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西方传教士进入古老的中国，他们惊讶的发现这里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却能保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对西方人士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事实上，中国不是不需要宗教，而是儒家具有宗教性，根据倪培云先生的观察，儒家的宗教性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特征：“在儒学家说中，没有世俗和神圣的截然区分，没有利已与利他的截然区分，也没有现实生活体验和道德理想的截然区分。”（倪培云《人能弘道》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1月，第58页）

相比于宗教性，儒家思想中体现的更完整的是人文精神，这是一种宗教情操，比如珍惜传统的礼乐和开启人心的动向，既能有效安排百姓的日常生活，又能提携人心不断向上超越，间接发挥了宗教才可以起到的稳定人心的作用。

每每翻开《论语》，阅读一段段精彩的对白都能感受到深刻人文关怀，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敦促我们日新其德，不断向着完美的目标前进，比如下面这一段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

有一天，孔子家里的马棚失火烧了，当孔子从朝廷回来时，仆人向孔子汇报了此事，孔子于是说道：“有人受伤吗？”却没有问到马。（《论语.乡党篇》10.17: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难道不令人震撼吗？古代的社会是有阶级的，马厩着火，受伤的是谁？当然是马车夫、工人或者是佣人。在那个年代里，身份地位低的人，人权是没有保障的。而马则是非常贵重的，就像今天的劳斯莱斯、宾利、特斯拉等品牌车一样，是一个人财力的象征。试想，当我们的车库着火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首先是车怎么样了，因为车是我们的财产，一个人关心自己的财产总没有什么错误。

但孔子却是首先问到人有没有事，在那样一个阶级分明的年代，这样的一句“伤人乎？”我们就能感受到儒家最可贵的地方在于重视人的生命，这种观念更直接的体现是对祭祀的态度。

周朝依然有人殉的习俗，但是已经开始被批评质疑。在公元前604年，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杀了鄫国的国君来祭祀社神，司马子鱼就公开反对道：古时候六种畜牲不能相互用来祭祀用大牲口来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怎敢用人？祭祀原来是为了人，人是神的主人，用主人做牺牲品，哪个客人能够享用（《左传.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孔子则是更进一步，或许我们认为从真人殉葬已经是进步了，但孔子认为这不够彻底，因为人俑有鼻子有脸，太像人了。所以他说：“第一个用人俑来陪葬的人难道自己没有后代吗？”（《孟子.梁惠王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所以如果儒家有一个基本的理念，这个理念就应该是“人”：人的潜能，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人的潜能在于，只要是人皆“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人的现实是强调修行功夫，面对艰难时世，不放弃自己的原则，“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的理想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相信人的潜能，面对人的现实，追寻人的理想。这样的人不仅与天地并立，还为天地确立意志、良心和意义，因此儒家学者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充分地发展和完善上天给予人的潜能，同时伴随着一种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替天行道，替天立道。

儒家因此成为一成为一种充满人文主义的哲学和世界观，将宗教的精神世界与世俗的现实生活调和在一起，这个调和包括知识和情感的调和、现在和未来的调和、社会和个人的调和。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调和作用，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宗教却普遍具有高尚的气质，于是儒家学者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和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意识来自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为和它的结果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论这种结果是影响自己还是他人的生活，因此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综合体的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我认为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能够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 2007年版 第41页）

彭信之

原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 20年最佳合作讲师

著有《当校长遇见德鲁克-冰山下的领导力》一书

联系人：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