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右）与姚承光师叔练习意拳抢步
笔者：刚才说到您为了这个拳辞职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老师：1981年的时候，我和姚老师刚从上海回来。北京市要开展散打。吴彬要把我调过去搞散打，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技击研究会。可是我们厂说什么也不放。吴彬就给我出主意，说你只要能借调过来两个星期，我就有办法给你调过来。可是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没有办法。后来见我实在过不来，吴彬才调梅惠志过去。
笔者：这应该是个发展意拳的机会。
崔老师：是啊。我当时要是一咬牙就辞职也行了。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别扭，从那以后，我工作上就不再积极了。不久我就以各种借口不怎么上班了，几乎天天跟姚老师到土城练拳。那时候平时就我和光子。有时候普雷、小南他们也过来。荣子那会儿已经结婚了，不跟姚老师在一起住。敖（石鹏）大爷看我们这么练，心疼我们，就买些猪蹄、排骨、腰子，师母就给我们炖上，里面搁上点海带，给我和光子补充营养。要是腰花儿，师母就给我和光子一人炒一盘，必须吃。吃腰花儿还有意思呢，有时候姚老师高兴，等师母给我们炒完以后，他亲自下厨房也炒一盘给我，说：“瑞彬，你吃完你师母炒的，你再尝尝我给你炒的……”
笔者：前面您说过在先农坛体育场集训的时候，除了科研，姚老师曾经利用意拳的训练方法，指导过很多体育竞赛项目，您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崔老师：1981年底、1982年初，北京市体委科研所成立意拳研究组，进行了大量的运动方面的试验，把意拳的训练方法应用到其他的体育项目之中去。修瑞娟那个“微循环系统是人的第二心脏”的科研论题，我们就帮她做了很多试验，证明她那个论点是正确的。还有，我们到国家体委，我记得当时有我、光子、高长友，在跑步机上，和田径运动员一起跑一千五百米。跑之前都做了血压、脉搏等方面的测量，跑完以后，看谁用最快的时间恢复到跑之前的状态。虽然我们没有运动员跑得快，但是我们已经尽全力了。我恢复得最快，用了四分钟多一点，就恢复到平静状态了，就用站桩和试力恢复。运动员用他们的方法需要十二分钟才恢复到平静状态。事实证明，恢复的时间越长，就越影响他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姚老师帮助我们国家亚洲铁饼三连冠李伟男训练。他当时要想参加世界大赛，必须突破61米大关。那天，李伟男的比赛和训练录像拿到意拳研究组，让我们看。姚老师问我：“瑞彬，你看他有什么毛病？”我就注意看李伟男在铁饼出手的一瞬间。我说：“他的头折着呢。”姚老师一笑。凡是投掷的项目都一样，出手的一瞬间，你上下的力没有，离心力就减弱。这就好像一个车轴，轴弯了轱辘怎么转？姚老师帮助李伟男训练铁饼，当然是用意拳的训练方法辅助他训练。
笔者：都用了哪些意拳的方法呢？
崔老师：除了教他站桩解决他自身存在的问题，另外根据铁饼的运动形式，在他铁饼出手一瞬间之前的动作，就让他空着手做，手里没有铁饼就跟做试力一样。如果是右手拿铁饼，你的左手就要和右手呼应起来，你左手向外伸展的意识、意境的远近很关键。所以说，意拳的训练，不简单是在那儿站桩啊、试力啊。就说站桩一点，它已经是精神、生理、心理三者合一的训练了。这三者的关系也像一个圆，相互影响。在北京市体委科研所这段时间，姚老师是非常想通过这个契机，把意拳的训练方法，结合到现代体育竞技中去，帮助他们提高成绩。1981年的大年初三，那时候姚老师住在小关。中午吃完饭我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北京市体委和国家体委的两位负责人，正在和姚老师谈话。我就听姚老师说：“让我给你们训练拳击没有问题，我给你训练三年你要几块金牌？我给你训练五年你要几块金牌？你说个数。我没有别的条件，就一个条件，我训练就要听我的，你别给我派指导员。”
笔者：姚先生的“教练员中心制”在那个时候肯定行不通。
崔老师：所以，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以我现在培养人、训练人的体会来说，没有这个指导员还不行。因为人的思想工作最难做。但是，指导员要摆正位置，不能越俎代庖。
笔者：现在看姚先生，我认为在这方面，他的意识之新，视野之广，思想之超前，堪称中国传统武术的先驱。
