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泓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国，长春 130012）
本文的“中国南方地区”这一概念的界定，系采用我国自然地理划分上的习惯作法，即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为中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我国的南方地区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既有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又有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既有长江三峡的激流汹涌，又有日月潭边的碧波荡漾；云贵高原与川西雪山交相辉映，东南丘陵和南沙、西沙隔海相望。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千变万化必然带来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因此，自古以来，我国的南方地区一直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据文献史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开始，三苗、九黎、百越、濮、俚、僚、僰、巴、蜀、滇、夜郎、昆明、邛都、白马、哀牢、吐蕃等古代民族都曾先后居住、活动在我国南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为后人们留下了许多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以引发无尽遐想的不解之谜。
一
中国南方地区的气候和环境非常适合早期人类的居住与生活。根据半个世纪来的发现与研究，我们了解到，从距今20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开始，便有一些远古人类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在体质特征的进化方面共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三个阶段，最后发展为现代人。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材料主要包括：巫山猿人、元谋猿人、郧县猿人、郧西猿人、淅川猿人、桐梓猿人、和县猿人、汤山猿人等直立人化石以及马坝人、长阳人、巢县人、柳江人、资阳人、丽江人、穿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
元谋猿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山梁上，共计两颗人类牙齿标本。经鉴定，该两颗牙齿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颌中门齿。[1]值得注意的是，元谋猿人的上颌门齿上具有非常明显的舌面铲形结构，这一特征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之一。尽管有关元谋猿人的年代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生存年代大约为距今170万年前。[2]
郧县猿人的化石材料共有两批：第一批材料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湖北省郧县龙骨洞的数枚人类牙齿化石；[3]第二批材料则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于郧县曲远河口出土的两具相当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4]经研究，两批材料的年代虽有所区别，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早、中期，但均属直立人范畴。
郧西猿人化石出土于湖北省郧西县城东15公里处的神雾岭东麓的白龙洞中，共计有8枚人类牙齿。从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上分析，郧西猿人的生存年代要比龙骨洞郧县猿人为晚，而大约北京猿人的年代相当。[5]
淅川猿人的古人类学资料收集自河南省南阳地区的淅川县等地，共计13枚牙齿化石，包括：下颌犬齿、上颌前臼齿、下颌前臼齿、上颌臼齿和下颌臼齿等材料。通过对该批人类化石牙齿进行观测和研究，基本上可以肯定地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其地质年代可能早于北京猿人，大抵与郧县龙骨洞的年代相当，即中更新世早期。[6]
桐梓猿人的标本采集自贵州省桐梓县的岩灰洞，包括有上颌的中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等人类牙齿化石。从形态学特征来看，桐梓猿人的牙齿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状，与北京猿人的同位牙齿比较近似，故当属直立人范畴。岩灰洞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的主要成员为华南地区中、晚更新世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从而反映出该遗存的大致年代。[7]
和县猿人化石于1980年发现在我国安徽省和县龙潭洞中，包括一件相当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和一些牙齿以及额骨、顶骨残片。和县猿人头骨代表了一例男性青年个体，其许多形态特征都和北京猿人颇为相似，特别是与以第5号头盖骨所代表的北京猿人晚期类型最为接近。和县猿人生存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绝对年代为距今约28—24万年前。[8]
汤山猿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西南隅的汤山葫芦洞。化石标本为一具不完整的人类头骨，由额骨、左右顶骨的前部、部分枕骨、完整的鼻骨、部分左颧骨和上颌骨左侧小部分组成。经对比研究，汤山猿人头骨与北京猿人的接近程度大于其与和县猿人的相近程度。据共生的哺乳动物分析，汤山猿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9]
马坝人的化石材料出土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山的一个石灰岩溶洞中。化石标本为一具残破的古人类头盖骨，属一例男性中年个体。从该化石材料的基本体质特征来看，马坝人的头骨既具有部分原始特征，又具有某些进步形状，因此将其归入早期智人范畴。此外，马坝人头骨上还表现出一系列接近蒙古人种的特点。其测年结果为距今约14万年左右，相当于地质时代上的晚更新世中期。[10]
长阳人化石是1956年在湖北省长阳县下钟家湾村附近的一个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该批化石包括一件不完整的、保留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上颌骨，以及一颗单独的左侧下颌第二前臼齿。长阳人化石上反映出的进步性质所占的比例要超过原始性质。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属于华南洞穴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铀系法测年的结果约为距今19万年前。[11]
