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我们是谁——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上）
我们今天比较容易习惯于把民族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基本事实，好像它自开天辟地以来便自然、自动地存在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直到商代末年，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充分理由说，华夏这样一个人群已经完全存在了。
图一：语言分化图
图二：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考古文化的“交互作用圈”【据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插图改绘】
图三：“三代”本据地（据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93页插图改绘）
图四：《诗经》时代诸夏分布图【据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插图改绘】
谁来决定我们是谁？凭着一个最直接的感觉，似乎就能很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决定我们是谁，甚至我们的名字也大都是父母起的。那么又是谁决定了我们的父母是谁呢？是他们的父母。由此看来，好像是这样一串血缘的链环在决定我们究竟是谁。
但如果把对人群进行界定和分类的范畴从一个家族、宗族扩大到某种更大型的人群，扩大到迄于今日为止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归属于其中的那五十六个经过官方正式认定的“民族”——我们现在填表还经常需要填写本人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那么这样一种被称为民族的集体身份范畴，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它还是由以上讲到过的爸爸妈妈的血缘链环来决定的吗？也许有人会赞同这样的回答。但在实际上，当我们要去追溯对一个大型人群集体身份的意识之形成及其发育过程时，问题就变得复杂得多了，变得与我们在界定某个个人的族群身份问题时大不一样了。
所以在中国民族史的领域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时始终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兴趣和动力的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祖先，他们究竟是怎样起源、又怎么样互相分化和融合，以致形成今天这样的分布格局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由于历史学之外几个相关学科的进展，已使我们有可能把对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所以，作为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从业人员，我给自己提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面对民族史以外的学科给予民族史的这种促进，甚至可以说是刺激？怎么去面对它们所能提供的很多概念、方法和具体知识内容，并且把它们跟中国民族史的专业研究结合起来？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又会获得怎样一些有意思的成果与结论？
在这里，需要密切予以关注的历史学以外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三种。我觉得可以称它们为揭开存在于民族史研究中诸多重要谜团的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或者说三个学术领域，第一个是分子人类学。第二个是比较历史语言学，属于语言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第三个属于社会学领域，即其中的民族社会学。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且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三个学科领域怎么样回答与此相关的诸问题。也就是说，在回答有关“我们是谁”的问题时，这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会各自给予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帮助？了解这些以后，对究竟是谁在决定我们是谁的问题，理解起来大概也就会更容易一些了。
先说第一把钥匙。分子人类学在考察史前人类的起源、分化及其分布状态的时候，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分类范畴，换言之，它以什么样的人群作为它考察分辨的对象呢？这个对象显然不可能是个人或家庭。在处理与此相关的课题时，分子人类学对其研究对象的分类范畴，往往与语言的分类联系在一起，即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不同而将他们划分为不同人群来进行分辨与考察。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母体所承继的全部遗产要素中，语言大概是最难被放弃与改换替代的。要一个颇具规模的人群整体地、自动地遗弃自己的母语而以另一种外来语替换之，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并且从未发生过，至少也是不太常见的。正如某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人们总是“倾向于非常勉强和无限缓慢地做这件事”。正因为如此，语言是我们可以寻找到的能在极大程度上反映出人群内部原始联系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征。尽管语言的边界未必一定就是种群的边界，并且任何一个操同一语言的人群事实上都早已变成了所谓混合人群，但语言依然可以作为考察原始人群起源、分化，不同原始人群的分布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乃至他们各自与现当代诸人群之间相互关系时的基本所指，或曰基本范畴。
