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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本学者对于明清两朝的分析

作品名称:《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作者简介:本书作者为上田信。上田信,1957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东京大学人文社科学研究科硕士,目前担任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曾于1983-1985年在中国南京大学留学。

主要著作有:《传统中国》,《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老虎讲述的中国史》,《中国的社会》等。

内容介绍:本书为一部通史作品,其主要内容为中国自元朝末年到清朝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然而,作者在描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切入的角度却又与其他的通史作品不同。一般情况下,通史作品所采取的线索是明了所单一的,即重大历史事件所发生的顺序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影响,多叙述而理论性不足。但在本作品中,作者除了以时间为线索之外,又在空间上加了一条线索——海洋——或者作者以海洋为纽带而提出的一个新的地理概念“东欧亚”,将海洋作为推动或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历史事件在本书中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论据的作用,所以说,本书同时也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通史作品。

作者在开篇的序言中,就说明:要将中国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体系中去认识。而这个体系,就是“东欧亚”这一地理空间,所以,本书在讲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会用一种类似于全球史观的笔法,将与中国相联系的东欧亚各国都涉及到,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独到之处。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这样一本类似于大论文,理论性极强的一本著作,到最后,作者并没有提出一个核心论点,而只不过是在每一章提出一个或几个分论点。这其实也是符合本书题材“通史”的。五百年间的历史事件,其背后不肯能具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在推动,如果强行将这些历史事件解读为同一种规律的作用并且将之作为一个大的论点的论据,则与做学问所要求的严谨二字不相符合;况且,通史,意在阐明客观的历史发展而非发表个人对于历史的论断,故而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本书的“核心”。

即使如此,这并不代表本书没有中心思想,而是说明,作者想通过此书表达的思想,并不是只有一个绝对的,确定的,而是对于这段历史有多种新的想法。在此,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明清两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王朝形态,而是继承了元朝衣钵的新型王朝形态

②明朝与清朝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元朝的遗产,但是其具体形态也大不相同

③明清时代的历史,甚至这两个王朝的兴衰,都与海洋,贸易以及交易体制有着巨大的关系

④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是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相反,明清两朝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海洋的影响,从而其内部一直在不断地发展

事实上,这几点也构成了整本书的框架。

先说第一点,关于明清王朝形态的问题。从作者的角度而言,既然将明清两个时代单独拿出,那么,这两个时代必然是存在着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共性。这个共性,作者认为是:明清两朝都是在元朝基础上建立的具有新形态的王朝。

这个新,首先体现在国号上。在元朝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号来源,无非是周朝时期天子赐予诸侯的封地的名称,如:秦,魏,晋,宋,汉;亦或者是开国皇帝在前朝的官名:比如唐,隋。然而,从元朝开始,朝代的名称似乎不再遵守之前的传统:元朝,官方称大元,其名取自《易经》的“大哉乾元”;而明朝,至今无人知晓为何以“明”为国号,按照传统,朱元璋在称帝前自称“吴王”,那么其建立政权后取名为“大吴”似乎才妥当,但其并没有如此 ;而清朝,其国名据说是为了克明朝的“火德”,故而用带有水的“清”字。总而言之,从国号来看,明清两朝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周朝所固定的中华的范围。

除此之外,无论是对外的外交或者贸易体系方面,明清两朝都继承了元朝。元朝的前身为蒙古帝国,整个版图包括亚洲的绝大部分以及欧洲的东欧一隅,后来其分裂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以及元朝,而元朝在其中处于一种类似于“宗主国”的地位,因此其他汗国向元朝朝贡,接受元朝的封赏,同时与元朝展开贸易;而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泉州港成为全国第一大海港,贸易范围包括东南亚,西亚,以及北非。所以,元朝本身的影响力范围非常广泛。

​而明朝在外交上,则试图维持元朝这种规模,虽然明朝 主要是通过强化朝贡体系来完成;而清朝与明朝一脉相承。这种对外的贸易外交体系,在元朝之前并不存在,或者说并没有被朝廷所重视。而在元朝之后的明清两朝,则继承了元朝的做法。

综上,明清两朝实际上是建立在元朝开创的体系基础上的。

关于第二点,作者分别用两个词来描述明清两朝。在序言中,作者分别加了两个小标题,“恣意的明朝”与“克制的清朝”。而“恣意”与“克制”,作者认为分别对应着“古代”与“近代”。在序言中,作者只是提到:明朝的百姓过着不知道明天自己如何,难以计划自己生活的日子;而清朝则是过着可以预测明天,同时也可以为了明天的自己而对今天合理安排的日子。

当读完全书后,会对这一点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在封建时代最为敏感的土地与税收问题上,清朝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实际考察与数据计算的基础上,且在政策上对于民众更为宽松;而明朝在这两个方面则完全延续了古代王朝的做法。

具体来讲,清朝在康熙年间实行了永不加赋的政策,在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这两个政策前后相继,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生活负担,且减缓了由于土地兼并所 带来的矛盾。