巢县人化石出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银屏区岱山乡银山村附近。人类化石标本包括女性枕骨残片1件，男性上颌骨1件并附带有3颗牙齿，此外还有3颗单独的牙齿。该批材料所显示出的一些进步性体质特征与北京猿人、和县猿人不同，故巢县人应归属于早期智人范畴。根据伴生动物群分析，巢县人所处的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世前期，用铀系法测年的结果约为距今16—20万年前。[12]
柳江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中。全部化石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人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还有髋骨、骶骨和椎骨。除股骨比较纤细，可能属于女性之外，其余标本均属同一例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头骨上的主要体质特征中，除个别性状表现出一些原始性质外，多数特征均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比较接近，特别是与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存在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但同时又兼有某些与赤道人种相似的特点。其铀系法测年的结果出入较大，从距今6.7万年到距今22.7万年不等，但目前学术界多将其作为华南地区晚期智人的典型代表来看待。[13]
资阳人化石地点位于四川省资阳县黄鳝溪。化石材料包括一具人类头盖骨和一件骨性硬腭标本。从化石的颜色和石化程度来看，这些标本可能同属于一个中年以上的女性个体。资阳人头骨虽然具有一些较为原始的性状，但基本体质特征仍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之内。根据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其生存年代应属晚更新世。[14]
丽江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云南省丽江县城西南木家桥村附近，包括3件人类股骨和1具人类颅骨化石。经鉴定，该3件股骨标本分属两例个体，颅骨的特征表明其可能属于一例未成年女性个体。丽江人颅骨上的种系特征显示出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从伴生动物群的种类判断，其生存年代应属晚更新世的后期。[15]
穿洞人化石地点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北6公里处的一个山洞内。人骨化石材料包括一具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一件右侧上颌骨残块和一枚单独的右侧上颌中门齿。该个体可能系一名男性中年人。从化石的基本体质特征观察，穿洞人具备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的一般性特征，另外也显示出其与现代蒙古人种居民之间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从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来推断，穿洞人生存的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之末。[16]
左镇人的化石材料出土于我国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菜寮溪的河床堆积中。全部化石标本共计人类顶骨化石3件，分别代表了1例中年人和1例年轻人，此外还有一枚人类右侧上颌臼齿。根据对左镇人化石中氟、锰含量的测定，其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2—3万年前，当属晚期智人范畴。[17]
有关目前世界各大人种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学者们提出许多不同的学说。总括起来，主要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可称之为“单一地区起源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们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5—1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的人群成功地演化为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智人。由于他们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文化、技术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并逐渐在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理论可称之为“多地区起源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久远以前便存在着差异，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18]鉴于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在若干项与现代蒙古人种相关的体质特征上体现出一种“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连续发展的证据，[19]笔者认为“多地区起源论”可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按照这一理论，本文前面叙述的这些发现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化石人类至少应该是现代蒙古人种的远古祖先的一部分成员。
二
与北方地区相比，我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全新世古人骨材料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南方各地的酸性土壤加之多雨、潮湿的气候对古人类遗骸的保存十分不利。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而言，它们主要发现于南方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此外，江汉平原和三峡地区也有一些材料发现。这些古人种学资料主要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江苏常州圩墩、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增城金兰寺、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四川巫山（现划归重庆市）大溪、湖北房县七里河、河南淅川下王岗等材料。
北阴阳营组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学资料采集自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该组古人骨标本仅有下颌骨。据研究者意见，这些下颌骨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20]
圩墩组的颅骨资料出土于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镇西南圩墩村的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墓葬。圩墩组新石器时代居民在颅骨形态上的主要特征为：偏圆的中颅型、高颅、低面、阔鼻型。这些特征使其显得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在古代对比组中，圩墩组与仰韶合并组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圩墩组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也流行着人工拔牙的特殊习俗。[21]