比如我们会说，大约六千年前，活动于今日西北中国、创造了前期“仰韶文化”的群体，分化为向西扩展的原始藏缅语族共同语人群和向东扩展的原始汉语人群；我们甚至可以把分化发生之前的那个创造了前期仰韶文化的人类共同体称为操原始汉藏语系共同语的人群。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史的学者很早就发现，汉语与属于藏缅语族的诸语言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共同起源。但是光采取比较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大概永远无法回答：汉语与藏缅语族的分化，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正是分子人类学，向我们提供了寻找这类答案的最关键的帮助。
我们知道，分子人类学研究所追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是人体内的遗传物质DNA。就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主题而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经由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DNA和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储存于上述种类DNA中的遗传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从群体水平上考查和分辨各种不同语言的混合人群所具有的特殊遗传结构，分子人类学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面，给予我们了解古代人群起源、发育、分化和融合以极大的提示。
下面就让我们依据分子人类学的新近研究成果，对今天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起源、分化与融合过程作一个尽可能简单易懂的介绍。我想此前的讲座一定已经提到过，今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祖先，是在大约两三万年前到达今缅甸西部后分成不多几支，从中南半岛先后进入今中国境内的。其中横穿老挝进入北越和广西，并沿中国东南海岸线不断北上的一支，逐渐形成为说原始南岛-壮侗共同语的人群；大约六千年前，他们又分化为说原始壮侗共同语，以及说原始南岛共同语的两个人群。约三万年前与后来说原始南岛-壮侗共同语的人群各自分叉、经今缅甸-云南交界地区入滇的另一支人群内部，在两万年前左右又发生进一步的分化，由此产生说原始孟-高棉语族共同语，以及说原始汉藏-苗瑶共同语的两个人群。后者又在约一万两千年前取道云贵高原北上入川，而后又在那里分化为说原始苗瑶语族共同语和说原始汉-藏缅语共同语的两支。然后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又经过六千年，说原始汉-藏缅语共同语的人群在其迁徙所至之西北中国再分化为两支，即说原始汉语和说原始藏缅语族共同语的这样两个人群（图一）。
不过到此为止，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实际上，比原始壮侗共同语人群沿东南海岸线的北上更早，早已有另一支人群到达了今日的北部中国。他们大概在六万至四万年前就已经在藏缅走廊或其邻近地区，从先前走出非洲后沿阿拉伯海岸东行、又横跨印度次大陆的原始人群中分化出来，并且经由与其后的原始壮侗语人群大致相同的迁徙路线抵达渤海湾西部各地。从这支人群中，后来又分化出说原始蒙古共同语和说原始通古斯共同语的两个人群，但这次分化的时间目前还不克确知。
突厥语人群的起源比较复杂，这里暂且不去说它。但很值得在这里顺便说一说对所谓“阿尔泰语系”的新认识。很久以来，对是否应该把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和突厥语族的诸语言纳入同一个“阿尔泰语系”，也就是这三个语族是否在语言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共同起源的问题，在比较历史语言学家之间一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对于操这三个语族的诸多族群所进行的分子人类学考察如今告诉我们，说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诸种语言的人群之间，存在较近的共同起源关系，而他们与突厥语诸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就要疏远得多了。
毫无疑问，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实验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对上面提到的这些结论，有些可能需要进行程度不等的调整，有些甚至要作很大的更动。但是对本学科发展所可能赋予东亚或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巨大推动意义，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或低估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仰韶文化。刚才说到，创造前期仰韶文化的人群，面临着一个东西的分化，于是就产生出说汉语的以及它西面说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各人群。为什么在这中间会发生断裂呢？我们不难了解，离开关中平原再往西面走，虽然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可以用于农业耕作的土地，但像这样可以耕作的地方已很难连成一片。也就是说，在那里已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大规模、大面积的农业社会。而如果从关中再向东走，情况就大不一样。在那里，从事原始的灌溉农业，条件一点也不比关中差。主要靠风力搬运堆积起来的黄土高原和主要由河水夹带的黄土泥沙冲积而成的黄土平原，为从事原始的灌溉农业的人们提供了非常相近的生存环境。