所谓永不加赋,是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年提出的一项关于土地与税负的政策。其内容如下: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丁数(即有纳税义务之人,具体为16-60岁的男子)为准,此后,滋生的人丁不再需要承担徭役,后来又增加了新增丁口不需要多缴纳丁银的措施。如此一来,则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一户人家的人口无论再怎么增多,那么其纳税的数量不变,如此一来,则大大减轻了百姓因为新增人口而多纳税的负担;二来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所谓摊丁入亩,则是彻底废除人头税,按照每户拥有的土地数量来纳税,土地多则纳税多,土地少则纳税少,而每家每户拥有的土地要经过各级部门的详细核查,防止出错,且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适合耕种的情况采取变通措施。后来又增加了其他更为详细的措施。如此一来,百姓不仅不需要承担因为人口增长而多加的赋税,而且地主所纳的税要远高于普通百姓,使得土地所有量与纳税量挂钩,让百姓感受到公平。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这两个重要的政策后来成为了定制。这样一来,百姓所缴纳的税款便相对稳定,百姓的生活压力也大为减小,所以说,清朝的这种措施,透露着一种严谨和克制,努力去避免与百姓的矛盾,努力去通过国家的权威实现民间的公平。

而明朝在于税收方面,则是完全凭借着皇帝的需要来。尤其是明朝末期,万历皇帝为了增加内廷的收入,派遣宦官去征收矿税(未经国家行政机关规定的),使得地方社会被宦官所扰乱,而地方 的行政也受到内廷宦官的干涉,破坏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再后来,明朝因为战争需要,而大肆加征所谓的“三饷”,即将三种用途 的军饷折合成税收,向百姓强行征收。

明朝的这种税收,有着很强的随意性,但凡皇帝需要,那么国家可以立即增加一类税种,而皇帝不需要,那么国家可以立即取消一个税种,这种具有很强不确定性的税收,实际山造成了整个社会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因为整个社会难以把握皇帝的喜好,他们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因为增加的税种而破产,还是会因为减税而高兴。

造成明清两朝对于土地与税收完全采取不同对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于皇帝本身的素质以及王朝的诉求。清朝的皇帝在还是皇子期间,便受到严格的教育,而明朝则没有对于皇子的专门教育。这就造成了君主在认知水平上的差距;而清朝作为一个满族建立的政权,属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统治者不得不顾及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人的感受,他们尽量避免矛盾,保持克制,以此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而明朝显然没有这一顾忌,明朝自朱元璋开始,追求的就是对社会的控制,朱元璋建立了户籍制度,使得皇帝本人直接控制国家的税收,军队,经济(不同户籍承担不同社会分工,这些户籍的人口由皇帝直接调动),而在政策上,统治者也极力证明着自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所以,所谓的恣意,可以看做是明朝统治者对于自己对社会控制力的一种展示。

第三点与第四点有很多相关之处。

一般史学界认为,明清两个朝代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达到饱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在明清五百年中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明清时代的中国,既封闭,又停滞。

但是根据作者的论证,明清时代的中国实际上在海洋的密切影响下,不仅没有停滞,没有封闭,反而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明清通过海洋,积极参与被作者定义为“东欧亚”这片区域的交易活动。前文提到,明清是建立在元朝基础上的王朝,东欧亚这片交易区,就是元朝所遗留下来的。元朝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其交易的范围包括东南亚,中亚,东亚等地。而元朝的支付体系,是通过白银的流通来支撑起来的。元朝的白银通过赏赐,以及穆斯林商人流向东欧亚其他区域,之后通过贸易与朝贡又重新流回元朝,这种循环以匀速进行,所以,虽然白银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是可以通过稳定的流通速度保证每个地区的白银都不缺

在元朝后期,由于国内的混乱导致了白银的流通中断,进而造成了整个交易体系的崩溃。而新建立的明朝,则采取了一种不依赖白银的交易方法,在国内与国际间维持整个交易体系。通俗来讲,这个方法就是以物易物。在国内实行开中法,而在国际间的交易,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朝贡贸易这一手段,即周围国家对明朝进行朝贡,朝贡使者可以带本国的特产在制定的区域与明朝的商人进行交易,朝贡体系之中的交易完全是由官方主导的。而到了后期,有发展出了一套互市体系,即部分放开民间的交易。

互市体系的开放,又受到东欧亚海域世界的影响。朱元璋在陆地建立大一统政权后,对于海上并没有实际控制,海上存在着很多与外国的交易。而朱元璋因为中国沿海受到日本倭寇的侵扰,所以采取海禁政策,海上贸易成为帝国的禁忌,成为违法的活动。

而海洋贸易的利润,驱使着一代一代人不顾法律而走向非法的海洋交易。而日本也由于战乱的原因,国内无法对海上的势力进行严密的控制。久而久之,独立于大陆世界的海上世界形成,其与大陆对立,承担着东欧亚地区的交易。

而到了明朝后期,互市体系逐渐被海域世界所控制。而参与到交易中的主体也开始增加,除了传统的东欧亚各国之外,还有西欧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

清朝消灭郑成功,收复台湾岛的同时,日本德川幕府也强化了对海洋交易的管制,自此,海域世界彻底消失,大陆政权控制了海上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易的结束,反而使得交易更加规范化,清朝在乾隆发布闭关诏书前,有四个港口以供全世界与中国交易,而发布诏书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不少港口用于与日本交易,而与西洋人的交易地则移到了广州。

所以,明清两代与世界的接触从未中断,在交易中,中国的生丝等产品因为需求量巨大而被广泛采购,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与稳定;同时,从每洲引进的红薯,马铃薯,玉米等作物由于其易于成活而被推广,解决了自古以来困扰中国的饥饿问题;而每洲的辣椒等作物通过贸易传入中国,也丰富了中国的饮食。

以上,便是作者在本书中主要阐述的观点。

评价:本书的行文流畅,且作者每提出一个观点,都能列举出数个历史事件作为论据,可谓是论述结合,有理有据;同时,作者对于各个历史事件的衔接也把握非常合理,不至于给人太大的跳跃感。

总体而言,本作品中所设计的理论,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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