崔老师：姚老师给射击队讲课，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射击的三点一线，决定了它前后是主要的，就跟人上下是主要的一样。举枪瞄准靶心的时候，枪肯定要上下左右地晃。姚老师就告诉队员，让枪口和靶心发生联系，拉上劲儿，这条线拉得越直，瞄得越准，这个劲儿拉得越强，晃动就越小，这叫“精神杠杆放大”。事实证明，那些队员后来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姚老师还给国家足球队讲课，给游泳队讲课，给举重队讲课。那时候除了训练之外，科研所经常让我们写一些关于“意拳如何结合到其他体育项目训练中去”的文章。国家体委科研所的游泳教练于仙贵先生，听完姚老师的讲课，对意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是搞研究的，他就跟姚老师学，把意拳的东西运用到游泳训练中去。至今他始终不忘姚老师的指点。后来他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让我有时间过去，一起继续研究这个东西。他到美国去交流都要说到意拳，这一点难能可贵。那会儿周日在小花园练拳，有一次姚老师给足球队讲完课，把我从小花园叫到荣子家，那段时间，练完了都去荣子那儿。吃饭的时候，姚老师对我说：“这个（指给足球队等讲课）今后我不能常去，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该你们去你们就去。”张立德曾经是咱们国家拳击界的北拳王。他对姚老师非常佩服。1980、1981年的时候，星期天他一有时间就去展览馆找姚老师，也跟我们练。我看见他每次见了姚老师都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张老师是货真价实的实战家，是大行家，也是紧跟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的拳术家，人家知道谁的本事大，谁是真功夫。他把意拳的栽锤，用到了他的拳击里。
笔者：在科研所怎么做实验呢？
崔老师：在科研所做实验的时候，我们身上插着很多线路，和仪器连在一起。我们都站撑抱桩，姚老师也站。我们站桩在仪器上显示的是一条起伏跳动的曲线，姚老师的就是这么宽（约两寸）一道带子，什么也没有。医生非常不理解，看一眼仪器，看一眼姚老师，看一眼仪器，看一眼姚老师……虽然姚老师就是那么一道带子，可是他头上在冒汗，说明他身体里在高速运动。在先农坛集训时，一位搞田径训练的贺教练看到姚老师光着膀子在那儿边走边练，不发力的时候，姚老师身上完全是松弛的，只要一有发力动作，他后背上就会立刻出现一条一条的肌肉。对此贺教练十分惊奇。带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洗澡，我看到姚老师的小腹真跟一个气球似的，非常圆。这里牵涉到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小腹松圆，一个是小腹常圆、一个是小腹实圆。
笔者：现在很多练意拳的人，他们并没见过王老，只是听说或是从文字的形容上看，都在追求所谓王老搭手就让人飞起来的那个力、那个东西，并为之津津乐道。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崔老师：这样的追求并没有错。但你不要盲目地追求。你要明白那个过程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训练方法。就好像咱们要上房，就得有梯子，梯子就得有牚儿。需要几个牚儿才能上房，是根据不同人不同素质来决定的。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王老安了三个牚儿；姚老师给搁了五个牚儿；到了我这里，这梯子我可能给它搁八个牚儿。这也是客观规律。因为时代发展了，科学在进步，但是人在本能上却退化了。像意拳虽然重精神、重意感、重体认功夫，但它更重自然力的训练。人的本能退化了，功夫的提高自然就不如前人，所以就更应该在训练过程中，循序渐进，才有可能掌握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王老说：“一抬手、一提足，你要干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中间过程、现象，又是什么？”你从一开始不会发力，到你能发力，而且还能放人，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笔者：这里还应该有很多言传身教的诀窍。
崔老师：是。比如说我在乡下跟姚老师练技击桩的时候，对身体既要挺拔，胸又要微含，总是做得不到位，姚老师说“你摸摸我这儿。”他在那儿站技击桩，我一摸他的心窝，立刻就明白了。再站，里面的东西一下就找着了。再比如姚老师给我们示范打沙袋，讲那个力怎么发。他说：“你们不但要看我打沙袋的动作，还要看我的神态。”就是他打拳发力那一瞬间的神意，你一看，再练就不一样了。