因此，如拉铁摩尔早已指出过的那样，汉族的祖先向西拓展生存空间的活动，在某一个阶段被迫突然停顿，因为再往西走便无法进行他们所擅长的大规模的原始灌溉农业。从这次突然的停顿，到东部的人类聚集了足够能力，需要回头去进一步地开发、利用那些小片土地的时代之间，这中间还得等很长一段空隙时间。时间的空隙导致空间的空隙。原先同一个人群就此分离为互相隔离的两个群落。西半部的那个人群在越来越向西、并从那儿不断向南寻找生活和生产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放弃大面积原始灌溉农业，而发展出适合于当地环境的半农半牧或流动畜牧的生产方式，并且将比他们更早就已到达藏缅走廊的带有Y染色体遗传标记D的古人群（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操何种语言）融合在自己的群体之中。长时期的相互隔离，最终导致他们的语言与其昔日东部伙伴们所使用的语言相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其西部突然收缩的那个人群的分布区以东，本来有另外一个原始农业文化，就所谓大汶口文化或者说后来的龙山文化（图二）。结果，向东发展的仰韶文化与由东向西扩展的龙山文化，在充分的交流中间产生逐渐融合的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从华北的原始文化中间，终于产生了由原始的史前文化跨越早期文明门槛的突破，中国早期国家就这样从成百上千的一大群酋邦社会中诞生了。但这里所谓“跨越”，并不像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跨越一个门槛那样简单快捷。我们甚至还无从了解，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段，华北史前文化算是完成了向早期文明的这次跨越。总之它大约发生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上半叶（前2000年至前1500年之间）。而整个的公元前第二千纪，正可以被包括在一般人都熟知所谓“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的时期内（直到这个千纪的末尾，西周还开始不久；此后它还将有二百三十年的寿命）。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晚商之前，从史前向早期文明的跨越，肯定已经在华北社会内实现了。
所谓夏、商与西周，往往被今天的人们理解为是三个互相接续的“王朝”。这本不全错。但那时的“王朝”还根本没有秦汉、隋唐、明清这样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国家机器。当时所谓“王”或者“天子”，与秦以后中央政府的皇帝也大不一样；他们无非都是高踞于华北数百成千个“方国”（其中既有早期国家、也当有不少还是酋邦组织）统治者之上的众王之王。另一点需要加以强调是，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所谓三代，乃是此前早已经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的同一大型人群所相继经历的三个统治王朝。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三个“王朝”各自的基本力量，其实是分布在华北三地的三个不同人群（图三）。西周在关中，夏在河南及山西南部，商人的本据地则分布得更靠东面一些。而所谓华夏，就是夏人、商人和周人以及不同程度地受他们支配控制的华北各“方国”人群，经过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漫长融合，而逐渐被形塑而成的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由于他们属于数量很大的一批不同国家，所以又有“诸夏”之称，即“华夏”复数的意思。“华夏”从一个带有复数性格的专名，变成纯粹单数形式，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生的。
“华夏”或“诸夏”，可以说就是今日汉族可以追溯的最早的祖先人群。在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间段里，这个人们共同体在越来越多的交流、沟通与相互融合的过程里，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素。其中包括块范浇铸的青铜冶炼技术，以晚商甲骨文和铭刻在周代青铜器上的“金文”为代表的汉语及其书写系统，传说中由周公创设集成的西周礼仪制度，以及至今称为“夏历”的太阴历与太阳历相结合的中国农历，等等。晚商青铜器的精致华丽（有人说它们体现的是“狞厉的美”）是众所周知的。西周延续着这种青铜铸造技术，发展到西周中后期形成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又一个高峰，但它的艺术风格已经与商朝大不一样了。最原初的夏人、商人和周人究竟是否全都说古代形式的汉语，这个问题现在无从确知。但甲骨文和金文记录的无疑是汉语的书面语。至少自晚商以后，上古汉语已变成华夏人群的共同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今日汉族的前身，就这样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后期始而现身于华北。
我们今天比较习惯于把民族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基本事实，好像它自开天辟地以来便自然、自动地存在着，好像它可以完全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地存在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直到商代末年，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充分理由说，华夏这样一个人群已经完全存在了。华夏的成形，恐怕要晚至西周的时代。这样一个人群的分布范围，因而也必须直到此时才大体上可以被画出来（图四）。