河姆渡组的古人骨标本出土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绝对年代约为距今6000年左右。从该颅骨组的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分析，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22]
昙石山组的颅骨材料出土于福建省闽候县昙石山遗址。该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该颅骨组的主要体质特征为：长颅、中等偏高的正颅型、中等面宽、低面、窄额、较低的中眶型。从形态与测量的比较来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此外，昙石山古代居民中具有人工拔牙的习俗。[23]
河宕组的古人种学资料出土于广东省佛山县澜石乡河宕新石器晚期的贝丘遗址。河宕遗址的年代为距今四千年左右。其颅骨的基本种系特征为长颅、高颅、狭颅、低上面、狭面宽、中上面、很低的垂直颅面指数、中等偏低的眶型、阔鼻型与中颌型。这些特征表现了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该组居民中流行着人工拔牙的特殊习俗。[24]
金兰寺组的新石器时代古人骨资料采集自广东省增城县金兰寺遗址。该组仅有两具保存不太完整的头骨。[25]从形态学特征上来看，金兰寺新石器时代居民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颅骨组可以测定颅指数的仅有一例标本，而该例头骨却是短颅型。这与华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普遍具有的长颅型特点明显有别，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在金兰寺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也存在着人工拔牙的习俗。
鱿鱼岗组的颅骨资料出土于广东省南海县百西乡鱿鱼岗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从颅骨特征来看，该组居民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26]其长颅型的特点与华南地区其他古代居民相一致。此外，鱿鱼岗古代居民具有人工拔牙的特殊习俗。
甑皮岩组的古人种学资料采集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该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27]甑皮岩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大溪组新石器时代颅骨资料收集自四川省巫山县（现划归重庆市）大溪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前后。该组头骨的形态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指数为正颅型，宽高指数属中颅型，颧宽较窄，上面部较高，低眶型，中鼻型，鼻颧角较大。[28]总体来看，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七里河组的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出土于湖北省房县七里河遗址，属江汉平原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其基本体质特征与大溪组较为相似。原报告中认为七里河组与现代蒙古族的关系比较密切。[29]这一看法尚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测量性形态特征上看，该颅骨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七里河新石器时代居民具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上颌侧门齿的习俗。
下王岗组的古代颅骨资料出自河南省淅川县城南约35公里处丹江南岸红石岗上的下王岗遗址。该组颅骨包括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样品，其中以仰韶文化人骨为主，另外还有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西周时期的标本。研究者认为，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30]
三
中国南方地区地下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通过对这些化石人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支持我国远古人类连续发展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多地区起源论”的观点。例如，我国南方地区出土的直立人化石上颌门齿均具有铲形结构——这一蒙古人种中常见的特点，恐怕并非出于偶然，或许暗示出他们可能与蒙古人种的祖先类型的确存在着某些遗传学上的联系。而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马坝人的头骨上也已经存在着某些蒙古人种特征。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智人的体质形态特征在向蒙古人种演化进程中，较之早期智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某些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态细节尚未完全形成，故一般称之为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不过有些迹象表明，该阶段的人类群体之间已开始出现形态发育的地区性差异，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智人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比较接近的事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古人骨材料虽然报导不多，我们还难以根据这些资料对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的人种类型划分问题得出一个清晰的概念，但这些资料毕竟使我们至少对该地区古代居民中的一部分种族类型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曾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31]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32]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资助，作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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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划归河南省，但由于其地处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故亦属本文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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