杜註》曰“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二者皆出於宋本，孰為是與？曰：“皆死而賜”者是也。二人時未死也，既死而賜，故要其傳終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賜，則“傳終言之”句不可接而為贅辭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賜”者非也。然則“死而賜”於說經是與？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為其未死而賜也。云“死而賜”則杜註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實非也。云“未死而賜”，則杜註之底本失矣，而於義理有合也。《毛詩》“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正義》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婚，故君子見謂已惡也。”引定本《箋》作“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釋文》曰：“‘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按同一字而《正義》作“見謂”，師古定本作“見其”，《釋文》作“見渭”，三者孰是？曰：《正義》作“謂”是也。如《釋文》作“見渭”則不可通，定本作“見其”，亦因舊作“渭”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見謂濁”文理易憭。陸德明反說“見謂”為非“見渭”為是，茍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見謂”不誤，而義理之是非亦定矣。倘有必據《釋文》以改《正義》，則孔疏之底本失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士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冠義》同。上“鄉”字《釋文》作“鄉”，云“二‘鄉’竝音香”。二經疏皆作“卿大夫鄉先生”，賈云“《經》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卿”果孰是與？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關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為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卿士也。《鄉射禮註》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鄉大夫鄉先生，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亦即大夫之一也。同一鄉仕至大夫致仕者曰鄉先生，即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鄉飲》《鄉射》則謂之“遵者”是也。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言“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為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言“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為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必重同鄉者，死徙無出鄉，百姓親睦，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賓【小編按：賙，接濟也】，欲使一鄉之人相好如一家，六鄉六遂皆然，而後仁義著，教化行。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浹【小編按：浹，洽也】，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聖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是以賈孔非也。今若依賈孔之底本改陸氏音香之說，改二經作“卿大夫”，則賈孔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就五事論之，依今疏作“下迆”而賈不受也，依賈作“不迆”以改經而《攷工經》不受也。依《祭義》今疏“四郊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義》《王制》經註不受也。依“皆未死而賜謚”而杜元凱不受也，依“皆死而賜謚”又恐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見謂濁”而陸不受也，依《釋文》作“見渭”而《鄭箋》不受也。改二經疏作“鄉大夫”而賈孔不受也，依《疏》以改《經》及《釋文》作“卿大夫”而《經》《釋文》不受也。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註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釋文》於經註，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真見，故三合之註疏本似便而易惑，久為經之賊而莫之覺也。如近者顧千里校《祭義疏》，改“四郊”為“西郊”，孔氏之底本得矣，而遂欲改註之“四郊”為“西郊”，且云《王制》經註之“西郊”不誤，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鄭氏之底本也。鄭氏之底本失則《經》之底本亦失矣。而周制四郊小學遂不傳矣。千里又竊余曏時辨劉端臨盧紹弓據二疏改經“鄉大夫”為“卿大夫”之說，著於《禮記攷異》，而不知其詳，且又因宋本之譌字謂賈作“鄉”不誤，是又知《經》之底本而不知《賈疏》之底本也。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歸於一是也。東原師云：“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譌傳繆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繆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如孔氏“虞庠在國西郊”，所謂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也，而緣之立說，則所釋之義非其本義矣。經文之不誤者，尚懼緣辭生訓，所釋非其本義，況守譌傳繆之經耶？孔氏守唐時譌繆之本，千里又守孔氏所守，至於古本之是者確有可懼而不之信。信孔以誣鄭，誣鄭以誣經，不大為經之害也哉！凡校經者，貴求其是而已。以《祭義註》“四郊虞庠”謂之四學正，《王制》經註之“西郊”為“四郊”。攷之《大戴禮》、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杜佑諸家而無不合，以排孔氏之《疏》繆，所謂求其是也。執事以為何如？
來源：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十二，道光元年七葉衍祥堂刻本
本文編輯：思彥齋
排版配圖：饮冰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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