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谈儒家学说

在儒家思想中，每种关系中的正确行为都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是为了让关系中的双方获益最大。从本质而言，所有人相互之间都需要承担义务，责任是相互的，关系是平等的，因此可称为“互依互惠的伦理”。

比如说，儒家的伦理思想认为行为准则规范应该具有普世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同样的规范。社会责任再大，也不会凌驾于个人良知之上，个人和自身的行为，都要追求至诚至善的境界，不受任何利弊得失的计算左右，也不可因人而异。

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政治的做法，孔子的回答言简意赅：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听完赞叹不已，感慨道：“说得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粮食很多，我有办法吃到吗？”

《论语.颜渊》12.11

另一次，鲁定公问孔子：“君主使唤臣子，臣子服侍君主，要怎么做才好？”孔子回答说：“君主按照礼制来使唤臣子，臣子尽忠职守来服侍君主”

《论语.八佾》3.19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君臣父子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儒家要求的是责任对等，君择臣，臣亦择君，子女要孝顺、尊重父母。父母也应喜爱、支持并尊重自己的子女。像“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绝非出自孔子的口中而是后世的篡改。在相互依存的伦理中，责任至关重要，而且所有责任都是对等的，“每位作为孝道榜样的儒家名士，本分的女儿背后总有无私父母的默默付出，孩子需要父母花时间和精力培养，慈父为此放弃大好前程辞官归乡的例子比比皆是。大臣宁愿丢乌纱帽，甚至冒死进谏，也要纠正皇帝的过失，皇帝则会保往忠臣的性命，而不是将其贬为庶民。”（彼得.德鲁克《生态愿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P208）

第二，君臣父子是递进的关系，是先后之后，君王首先要像一个君王的样子，大臣才会表现的像一个大臣的样子；父亲首先要表现的像一个父亲的样子，这样，儿子才会表现的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因为有了这样的递进逻辑，各方才应该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同时有自己的底线和自由。君臣之间，要以君为主，君主要对臣子负责任，做出榜样，臣子要服从君主，但如果君主昏庸无道，臣子便可弃暗投明；父子之间，要以父亲为主，父亲要为儿子负责任，做出表率，儿子要听从父亲的，如果父亲不仁，儿子也可远奔他乡；夫妇之间，丈夫为一家之主，要负起责任，做出表率 ，妻子要随顺丈夫，但丈夫要是不走正路，妻子也可改嫁。（西汉 班固等《白虎通义》）

孔子显然设想国家是更大的家庭，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君就有臣，有父才有子，此类种种角色的相互责任始终具有等级性，但却并非精英主义的。人人都要尽其本分，想想看，如果一方承担所有的责任，另一方享有全部权利，规则就势必只能由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制定。竞争变成了一场零和壹的有限游戏。有限游戏奉行“有你没我”的生存原则，这与孔子“已欲立而立人”的生存原则大异其趣。相比较而言，孔子的观点更近于无限游戏的哲学，人应当摆脱自我中心的局限，顺应天地之生机而动，这种互赖，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共生为第一原则，而责任的相互性创造了不分地位、财富和权力的真正平等。

《论语》中有很多例子也表明，对孔子而言，每个人的一生中，都相当规律性地承担二种角色的位置，我们可以把这类角色理想为施惠者与受惠者的关系，有时就同个人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君主作为百姓父母，时时刻刻应当为百姓的福祉负责，而百姓亦应回馈以忠诚，比如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是父母的受惠者，但当父母年老体弱时我们又成了施惠者，当朋友需要我帮助时，我是施惠者，当我需要帮助时，我成为了受惠者。

正是基于对先秦儒家的准确理解，德鲁克才会将儒家伦理学称作“所有伦理学中最成功、最经得起考验的一种”，这样的儒家伦理，能够形成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所无法建立的更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直达社会的底层，令社会更加稳定和谐-这才是传统儒家社会在历经改朝换代却依然延续数千年的真正原因吧。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先秦儒学在孔子之后被不断的修改，如果说孔子学说宅心仁厚，那么到了孟子时代就变得紧张而可厉。到荀子已经发生重大反转，甚至主张人性恶，一方面主张仁义礼智信，另一方面主张严刑峻法。到了西汉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时候，儒家学说变成了杂合阴阳五行法家各种学说以及儒家学说的国教，由此构成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的中国政治文化格局。到宋代出现朱熹理学更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到明代把朱熹理学变成儒家学说的中轴，科举考试以朱熹理学为正确答案标准，于是朱学在明代以后取代孔儒，成为中国严苛名教体系的核心。原本交互的责任关系变成了单向的绝对服从，这是非常典型的对孔子的曲解，失去孔儒的精神而变成了帝王专制的工具。

在历史上，随着儒家在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就变成了僵硬的教条，成为统治者限制普通民众自由的手段，而很少能够发挥其引导社会向善的功能，因此酿成的悲剧、桎梏社会变革和创造力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所以，鲁迅才会将儒家的传统怒斥为“吃人”的礼教。

1981年，德鲁克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业伦理’存在吗？”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德鲁克完整表述了自己对儒家伦理的理解：

儒家认为，普世皆同的基本伦常关系，不见得适用于现代社会，可能也不足以解决现代组织内部的伦理问题，以及组织和客户之间、顾客与组织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伦理问题。但儒家伦理思想源远流长，经得起时间考验，基本精神至今依然值得借鉴：

1、明确界定的基本关系；

2、普世的行为通则，也就是按照规定、功能和关系，而对每个人或每个组织都有约束力的规划；

3、注重做出正确的行为，而不是避免做错事情；注重的是行为，而不是动机或意图。

4、最后一点，有效的组织伦理，就是值得被视为伦理学的组织伦理，必须界定正确的行为就是：将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促进和谐、有建设性和彼此互利的关系。

彼得.德鲁克《生态愿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1，P267

彭信之

12个德鲁客 高级合伙人

原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 20年最佳合作讲师

著有《当校长遇见德鲁克-冰山下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