制作这幅地图的基本依据，是一部叫《诗经》的经典。我们都知道《诗经》对古人来说是一部“经”，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部很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重要的史料。但《诗经》为什么还会把有关民族史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什么还会告诉我们“华夏”在那个时代的分布范围？
《诗经》分“颂”、“雅”和“风”三部分。“颂”和“雅”大都是宫廷或贵族世家举行礼仪时所用音乐的歌词，也有一些则属于贵族们的创作之类。“风”有些不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把采集民间风俗资料的活动叫作“采风”。“风”在当日，主要是各地的民歌。因为当时周天子要考察评判各个诸侯国的治绩，需要收集各地区的民间风俗习气的资料，而民风就反映在民歌里。所以民歌变成了官方收集资料时的对象之一。这些“风”当然都是用汉语传唱的；它们的形成基础，就是分布在这些地区之内、由说古汉语的人群所组织起来的地方性社会。
我们可以根据《诗经》所记录的来自各地的“风”，比如齐风、豳风、秦风、郑风、卫风等等，把华夏人口分布的各地理区域逐一复原出来。再加上《诗经》无记录（如古人早就讨论过的“鲁、宋无风”）、但可以确知属于华夏的那些地域，就能够把当日华夏人口的外部边界勾画出来。《诗经》的写作年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诗经》中的“风”就这样曲折地把处于上述时段中的古汉语人群分布的大体范围告诉了我们。这个区域，大致上包括华北的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两大灌溉农业区，其南部边界则在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南沿。而有了华夏人群分布的一个基本地理指标，处在它之外的那些“蛮夷”、“戎狄”等人群的分布地带也就被显现出来了。
必须强调的是，在《诗经》写作的几乎整个时代，华北的核心地区事实上还远远没有被汉语人群的祖先集团所铺满。这个地区内并非只分布着“华夏”诸人群。在它们之间，还存在大片的空隙；其间也活动着很多非汉语的人群，就是所谓“戎狄”或“蛮夷”。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极长的一个时期中，“戎狄”或“蛮夷”实际上是与“华夏”交错地分享华北这片土地的。大概也就在公元前六世纪，即《诗经》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候，“华夏”刚刚做到基本上铺满在这一区域，从而将华北的核心地段整个地变成了“华夏”据有的地方，并先后把其他的那些不讲汉语的人群排挤到这个地区的边缘。这个排挤过程不一定就是把被排挤者赶走，也有很多人被华夏所同化。比如在春秋早期，人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山国不是华夏，而是白狄建立的国家。但到战国后期被赵灭国时，它就几乎完全华夏化了。很多拒绝同化的人群则被驱逐到华夏边缘。
恰好是在公元前500年，《左传》在本年度的记事里载录了孔子的一句话，叫“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古代文字讲究对仗，华、夏互对，“裔”则与“夷”相为对仗。“裔”最原始的意思是衣服的边缘，引申为空间的边缘。孔子在这句话里以“夷”为“裔”，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他的年代，非汉语的人群已经在空间分布上被边缘化了。早已存在的内“夏”外“夷”观念，于是从一种文化观念或文化的态度，进而转换为一种空间分布的格局。如果“华夏”占据的只是华北的两大核心地区，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回答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华夏诸人群的周围，又分布着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呢？
关于汉语流行区在南方的边界，宋朝人有一项发现十分值得今人重视：“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见宋祁：《宋景文日记》上）。此人虽然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但他的解释却依然受到当日知识范围的局限。他只能说，这是“随方言之便”。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是以什么来分的呢？在东部以淮水分，淮水以北是华北，皆称“河”、称“水”；淮水以南属于南部中国，在那里才有“江”的称呼。再往西的分界，是汉水和秦岭。所以到明朝又有人发现：“秦岭以南之水皆谓之江，秦岭以北之水皆谓之河”（见王樵：《尚书日记》）。结合刚刚讲到的华夏分布地域，不难发现，它恰好与谓水为“河”的地区重叠。可见 “河”与“水”应该是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江”字则并非如此；宋人说它是一种“方言”，但它其实不属于汉语方言的词汇。
现在大部分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家都同意，“江”这个词实际上是当时居住在南部中国的人群对河流的称呼，最初是长江的专名，就像“河”是黄河的专名一样。逐渐地它又从专名变成一个泛指河流的普通名词。凡大一点的河流，只要不是小水小溪，就都叫做“江”。那么它究竟出于什么语言呢？这就需要借助于解开民族史上许多谜团的第二把钥匙，即比较历史语言学，以及多语种文献对读中的审音勘同方法来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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