笔者：卜恩富先生曾经跟刘普雷老师说起王老和王老的那些弟子们。卜先生说：“王先生的弟子里。一个宗勋、一个道新，我惹不起，其他的远了打近了摔……。”北京的老一辈武术家们，很多人提起姚先生都以“拳阎王”称之，对姚先生在拳学上的造诣，十分敬佩。
崔老师（点头）：姚老师的过早离世，对意拳的损失不可估量。否则，意拳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当年，姚老师从和平里医院转到安贞医院的时候，因为之前霍震寰先生和姚老师已经商量定了，要拿出三百万给姚老师搞一个训练基地。姚老师住院以后，霍震寰先生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我和张（中）师叔、敖大爷三个人去看房子。看的是西单民族宫对面文昌胡同的一个院子，有四五间房子，院子一百多平米。当时，我们就想把这个院子买下来。后来，因为有一部分人提出来，要发展意拳，就要拿这笔钱以商养武，要拿着这笔钱先做生意。姚老师认为霍震寰拿出这笔钱就是为了发展意拳，要经商人家也不给你，你也不会经商。有一天我在医院陪着姚老师，他在病床上给霍震寰先生写信，我看到信上写着：“这笔钱就是为了发展意拳而用，不能乱用。没有我的话，这笔钱谁要也别给……”姚老师写完这封信，让我给发的。没有多久，姚老师病逝。这件事就放下了。
笔者：姚先生是壮志未酬。
崔老师：姚老师住院期间，我和光子、荣子、虎子（李鸿锦）、学政、魏玉柱，我们几个人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姚老师说：“咳，我这一病呀，也都耽误你们了。”所以，虽然他打着点滴，还让我们在一边练，他给看着。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做那个大的提按试力，姚老师说：“你还得放大……还得放大……再放大……哎，行了。”他告诉我：“你记住了啊，这就是鼓荡力。”那时候他跟我讲，以后那些老人儿我应该怎么去处，那些年轻一辈的我应该如何，这个拳里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说到了。看到姚老师已经快不行了，一天，有我和敖大爷在他身边。敖大爷说：“瑞彬，你还不问问你老师有什么交待的没有。”姚老师躺在床上，示意我跪在床前。他说：“该说的我以前都跟你讲了，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他说：“你要记住了，别松劲，好好练，就行了。”
笔者：我听很多人讲，姚先生之所以过早的去世，是因为那么多年，各种政治运动的摧残，精神极度压抑造成的。
崔老师：文革期间的残酷我们都经历过，而姚老师在拳学上有他的抱负和理想，由于那种历史的原因和环境的压迫，一直不能实施自己的抱负，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当时转到安贞医院的时候，好多老人儿（姚老师的那些师兄弟）在一起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同意动手术。我和一些人就主张动手术，我说：“动也得动，不动也得动。动还有希望，不动一点希望都没有。”结果最后决定动手术。动完手术之后，主治大夫把我、敖大爷、师母还有光子四个人叫出来，跟我们讲，姚老师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不能动了。大夫只是给姚老师做了胃嘴儿改造，可以吃一些流食。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姚老师还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姚老师住院期间，北京市武协给予了姚老师大力的关怀，在用药上全力支持。因为有些药物是分等级的，像蛋白球蛋白，现在不算回事了，那时候非常紧张，不够级别不给你用。北京市武协就给开证明提供一部分，霍震寰先生也从香港买这些药物给姚老师。这样，姚老师从1984年的9月住院到1985年的1月11号去世，前后近半年的时间。姚老师去世的时候，我没在。这也是至今想起来让我负疚的事情。那些日子，赶上我奶奶也不行了，家里让我回去守着。我还跟光子说：“老头儿这儿有什么事你赶紧通知我。”可能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吧，一忙，也找不到我了，所以老师去世那天光子也没通知我。我们给姚老师办完事儿后，老师兄许汝海在小花园见到我，一见面就骂我，他说：“你他妈跑哪儿去了？老师临死之前老念叨你，找你也找不着！”我听说那天在场的先是敖大爷、家骢、光子他们。快不行的时候，许汝海他们去了。让光子去马甸家里取东西，等光子回来后，老师已经没了。（说到这里，崔老师的神情有些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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